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網絡上有大量關於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流言”，絕大部分都是捕風捉影和不負責任的臆斷。現在疫情形勢緊迫，武漢病毒所的研究人員正在緊張地開展針對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科研攻堅，大量不從事冠狀病毒研究的病毒所志願者也承擔著臨床樣本核酸提取和病原檢測的工作，因此無暇顧及種種謠言，導致甚囂塵上，有愈演愈烈之勢。
作為武漢病毒所曾經的一員，我在此就我所瞭解的情況結合部分已有的澄清或闢謠文章，對目前部分針對武漢病毒所的不實攻擊做些解釋。因已離開武漢病毒所，我的解答僅代表個人言論，而非官方意見。
澄清事實1：武漢病毒所的P4和本次新冠肺炎的關係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所的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於2017年8月正式運行，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最高級別的生物安全實驗室——P4實驗室。
P4是什麼？最高生物安全防護等級的生物實驗室。
為什麼叫P4？根據我的理解應該是保護等級（Protection Level）4級的意思，更廣泛使用的名字是生物安全等級（Bio-safety Level，BSL）4級，專門研究高級別高致病性烈性病原微生物，比如埃博拉病毒、馬爾堡病毒、拉薩病毒、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天花病毒等烈性傳染病病原。至於炭疽（桿菌）、鼠疫（耶爾森菌），還有高致病性禽流感（湖南邵陽雞場爆發的那種），P3（BSL-3）級別就夠了，全國多個地區包括武漢病毒所都有這種等級的實驗室。當年的SARS病毒是在P3實驗室裡進行研究的，現在的2019-nCoV也只需要P3實驗室就夠了。
那麼能把P4降格用於研究P3級別的病原嗎？理論上當然可以，向下兼容嘛，當然沒問題。但是，考慮到運行成本（這麼高級別的保護，不要說開展實驗，光維持整個環境的正常運轉就要耗費大量的能源和經費），因此除非有特殊需求或緊急情況，一般沒有必要。
此外， P4實驗室裡面也不是想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就連廣泛存在的BSL-2級實驗室都需要定期向當地衛健委備案允許操作的病原微生物和允許開展的實驗活動，更何況是管理水平和防護水平高出幾個數量級的P4實驗室。對於允許在P4裡面研究哪些病原微生物，能夠進行哪些實驗操作，是需要上報並獲得批准的。
那麼武漢的P4和這次肺炎到底有關係嗎？沒有，但也有。
說“沒有關係”，是因為對於2019-nCoV的科學研究，P3級實驗室已經足以應對所有的實驗工作需求，並可以有效防止病毒洩露和保護工作人員的安全了。P4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去完成。而且實驗室等級越高，保護措施越嚴格，開展科研工作的難度也相應越大。所以在P4裡開展工作並不會對2019-nCoV研究有太多幫助。
說“有關係”，是因為人員配置。P4只是一個設施（除實驗室儀器等硬件外，還有相關的管理規章制度標準操作流程等軟件），沒有人在裡面工作就是一個擺設。武漢病毒所的人員和P4的人員有部分重疊，也就是說P4的工作人員也正在P3裡夜以繼日地進行科研攻堅（分離病毒、建立細胞感染模型、小鼠感染模型、測試藥物等），還有多位武漢病毒所的志願者放棄假期主動參與患者樣本核酸提取和病原鑑定等工作。武漢病毒所的科研工作者和武漢的醫護人員一樣，都在一線拼命與時間賽跑，沒時間回應流言蜚語和惡意中傷，也請大家不要伸出謠言之腳去阻攔他們奔跑的速度。
此外，說“有關係”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由於多個課題組在同時進行2019-nCoV科研攻堅，而且還需要進行患者臨床樣本的病毒核酸檢測，現有P3實驗空間已經基本飽和。為了加快研究進度，經緊急申報並獲批准，武漢病毒所不計研究成本地將部分細胞及動物模型的感染實驗安排在P4中進行。
