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華為“談虎色變”，死死咬定華為有政府背景，產品有所謂的“後門”。到目前為止，美國遲遲拿不出針對華為的實證，而西方情報機構進行非法竊聽的行動，卻時不時見諸於媒體報道中。
2013年夏，美國中情局（CIA）前職員斯諾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在香港向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和美國的《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披露了美國國安局（NSA）的監聽項目——“稜鏡計劃”（PRISM）。
斯諾登曝光的細節令整個世界震驚譁然。當時，默克爾在獲悉自己的手機也是被竊聽的目標時，說了一句至今餘音繚繞的名言：“竊聽朋友，這可不行”（Ausspähen unter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
最近，德國電視二臺（ZDF）的背景調查專題節目“直擊21”（Frontal21）、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瑞士廣播電視臺（SRF）聯合推出了有關又一起“竊聽醜聞”的調查報告。
“盧比孔行動”和“密涅瓦計劃”
筆者承認，猛一聽到“盧比孔行動” （“Operation Rubikon”）這個名稱，首先聯想到的是德國作家普呂格（Andreas Pflüger）的偵探小說和據此改編的電影。
真有同名小說，但現實比小說更精彩，圖片來源：bucher.de
其實，“盧比孔”（英文：Rubicon，德文：Rubikon，意大利語：Robicone）是意大利北部一條約29公里長的河的名稱。在古羅馬時期，該河是意大利本土和山南高盧的分界線。
那麼，這個河名與情報機構的竊聽又有什麼關聯呢？
看了德國電視二臺的報道才知道，“盧比孔”不僅是一個河名，還有一個典故。
西方有句成語叫“渡過盧比孔河” （英文：crossing the Rubicon/德文：den Rubikon überschreiten），此話的背景是古羅馬時期凱撒和龐培之間進行的內戰。
按照當時的法律，誰率軍向南越過此河，即被視為挑戰羅馬的“叛變”行為。有鑑於此，當時任高盧行省總督的凱撒在公元前49年決定越過盧比孔河前，一直非常猶豫，但最後還是扔下那句名言：“骰子已經擲下”（Alea iacta est）。
在當時的語境下，這句話翻譯成中文，大概就是“破釜沉舟”的意思。但在西方文化和語言中，這條河的名字從此便含有“越界”和“破戒”的意思。
由此可見，德國聯邦情報局（BND）當年給那次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合作冠以“盧比孔行動”代號時，非常清楚自己如此規模地在全球進行竊聽是嚴重的“越界”和徹底的“破戒”。
如果說德國人做此事時還有些“良心不安”的話，那麼，美國人的表現卻相當的不以為然。他們給自己的行動取了個聽似很“古典”的雅名：密涅瓦。“密涅瓦” （Minerva）是古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和戰神，相當於古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娜（Athena）。
如此取名，可以想象美國中情局對該項目的構思和效果是相當自豪的。他們一直將其稱為“世紀妙招”（der Aufklärungscoup des Jahrhunderts）。
有趣的是，與密涅瓦女神密不可分的是她肩頭那隻貓頭鷹。在古希臘文化中，貓頭鷹象徵著智慧，敏銳和警覺。德國電視二臺這次啟動調查時，故意給自己的項目取了個代號：“貓頭鷹”
在數月的採訪過程中，三家媒體的記者走訪了歐洲、北美和南美的不少當事人和專家學者。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們中的許多人不願意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但也有人首次公開談論德國聯邦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這個多年合作項目。
德國總理府前情報總管施密特鮑爾（Bernd Schmidtbauer）至今依然認為，當年的“盧比孔行動”讓世界變得稍加安全了些。
英國考文垂華威大學（Universität Warwick）的國際安全政策教授奧爾德里奇（Richard Aldrich）甚至稱“盧比孔”可能是情報史上“最大膽，最醜陋，也是最重要的行動”。
