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職業化、外包及自動化
看起來分享經濟似乎要將部分企業和政府現有的工作都變成不同形式的靈活的自由職業。為了知道在這一場數字技術的影響下，哪些行業可能面臨更大規模的勞動力轉化以及為什麼，我們首先需要將這場向按需工作轉變的過程與其他兩個方面因素聯繫起來，這兩個方面因素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在勞動和技術等領域引發了主導性的討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包的普及率顯著增長。近來，數字科技帶動的自動化吸引了持續不斷的關注——在某些情況下還引起了恐慌。
外包
外包是指某公司使用的內部勞動力（包括僱員和其他簽約工作的人）和該公司屬於不同的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都轉移到境外去了。通常，外包的動機是降低成本，有時也是為了利用一個新的人才庫。此外，外包有時也有稅收優勢。黃書儀（Shu-Yi Oei，音譯）和黛安·林（Diane Ring）最近的一項研究強調，把分享經濟硬插入到現有的經濟類型時，除了會產生監管乏力，在分享經濟平臺上同樣會導致類似的稅收合法性和監管空白問題。[76]
由於很多原因，要想知道能反映出外包規模的準確數字非常困難。其中一些原因解釋了隨著分享經濟不斷增長我們可能會遇到評估的挑戰。雖然有些工作可以被追蹤（例如，信用卡呼叫中心的全職工作從美國轉移到了印度），而另一些工作卻不容易被追蹤，不是因為工作本身的問題，而是特定的組件被外包了出去。比如，工作本身發生了變化，在Upwork、Fiverr等平臺上逐漸分解成數以百計的任務，要想計算出其中外包工作佔了多大比例，幾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還有兩件事我們可以相信。首先，只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被外包。第二，高度外包化的工作只佔美國就業市場的一小部分。這兩點是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通過高度準確和深刻的思考總結出來的。
布林德認為，外包工作代表了一個尚未達到頂峰的新時代。就像我們的祖輩見證了從農業轉移到製造業，後來又從製造業轉到了服務業的過程，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新時代，其中至少某些類型的工作不再受其所處位置的限制。雖然從幾十年前開始製造業的外包工作一直都存在著，但我們正在見證在一個全新工作領域中的外包工作——服務行業的工作。布林德認為，該變化由三個因素引起：數字平臺的發展使企業可以在世界各地招聘和監控其員工；技術變革使勞動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向客戶提供服務；人口大國（包括印度和中國）開始融入全球經濟。
外包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是顯著的，但重要的是，只有部分形式的服務工作可以提供外包。正如布林德所觀察到的：“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服務的重要區別……個人交付（簡單稱為‘個人’）和非個人交付（簡單稱為‘非個人’）。第一類包括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工作，從低工資的清潔工和保姆到高工資的外科醫生和首席執行官。同樣地，第二類包括低端工作如呼叫中心接線員，和高端工作如科學家。”布林德認為，關鍵的是不要僅僅看重工作技能或工作所需的文憑，而是要關注所需要的服務是否可以實現遠距離電子化傳輸而不會影響其質量。
事實證明，雖然有些工作屬於這一類，但大多數並沒有。的確，在一項使用四種不同的方法評估普通職業脆弱性的研究中，布林德和他的同事阿蘭·克魯格（Alan Krueger）得出結論：部分外包工作在全行業內廣泛存在，其中金融業和保險業的比例一直都較高，而在住宿和食品服務等行業內比例較低。綜上，布林德和克魯格寫道：“每一種評價都代表所有行業中一個重要的少數族群，基本相當於從1960年至今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變。換句話說，轉向服務外包是一個潛在的、巨大的勞動力市場的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布林德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與傳統觀念相反，外包工作並不是低端的工作。不管是從工資還是從教育水平來說，技能和可外包化之間幾乎毫無關係。”許多高技術和高福利工作，與低技術和低報酬的工作一樣容易受到外包影響。技能或教育不會因為達到某個水平就可以確保不受外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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