科學研究和對任何病原的認識都需要一個過程。我認識的大多數科學家都秉承“多做少說”的原則，更多地使用實驗結果、數據和科學事實說話，在發表評論和解讀結果方面一般都相對保守，避免言過其實。比如武漢病毒所的“蝙蝠女俠”石正麗研究員，自SARS爆發至今十幾年一直堅持冠狀病毒研究，在成功發現SARS病毒源自蝙蝠後，又把目光聚焦到了蝙蝠病毒研究。在多年的一線研究過程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成為了國內乃至國際知名的冠狀病毒和蝙蝠病毒專家。本次肺炎疫情期間率先發現2019-nCoV與野生蝙蝠身上分離到的冠狀病毒BatCoV RaTG13序列相似度高達96%，提示本次疫情的病毒2019-nCoV同樣可能源自蝙蝠（文章已在頂級學術期刊Nature上線）；此外，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們在分離了2019-nCoV病毒後迅速建立了細胞感染模型，並在測試了大量藥物後，篩選出了3種可能對病毒具有較好抑制能力的藥物，其中就包括目前被寄予厚望的Remidesivir。
澄清事實2：武漢病毒所在2018年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不是本次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
近期除了惡意暗示2019-nCoV可能是人為改造的分析以外，另一條廣泛傳播的說法就是武漢病毒所在2018年4月就已經鑑定分離了“新型冠狀病毒”，言下之意就是這次的2019-nCoV病毒是武漢病毒所洩漏出去的。
2018年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老師和周鵬老師聯合華南農業大學和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確從廣東豬場分離到了“新型冠狀病毒”，並將其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全稱叫作“豬急性腹瀉綜合徵冠狀病毒”（簡稱SADS），顧名思義感染的對象是豬，會引發豬拉肚子導致死亡。
今年肆虐全國引發引發大量肺炎的病原也是“新型冠狀病毒”，但是“新型”是一個名字嗎？不是。“新型”是一個定語，只是為了說明今年的這個冠狀病毒在以前沒有發現過，是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把今年的病毒命名為“2019-nCoV”，當然這還是個暫時命名，正式官方名稱將由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決定。
武漢病毒所已經有生信專業老師把病毒序列比對的相關數據和分析結果發給了浙大教授王立銘，他已經專門撰文解釋了，我在此就不再引用原始數據，只是粗略簡單地說明一下。
2018年的SADS病毒基因組序列和這次的肺炎元兇2019-nCoV基因組序列相似性僅僅略高於50%。要知道，人和大猩猩的基因組相似性是98%（有爭論，也有觀點認為是70%）。50%的相似性是什麼概念，引用王立銘的話：“這個差距，通俗地打個比方，已經跟人和狗的差距差不多了”。
學過中學生物的都知道分類學從上到下依次是“界門科目綱屬種”。冠狀病毒是一個科，下面分為α、β、γ、δ四個屬，其中β屬又可分為四個獨立的亞群A、B、C和D群，往下還有多個病毒種，同種的病毒根據分離來源和序列差異還可以分成不同的株。所有這些不同的病毒成員都可以叫作“冠狀病毒”。
澄清事實3：2019-nCoV並非人工改造的產物。
印度“科學家”2020年1月31日在無peer-review的預印本在線雜誌BioRxiv上發表文章，認為2019-nCoV的基因組中含有4個HIV插入片段，暗示這個病毒有人工改造痕跡。經過大量科學家質疑其“扭曲事實”，作者自己大概也覺得文章太不靠譜，已經主動將該論文撤稿。
僅以基本生物學常識來判斷，就能發現文章的分析方法充滿問題。
1）文章的序列選擇有問題。目前發表的有關2019-nCoV病毒學工作的文章中，可信度最高的應該是石正麗老師1月23日發表於BioRxiv的文章（doi: https://doi.org/10.1101/2020.01.22.914952），明確指出2019-nCoV與以前來自自野生蝙蝠的冠狀病毒BatCoV RaTG13序列相似性高達96%。但是在撤稿的文章中，作者捨近求遠，比較了多種其他病毒序列，而沒有參照BatCoV RaTG13基因組。
2）作者文章中“發現”的4個插入序列是在未參照BatCoV RaTG13序列的情況下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前三個所謂S蛋白的插入都存在於Bat CoV RaTG13基因組中。
3）僅存的一處插入片段非常短，僅4個氨基酸（PRRA）。這麼短的插入序列很難進行來源比對，因為它和任何相對較長的序列比較都可以得出是相似序列的結論。
4）印度作者用7個段的氨基酸序列和基因庫數據比較，因為序列段，比對結果會顯示很多物種的短的同源序列。這個作者只把HIV的序列拿出來說事，顯然是混淆視聽，這一操作非常具有迷惑性，非專業人士很難識別。