而這個竊聽行動的成功，離不開中立國瑞士的一家公司的存在。
神秘的“克里普陀公司”
“克里普陀集團”（Crypto AG）是一家生產加密儀器的瑞士公司，創辦於二戰時期，總部設在瑞士楚格州（Kanton Zug）的小城市施泰因豪森（Steinhausen）。
老闆哈格林（Boris Hagelin）是位俄裔瑞典籍發明家。他製造的體積較小的加密裝置獲得美軍的青睞，掙了第一桶金，也奠定了他與美國情報機構幾十年的合作關係。（CIA和NSA分別在1947年與1952年才正式成立，哈格林與美國情報機構建立“交情”應該比這兩個著名機構本身還要早。）
哈格林，圖片來源：www.cryptomuseum.com
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期間，世界各地對克里普陀加密器的需求很大，客戶遍及五大洲。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準備退休的哈格林打算出讓自己的公司。消息傳到德國總理府，當時的勃蘭特政府認為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最後，總理府總管恩姆克（Horst Ehmke）批准了德國聯邦情報局與美國中情局合作，雙方各出一半購買金（850萬美金）。
如何掩蓋公司背後的真正大股東，雙方的確費了一番周折。為了掩人耳目，全盤由列支敦士登的一家信託公司操作，慕尼黑的西門子公司在頭些年派人擔當董事會主席。
除董事長之外，公司裡只有一兩個高管知情。他們的任務是，為加密儀器設計和安裝“後門”，在計算方法上做手腳，以便德美兩國的情報機構能夠解密全球使用者的交流信息。
克里普陀公司的產品聲譽頗佳，譬如，“CX52”型加密儀被稱為“不可破解”的皇牌產品，賣得非常好。1970年，它給公司帶來的收益為1500萬瑞士法郎，五年之內翻了三倍多，高達5100萬。
公司的客戶遍及五大洲，黃金時期的訂單來自全球130多個政府、軍方和情報部門。
其中包括，中東的沙特、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約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爾和阿聯酋；非洲的埃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亞、象牙海岸、尼日利亞，坦桑尼亞和南非；拉美地區的阿根廷、智利、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秘魯、烏拉圭、委內瑞拉等。
歐洲國家也在其列，包括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土耳其這樣的友邦和盟國。此外還有南斯拉夫這樣的不結盟國家。
這些客戶不知道的是，他們的外交和軍事交流信息一直被“第三隻手”大量截獲和破譯。
而包括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所以能“倖免於難”，純粹因為當時世界正處於冷戰時期。這些國家警惕性高，使用的是自己研發的加密系統，不會從西方的瑞士公司進口相關產品。
“盧比孔行動”碩果累累
這個持續很久的德美情報機構聯合行動究竟有過多少斬獲，我們從這次披露出來的例子中可見一斑：
1）巴拿馬
梵蒂岡據說非常信任中立國瑞士的產品，但它萬萬沒想到，德美的情報機構連天主教教宗也不放過。
1989年，美國總統老布什下令美軍突入巴拿馬，實施代號為“正義之師作戰”（Operation Just Cause）的軍事行動。通過克里普陀的加密器，監聽者掌握了軍事強人諾列加（Manuel Noriega）藏匿在梵蒂岡駐巴拿馬大使館內的信息。
1990年1月3日，曾和美國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又跟“主子”叫板的諾列加將軍向美軍自首，後來因所謂的“毒品買賣”被判處40年徒刑。
2）阿根廷
上世紀七十年代，阿根廷尚處於軍事獨裁時期。軍政府任意綁架、虐待和謀殺反對派人士。數以千計的不同政見者被軍用飛機帶到空中，然後將他們生生拋入大西洋。
德國北海沿岸有個叫胡蘇姆（Husum）的小地方，聯邦情報局在那裡設立了一個監聽站，取名“響板”（Kastagnette），對外掛的牌子是“聯邦電訊統計局”（Bundesstelle für Fernmeldestatistik）。
德國聯邦情報局在這裡能偵聽到阿根廷的外交和軍事交流內容（譬如，軍政府殺害了三萬多人）。當時的德國總理施密特也知悉那裡發生的“空中拋人”行為，但沒有提出抗議，德國照樣參加1979年在阿根廷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
