英國政壇“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在週一去世，享年87歲。她讓英國走上了右傾的經濟道路，帶領自己的祖國取得了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勝利，還幫助引領美國和蘇聯度過了冷戰結束前的艱難年月。
她的發言人蒂姆·貝爾(Tim Bell)表示，撒切爾夫人死於中風。數月來，她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還患有老年痴呆症。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在她逝世後表達了自己的敬意，他縮短了對歐洲大陸的訪問行程，提前回到英國。伊麗莎白女王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授權為撒切爾夫人在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舉行“禮儀葬禮”（其規格比國葬低一級），並享有儀仗隊禮遇。白宮在聲明中表示，“世界失去了自由的偉大捍衛者之一，美國也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撒切爾夫人是英國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也是現代史上第一位執政西方大國的女領袖。大膽進取、冷靜堅強的撒切爾夫人帶領她所在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連續三次贏得大選，總共執政11年——從1979年5月到1990年11月——其任期長於20世紀的任何一位英國政治人士。撒切爾夫人為深受通貨膨脹、預算赤字和工業動盪之苦的英國開出的苦澀經濟藥方讓她經歷了民心背向的大起伏，最終，她自己的內閣大臣在她執政的最後一年群起而反之，而她在下議院對進一步融入歐洲的提案大聲高呼“反對！反對！反對！”
但在她離任之際，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已經擁有眾多追隨者，甚至連一些最反對她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對她心懷敬重。撒切爾主義的理念是：經濟自由和個人自由是相互依存的；承擔個人責任和勤奮工作是國家繁榮的唯一途徑；自由市場民主政體在面對攻擊時要寸步不退。
在國內，撒切爾夫人的政績是不容置疑的。她使得工會風光不再，迫使工黨放棄了對國有化行業的支持，讓該黨不得不重新定義福利國家的角色，並讓他們接受了自由市場的重要性。
在付出巨大代價打贏二戰之後，英國就一直在走下坡路。而她在國外為英國贏得了新的尊重。離任之後，她被授予凱斯蒂文撒切爾女男爵(Baroness Thatcher of Kesteven)的頭銜。但在她當政的頭幾年，甚至很多保守黨人都擔心她的當選可能是一個嚴重錯誤。
1980年10月，在她首次任期的第17個月，撒切爾夫人遭遇了困境。當時的英國面臨著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企業凋敝和民眾失業局面。種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髮酵，帶來了不詳的預兆，甚至連她的親密顧問也擔心，她在遏制通貨膨脹、出售國有化行業和放鬆經濟監管方面的舉措會給窮人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削弱中產階級的力量，並引發混亂。
溫和派在當月的保守黨代表大會上抱怨，如今領導他們的是一個無視基層現狀和現實政治緊迫性的自由經濟理論家。眼看著民心在不斷喪失，內閣成員發出警告，稱現在到了妥協之時。
但是在撒切爾夫人看來，他們真是大錯特錯。她曾常說，“我不是一個尋求一致意見的政客，我是一個有著堅定信念的政治家。”
在一次黨內演說中，她借用克里斯托弗·弗賴伊(Christopher Fry)名劇《她不會被燒死》(The Lady’s Not for Burning)的劇名，堅稱她決意推行自己的政策。她說，“如果你們想動搖，你們就動搖吧。但是，她不會動搖。”
她的強硬態度收到理想效果。保守黨內訌平息，黨員堅定了立場，她也繼續前進並獲得巨大成功。她把素有安於現狀之名的保守黨變成了一個改革黨。她的政策使得英國商業重獲活力，推動工業增長並且壯大了中產階級。