印度“科學家”2020年1月31日在無peer-review的預印本在線雜誌BioRxiv上發表文章，認為2019-nCoV的基因組中含有4個HIV插入片段，暗示這個病毒有人工改造痕跡。經過大量科學家質疑其“扭曲事實”，作者自己大概也覺得文章太不靠譜，已經主動將該論文撤稿。
此外，針對石正麗老師參與的2015年發表在《自然- 醫學》雜誌的一篇論文（Nature Medicine. 2015 21:1508）也出現了一些質疑的聲音，改文章實際上是用來評估自然環境下冠狀病毒通過刺突突變獲得感染人類能力並導致疾病這一潛在風險，而非如傳聞一般的構建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對此已經有大量專業的科研人員進行了闢謠，就無需再多言了。
澄清事實4：蝙蝠病毒及蝙蝠免疫方向的研究員周鵬與本次疫情爆發無關。
周鵬於2010年在武漢病毒所獲得博士學位，曾先後在澳大利亞動物健康實驗室和新加坡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學習和訓練，現任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他的課題組主要研究蝙蝠新生病毒疾病調查及蝙蝠病毒免疫，同時也開展蝙蝠攜帶SARS樣及MERS樣冠狀病毒的調查以及其與人源冠狀病毒之間的演化關係的相關研究。作為石正麗老師培養的博士，周鵬與石正麗的團隊有大量合作。
最近網絡上有一些臆測，往往是截取周鵬的研究方向截圖以及招聘啟事的截圖，試圖引導大家把周鵬的研究方向（蝙蝠病毒）和近期研究發現的2019-nCoV可能源於蝙蝠（石正麗研究結果）聯繫起來，雖未明說，但字裡行間暗指周鵬與本次病毒爆發有關。按照這種邏輯，世界上的癌症患者都應該怪罪於那些致力於腫瘤研究的科學家了嗎？
石正麗所發表的關於2019-nCoV序列分析和比對的文章中（doi: https://doi.org/10.1101/2020.01.22.914952），周鵬是主要完成者之一，也是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正是得益於石正麗和周鵬對於冠狀病毒的長期研究經驗和蝙蝠病毒樣本數據的長期積累，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得出有效的結論。他們的研究對於病毒溯源（2019-nCoV和BatCoV RaTG13序列相似性96%）和藥物開發（2019-nCoV和SARS-CoV都利用ACE2進入細胞）都有重要的意義。
相信通過近一段時間各大媒體、大V和專家的科普宣傳，大家都知道了蝙蝠可以攜帶、傳播多種烈性傳染病，而本身則不受任何影響。研究蝙蝠攜帶了哪些已知和未知病毒以及這些病毒的演化，有助於預測可能由蝙蝠引起的傳染性疾病；而研究蝙蝠讓自己“身有百毒而不受其害”的特殊免疫機制，有助於研發對抗蝙蝠傳播的傳染性疾病的手段。這二者對於當今的公共衛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目前，武漢病毒所大量工作人員正在P4、P3以及P2實驗室中開展病毒學研究、藥物篩選和病原檢測的工作，每天同樣需要消耗大量防護裝備，如口罩、防護服、手套、75%醫用酒精、84消毒液等。儘管通過各種途徑購買、籌集了一些補給，但因消耗量較大，仍有入不敷出的問題。因此，希望大家在支援一線醫護人員的同時，也為武漢病毒所等參與2019-nCoV科研攻堅的科研單位提供物資資助。特別是地處武漢的暫時不參與2019-nCoV研究的實驗室，希望能把實驗室的儲備防護物品分享一些給一線的研究單位。另外，由於食堂沒有開火，做實驗的職工和學生經常以泡麵充飢，如果大家願意為2019-nCoV科研攻堅盡一份力，可以為他們提供食品協助。
澄清事實5：武漢病毒所和其研究沒有表明“雙黃連口服液”可以治療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這一點實在難以解釋。在我看來，武漢病毒所確實應該承擔責任，需要通過調查確定責任人和責任類型。
根據目前網絡上流傳的疑似實驗報告（20200130雙黃連結果小結.doc）來看，這只是一次實驗的“初步”結果。該實驗存在設置較為粗糙，未安排合理對照等諸多問題，該“小結”也並未直接得出任何結論。我相信通過這種簡單快速的實驗也無法得出任何“結論”。
實驗設置粗放可能有多種原因，比如時間太緊迫無法精細安排實驗，實驗者僅僅把這作為一次粗放的檢測現象的“預實驗”用於判斷是否有進一步繼續研究的必要，或者進行該實驗的是剛進入實驗室的學生，其科學思維尚有待於進一步訓練等。展示出來的結果沒有顯示誤差線而且有幾個點偏差略大，很可能因為病毒不夠，或者其他藥物測試需求較大，因此沒有進行重複實驗（或者最多隻是做了技術重複比如triplicated wells，而無生物學重複three independent experiments）。這種實驗設置無法測試一個藥物的抑制病毒效果；即使有了結果，細胞水平的測試也無法說明口服之後的效果。