3）智利
1970年，左翼的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為智利總統。右翼軍人想在美國的支持下推翻他。瑞士公司的加密儀此時也幫了大忙。
負責全球電子監控的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能在第一時間讀到阿根廷和智利這兩個國家內的交流信息，對那裡的情勢一目瞭然。
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在CIA的大力支持下發動流血政變，推翻了阿連德總統。
在皮諾切特之後長達17年的獨裁統治時期，有三萬人被監禁，其中很多遭到了殘酷的刑訊，三千人被殺害或被失蹤，一百萬智利人不得不逃亡。
4）馬爾維納斯戰爭
1982年4月，阿根廷軍隊佔領了大西洋中的英管“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
倒黴的是，阿海軍使用的正是瑞士的加密器，所以軍方的內部信息全部被德美解密並轉給了英方。
當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本來可以依據獲取的情報阻止那場戰爭的發生，但她面臨的國內壓力太大。最後，大英帝國的最後“尊嚴”在決策時佔據了上風：撒切爾沒有用獲取的情報來進行外交斡旋，而是將其變成了軍事軟實力。
阿根廷的“貝爾格拉諾號”巡洋艦就是在英國獲取情報後被擊沉，在千餘艦員中，有三百多人陣亡。
“貝爾格拉諾號”巡洋艦沉沒，圖片來源：medium.com
5）柏林舞廳襲擊事件
1986年4月5日，頗受美軍大兵喜歡的柏林“美人”（La Bella）迪斯科舞廳遭到襲擊，造成3人死亡，200多人受傷。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美國總統里根不顧智囊圈的反對，直接披露掌握了利比亞駐東柏林使館與其國內外交部的加密通訊，認定利比亞為幕後兇手。他說：“我們的證據非常精準和無可辯駁。”
的確，卡扎非當時是瑞士克里普陀公司的大客戶，因此，德美的情報機構能毫不費力地監聽利比亞政府的內部交流信息。
根據三家媒體的調查，在“美人俱樂部”事件中，德國聯邦情報局起著關鍵作用。既然是全程監聽，自然就不能排除德方提前知道襲擊計劃的可能性。如果是這樣，德方為何沒有制止襲擊的實施？
6）德黑蘭“人質危機”。
1979年伊朗革命發生後不久，伊朗學生衝進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並綁架52名使館人員作為人質，以此來要挾美國引渡流亡在那裡的前國王巴列維。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局長和中情局前副局長英曼（Bobby Ray Inman）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證實，那些被做過手腳的加密器在此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據他透露，卡特總統當年幾乎每天都要了解監聽的最新情況。
結合當下緊張的美伊關係，伊朗似乎是老天派來對付美國的“剋星”：以往，密涅瓦肩頭那隻貓頭鷹傳來的破譯信息每每都奏效，可偏偏在對伊朗的行動中處處碰壁。卡特總統雖然每天看情報，但解救人質的軍事行動還是在惡劣天氣中大漠折戟，最後導致他本人在連任競選中敗給了里根。
7）“九頭蛇事件”（“Affäre Hydra”）
13年之後，發生在伊朗的又一事件（在秘密檔案中被稱為“九頭蛇事件”）導致德美情報機構合作的終止。
1992年3月，克里普陀公司商務代表漢斯·布勒（Hans Bühler）在德黑蘭家中被捕，罪名是“涉嫌間諜”。此後，他在非常惡劣的條件下被囚禁了292天之久。
布勒蹲了9個月的監獄之後獲釋，外人都以為是公司出了一百萬瑞士法郎保釋了他。其實，這筆錢是德國聯邦情報局一家出的。
德方走出這步純屬無奈，因為美國中情局以沒有為“人質”付贖金的傳統為由拒絕介入。而擔心事情可能敗露的BND想趕緊息事寧人，所以在CIA袖手旁觀的情況下只好動用國庫。
受盡折磨的布勒出獄後才一個月即被公司解僱，加上他還在獄中時就被要求籤署一份公司對他被捕一事不負法律責任的文件，這位當年的金牌銷售員於是對此事產生了懷疑，並開始自行調查。
後來他在接受《瑞士雜誌》（Schweizer Illustrierten）採訪時說：“我掌握了新的信息，能證明我以前的公司常年為情報部門服務。”
克里普陀公司因公司名譽受損而起訴布勒。這場“鬧劇”最後得以庭外解決，布勒拿到一筆錢，作為交換，他答應保守秘密。
德國“見好就收”