但是她的第三次任期卻充滿挫折。由於存在關於貨幣政策、稅收及英國在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內地位的分歧，她的政府放棄了在反通脹及反失業方面艱難取得的成就。由於她堅決反對擴大英國對歐共體的參與，在又一次保守黨內訌中，她被迫出局。彼時，英國經濟已經陷入衰退，她的名聲也被玷汙。
對於她的政敵來說，她正如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政府財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所言，是朵“特權狂花”(La Pasionaria of Privilege)，她痛斥貧困的邪惡面，但面對窮人時卻一副鐵石心腸，對其苦難毫不同情。她的對手說，她的政策非常殘酷且目光短淺，擴大了貧富差距，並且加重了最貧困者的苦難。
她對蘇聯深惡痛絕，而且她堅持不懈地呼籲更新英國的核武器，這加重了人們對核戰爭的恐懼，甚至引起保守黨內溫和派人士的擔憂，也引起了克里姆林宮的注意。她在1976年發表一次強硬演講後，蘇聯媒體給了她一個綽號：鐵娘子。而她則以此為 榮。
但是，事實證明，當她看到機會時，她也會彎腰去抓住它。當時，蘇聯的新一代領導人米哈伊爾·S·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很快就要接掌大權，她成為了最早認清這一點的西方領導人之一。於是她邀請戈爾巴喬夫於1984年12月訪問英國。她當時宣佈說，“我喜歡戈爾巴喬夫先生，我們可以一起共事。”那次訪問三個月後，戈爾巴喬夫成為了蘇聯最高領導人。
她與蘇聯新領導人的良好關係，及她與羅納德·里根總統(Ronald Reagan)的友誼，使她在美蘇就終止20世紀80年代軍備競賽的緊張談判中，成為了聯繫白宮和克里姆林宮的關鍵橋樑。
她既活力四射又善於雄辯，很少願意讓步，也痛恨妥協。與她觀點相左的同事，常常被淹沒在論據的海洋中，在這種時候，很多人會說，其人被“手袋砸暈了”。
1999年，首相特別顧問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回憶道，“她的標準很高，她希望人人都各司其職。但還是有一點區別。她對部長們比對她的幕僚更嚴格。對方的位置越低，她的態度也就越好。”
雜貨店主的女兒
1925年10月13日，瑪格麗特·希爾達·羅伯茨(Margaret Hilda Roberts)出生在倫敦北部100英里處的林肯郡格蘭瑟姆。她的父親阿爾弗雷德·羅伯茨(Alfred Roberts)是鞋匠的兒子，他是衛理公會牧師，也是當地政客，並擁有一家雜貨店。一家人就住在雜貨店樓上沒有熱水的房子裡。她的母親叫做比阿特麗絲(Beatrice)，她的姐姐叫做穆里爾(Muriel)。夫妻二人養育瑪格麗特和穆里爾，讓她們恪守衛理公會教義：個人責任感、勤奮工作及傳統道德觀。
撒切爾夫人從小在其父膝下了解到了政治，後又參加了父親作為獨立候選人競選市政官和區議員的競選活動。她說，“政治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她贏得了凱斯蒂文和格蘭特姆女子中學(Kesteven and Grantham Girls School)的獎學金。1943年，17歲的她考入牛津大學(Oxford)薩默維爾學院(Somerville College)，學習化學專業。由於牛津大學辯論社在1963年之前不允許女生加入，年輕的撒切爾夫人便加入了牛津大學的保守黨協會(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並於1946年成為協會主席。1947年，她從牛津大學畢業，後繼續攻讀化學專業碩士學位，之後成為了一名化學研究員，並開始學習法律。
政治對她產生了更強的吸引力，23歲時她被選為保守黨議員候選人。不久後的1949年，她與成功的商人丹尼斯·撒切爾(Denis Thatcher)相遇。丹尼斯·撒切爾曾是一名炮兵部隊軍官，因為在二戰期間的英勇表現而被授予勳章。1951年12月他們結為夫婦。1953年8月，撒切爾夫人產下一對雙胞胎，馬克(Mark)和卡蘿爾(Carol)，他們以及家族的第三代都還在世。（丹尼斯爵士卒於2003年）同年12月，她取得了律師資格，業務領域為專利和稅法。隨著這對夫婦的生活富裕起來，撒切爾夫人取得了經濟獨立，開始全身心投入到政治當中。她在1993年出版的回憶錄《唐寧街歲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一書中寫到，“首相的工作是孤單的。必須這樣；因為站在人群中是無法領導的。但是和丹尼斯在一起，我從不孤獨。”