德美瑞三家媒體調查後發現，不僅德國聯邦情報局和美國中情局捲入醜聞中，中立國瑞士的情報機構也是知情者，而且還幫助德國和美國保守秘密。
德國總理府前情報總管施密特鮑爾在接受德國電視二臺採訪時，依然認為“盧比孔行動”是德美安全部門成功合作的典範。他說，直到有人開始管不住自己的嘴了，這個行動才受到干擾。
此話所指明顯，那就是克里普陀公司的商務代表布勒。他的言論，致使德國總理府的負責人認為本來天衣無縫的“克里普陀神化”出現了裂縫，外交風險太大。
重新統一後，歐洲鄰國開始用警惕和質疑的眼光來看待德國。為了避免節外生枝，德方在科爾任期內決定終止“盧比孔行動”，把自己的那一半股份以170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了CIA。
三家媒體掌握的秘密文件顯示，公司每年的經濟收益作為活動經費迴流給聯邦情報局，而議會預算委員會和審計署對此卻毫不知情。按照法規，聯邦情報局對此有通報義務。因此，這一暗箱操作行為一旦曝光，後果不堪設想。
施密特鮑爾說：“在權衡了風險之後，也出於對其他國家的公平，加上針對西方的危險正在明顯減弱，我們作出了走新路和將來不再進行這類行動的正確決定。”
而另一半的真相是，克里普陀公司面對當時業內的技術進步，已無太大的經濟收益。這也是德方想“金盆洗手”的一個原因。
德國電視二臺和《華盛頓郵報》雖然報道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由於採訪對象的國籍有所不同（德方採訪更多的是德國和歐洲方面的人士，而美方肯定對美籍人士更加近水樓臺），因此，三家媒體雖然同時播報，但字裡行間還是能聽到一些“異同”側面的。
譬如，德美兩家媒體的報道中都說美國與德國情報機構每年都會瓜分Crypto AG公司的鉅額利潤，但兩家會經常因一些分歧而爭論。至於兩位“股東”的“分歧”究竟在哪裡，報道中透露的細節就出現了“不同”。
《華盛頓郵報》寫道：“對於中央情報局來說，德國人似乎總是一心想著賺錢。美國人不斷提醒德國人，這是一次情報行動，不是賺錢事業。”
德國電視二臺的採訪結果是，德國人對美國人選擇監聽對象時表現的“任性”感到震驚，他們抱怨美國連友邦和盟友都不放過。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德國人和美國人不同國民性的一個側面，同時，它也反映了有過戰敗歷史的德國對“作惡”的敏感，以及美國人作為西方世界領袖表現出的“肆無忌憚”。
在進行調查過程中，德國聯邦情報局、總理府以及西門子公司都拒絕接受ZDF的採訪。CIA、NSA和美國政府也對此事三緘其口，保持沉默。瑞士情報機構則乾脆否認知悉克里普陀公司的真實背景。
現任瑞士情報局副局長尤爾克·布勒（Jürg Bühler）當年參與了對克里普陀公司的調查。他說：“無人能給我們提供加密器被做過手腳的證據……我們調查過公司股東的背景，但到了列支敦士登後就難以推進了……所以我們認為懷疑沒有依據，也就沒有立案……回過頭來看，我們發現有些地方被人騙了，這當然讓人不爽。”
克里普陀公司在2018年一分為二：只負責瑞士市場的“CyOne AG”和負責世界其他地區市場的“克里普陀國際”（Crypto International AG）。公司現任領導都表示對這段歷史不瞭解。
三家媒體報道後，瑞士經濟部暫時停止了克里普陀國際集團的所有出口業務。
據《華盛頓郵報》的調查，美國中情局在德方出局後還持續利用克里普陀加密器監聽了很久，直到2017/18年才賣掉，獲利5000萬至7000萬美元。
結語
整個事件顯示，包括針對朋友的竊聽，不是如默克爾抗議的那樣“絕對不可以”，而是實踐了幾十年的國家行為。
“盧比孔行動”被曝光後，涉事部門自然保持沉默，但立法機構內的各黨派則反應強烈。他們呼籲聯邦政府進行徹查。
自民黨（FDP）議員託梅（Stephan Thomae）說：“我們要知道聯邦情報局究竟幹了些什麼？錢派了什麼用？還剩下多少？哪些國家被監聽了？哪些友邦被監聽了？”
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議會黨團副主席馮·諾茨（Konstantin von Notz ）認為這次竊聽行動“毫無道德底線”（“ohne moralische Grenze”），並已經提請聯邦議會情報監管委在下次會議上討論此事。
“左翼黨”（die Linke）表示，“最嚴重和最不可原諒”的是，聯邦政府明知有些國家發生了大規模的違反人權行為而未作出任何反應。
瑞士議會已經開始著手進行調查，比利時的情報部門也在瞭解“盧比孔行動”是否也涉及到了本國。
但大家當下最關心的問題是：這類竊聽行動只是“過去完成時”還是“現在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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