1964年，醜聞、經濟不景氣和內部矛盾令保守黨精疲力竭，在競選中輸給了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領導的工黨(Labour Party)。但是，隨著經濟蕭條的加重，工會也變得更加激進，1970年威爾遜在大選中輸給了保守黨領導人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希斯發誓要用“無聲的革命”取代共識政治，減少國家在市場中的角色，並馴服工會。
希斯任命撒切爾夫人為教育大臣。作為一名保守黨內閣大臣，她與英國大學體系中的預算削減進行了鬥爭，還推動在貧窮地區重建學校體系，她的這種熱情“會讓最優秀的社會主義者黯然失色”，1989年的一部重要傳記《鐵娘子》(The Iron Lady)一書的作者兼記者雨果·楊(Hugo Young)這麼寫道。
然而，讓她聞名全國的卻是限制向學生免費提供牛奶的舉措。雖然貧窮孩子不受這一限制的影響，而且此前的工黨政府也曾減少對學校的免費牛奶供應，但反對派卻大肆向她發起攻擊。當她在國會里為此辯護，稱這麼做有助於為其他更有意義的項目提供資金時，卻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小報給她貼上“牛奶掠奪者撒切爾”(Thatcher the Milk Snatcher)的標籤。她的孩子們也在學校裡遭到嘲弄，她的丈夫由於擔心她和孩子們承受的壓力，勸她退出政壇。
政府在牛奶問題上態度強硬。但是隨著經濟形勢愈加惡化，希斯做出了讓步，在通脹飆升時時對工資和物價進行了控制，這引發了罷工浪潮。希斯的大轉彎還激怒了保守黨的右翼。而且，事實證明這些措施無濟於事。1973年阿以戰爭爆發之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大幅提高石油價格，致使通脹愈演愈烈。1974年冬天，威爾遜重新上臺。
次年12月份，保守黨修訂了選擇領導人的規章，並允許黨內普通成員參加一系列投票。撒切爾夫人宣佈參選，許多人當時認為這是政治上的魯莽之舉。英國的立博博彩公司(Ladbrokes)把她獲勝的賠率定在1賠50。
撒切爾夫人的競選活動氣勢逼人，她在第一輪投票中以130票比119票領先於希斯。這個領先優勢不足以讓她成功當選，但希斯被迫退出了競選。在1975年2月11日的第二輪投票中，撒切爾夫人打敗了其他競爭對手，他們都是男性。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成為歐洲病夫。普通納稅人幾近一半的收入都歸了國家，政府決定著英國三分之一勞動力的報酬，這些人受僱於國有化的行業。1978年末和1979年初，罷工讓英國陷入癱瘓。隨著“不滿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的持續，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因不信任動議的通過而宣佈於5月3日舉行選舉。
在民意調查中，被稱作“陽光吉姆”(Sunny Jim)的卡拉漢的支持率高於撒切爾夫人。但在選舉當天，保守黨贏得了43.9%的選票，工黨和自由民主黨(Liberals)的得票率分別為37%和13.8%。這是戰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右擺”。
撒切爾夫人迅速開始行動。“我是帶著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目標就任的，”她後來說，“把英國從一個依賴型社會變成一個自立型社會，從一個‘拿來給我’的國家變成一個‘自己動手’的國家。”
那是一個痛苦的開始。所得稅削減的好處被汽油稅的上漲抵消了，銷售稅引發通貨膨脹。隨著她削減了對困難行業的補貼，失業形勢蔓延。收緊的貨幣政策使得利率上漲至22%，導致英鎊升值，阻礙了國內投資，削弱了海外競爭力。破產企業創紀錄地達到了1萬家。撒切爾夫人表示，要用數年時間才能讓英國擺脫社會主義帶來的破壞。她警告說，“情況在好轉之前還將繼續惡化。”
失勢
1990年11月，保守黨內部爆發衝突。傑弗裡·豪(Geoffrey Howe)是撒切爾夫人1979年第一屆內閣的最後一名倖存者。他當時是副首相，素以忠誠而出名，但在英國對歐洲的政策上，他與撒切爾夫人意見相左。那時，兩人之間的分歧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另一位大臣肯尼斯·貝克爾(Kenneth Baker)回憶說，在一次內閣會議上，“瑪格麗特對傑弗裡非常無禮。對傑弗裡而言，那是最後一根稻草，他當天晚上就辭職了。”
第二天，傾向於與歐洲更緊密合作的前國防大臣邁克爾·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宣佈，他將挑戰撒切爾夫人黨內的領導地位。11月20日，就在撒切爾夫人赴巴黎參加峰會時，保守黨舉行了投票。對撒切爾夫人來說，民調的支持率在下降，投票結果也是令人沮喪的：雖然她以204對152的投票結果戰勝了夏舜霆，但根據保守黨的規定，這樣的優勢不足以保住她的位子。
為此，這場角逐變得非常開放，並在隨後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折點。就在撒切爾夫人在唐寧街10號與家人朋友一起等待投票結果時，她得知夏舜霆已經輸給了聲調柔和的財政大臣約翰·梅傑(John Major)，而後者是她的一個門生。當有人評論說，她的同事們不體面地動搖了，她回答說，“親愛的，這就是政治。”雖然撒切爾夫人一開始發誓將在第二輪投票中“繼續戰鬥，直到勝利”，但她最終被勸服退出了選舉。經過與女王的交流、與其他世界領導人通話，並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發表了最後講話，她於1990年11月28日辭職，流著淚離開了唐寧街10號，她感覺自己受到了背叛。
下野之後，撒切爾夫人去了很多地方，在巡迴演講中吸引了大批觀眾。她加入上議院(House of Lords)，成為凱斯蒂文女男爵。她寫了回憶錄，並投身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基金會(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的工作之中，這個基金會的成立就是為了傳播她一直以來推崇的價值。
她在表達想法時依然直言不諱。伊拉克於1990年8月2日入侵科威特。在她任首相的最後幾個月裡，她支持喬治·布什(George Bush)總統構建一個聯合國的聯盟以反對伊拉克的行徑。在入侵發生時，撒切爾夫人在科羅拉多的艾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與布什以及其他世界領導人會晤。“喬治，記著，”據說她這樣對布什說，“現在可不是怯懦不前的時候。”
退休後，撒切爾夫人繼續呼籲，面對侵略行徑應毫不動搖，在20世紀90年代初，她主張西方干預並阻止發生在巴爾幹半島上的種族紛爭和流血衝突。“9·11”恐怖襲擊發生後，她支持喬治·W·布什總統(George W. Bush)的政策，對資助恐怖活動的政府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她還支持了那場趕走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戰爭。
據她的女兒說，撒切爾夫人那時已開始出現失智症的症狀，這一疾病最終擊垮了她，也成為2011年那部廣受批評的以她為主題的電影《鐵娘子》(The Iron Lady)的重點，片中由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出演撒切爾夫人。
但在她頭腦還清醒的時候，撒切爾夫人從來沒有停止她的反歐洲言論。“在我一生中，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歐洲大陸，而所有的解決方案都來自於世界各地的英語國家，”她1999年在保守黨的年度會議上說。這番話不出意外地引來一些人的憤怒，但一如往常，很少有人會懷疑撒切爾夫人言不由衷。
她在批評她的繼任者時也毫無顧忌，包括她對梅傑處理經濟問題的不滿。她的坦白常常讓保守黨人尷尬。在很多人看來，比起她的前門徒，撒切爾夫人更偏愛工黨新領袖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
這種看法並不意外，自從在1997年擊敗梅傑，布萊爾從某種方面來說強調了撒切爾夫人政策的勝利。布萊爾領導他的“新工黨”獲得勝利，他在競選綱領中承諾讓商業脫離政府的限制、結束影響投資的稅收項目，並減少對國家的依賴。
撒切爾夫人的傳記作者雨果·揚在1999年的一次採訪中說，她的政治遺產，“從很多方面都被布萊爾政府全盤接受。這落實了她曾經說過的：‘除非工黨變得像保守黨一樣，成為一個資本主義政黨，否則我的任務就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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