流傳出來的“中國科學院專報信息”落款為“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武漢病毒研究所”。根據“專報信息”，牽頭人為上海藥物所院士，武漢病毒所科技人員是聯合研究；國家衛健委1月28日組織的專家視頻會上，藥物研發進展的彙報人員中沒有武漢病毒所成員；會上由上海藥物所研究團隊“著重介紹”了“雙黃連口服液”，預測了其效果，並建議上海收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的定點醫院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臨床試用。專報指出“ 1月29日晚上至30日凌晨，武漢病毒所開展了雙黃連口服液在細胞水平的抗病毒活性測試，結果表明，雙黃連口服液具有抗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功能”。
根據“20200130雙黃連結果小結”的實驗設置，感染和藥物作用時間為24小時，之後測定病毒基因組拷貝數（提取RNA，RT-PCR，熒光定量PCR）至少需要3-4小時，絕不可能在“1月29日晚上至30日凌晨”這短短几個小時完成。要知道篩選出一個有效的藥物可以算是一項重要發現，武漢病毒所僅依靠一個晚上的工作就獲得瞭如此重要的成果，而且在“專報信息”上“隆重”署名，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詫異。要知道，這種工作量，如果是發表文章（我是說如果），最多隻會是一個掛名作者（甚至只有一句致謝）。
據我瞭解，“雙黃連”事件後，武漢病毒所的多位科研人員也頗為疑惑，紛紛詢問是哪個課題組進行的該項研究，說明多數人對此並不知情；而且大多數研究人員對此結果抱以質疑的態度。箇中內情，外人難以知曉。但無論如何，這並不是一次經過民主討論過的集體決議。
有必要確認報送該信息究竟是武漢病毒所的官方行為，還是某個進行該試驗的課題組的個人行為，以確認武漢病毒所應該擔負何種責任。無論是官方還是個人，武漢病毒所應該對所發表的文字認真審核，而不是基於細胞水平的“初步試驗”就誇大其詞成“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用於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宣傳監督不嚴格的責任一定要負。此外，“中國科學院專報信息”的洩露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有必要追究洩密人的責任。
需要指出的是，科學研究是有一個過程的：病毒感染實驗設計在24小時觀察藥物抑制病毒複製的效果，那麼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12小時就拿到結果；檢測患者樣本中的病毒核酸需要用PCR擴增45個循環（用上海之江檢測試劑盒約1.5小時），那麼能夠因為著急就在30分鐘拿到結果嗎（通過優化條件或利用其他檢測手段有可能，在此僅討論按照標準操作的情況下）？所以，也希望上級領導能夠理解科學研究的客觀情況，不要因為疫情緊急，心裡著急，就拼命催促科研人員。一定要相信，科研工作者對解析病毒特性、找到病毒應對方案的心情，和醫務工作者救治患者、希望病人儘早康復的心情是同樣迫切的。但是無論如何，都需要遵從科學研究的客觀規律。
（Illustration/Alissa Eckert and Dan Higgins, CDC）
最後，簡單回顧一下武漢病毒所自疫情爆發以來的主要工作（基於目前已公開的數據整理）：
在疫情爆發後第一時間完成2019nCoV病毒分離，這是後期病毒學研究的基礎。
基於多年冠狀病毒和蝙蝠病毒研究經驗和數據積累，通過序列比對，鑑定了2019-nCoV的可能自然宿主和潛在來源。
鑑定了2019-nCoV進入細胞的受體為ACE2，為抗病毒藥物開發、測試和病毒感染防控提供了靶點，現在已有針對該受體的多種藥物正在進行測試。
建立了2019-nCoV感染的細胞模型，這是可用於大規模藥物篩選的基礎，武漢病毒所正以此為平臺，與國內外多家機構聯合進行藥物篩選。
在細胞層面發現了對2019-nCoV有較好抑制作用的三種“老藥物”，其中雷米迪維（或倫地西韋，Remdesivir，GS-5734）已在美國治癒一例患者，中日友好醫院在武漢也已經開展了該藥物的臨床試驗。
開發了膠體金法檢測2019-nCoV IgM和IgG抗體的檢測試劑盒，可進行單人份檢測，15分鐘內獲得檢測結果，適用於一線基層醫療結構早期篩查診斷，和大規模初篩。該檢測試劑盒和麗珠集團聯合開發，研發和試生產均已完成，正在進行診斷靈敏度和特異性。且已遞交應急審批申請。該產品有望減輕目前積聚多時的確診檢測壓力。
即使頂著諸多質疑，冒著萬般不解，武漢病毒所的科研工作者們仍然在拼命前行，通過不眠不休日夜工作，得到了諸多成績；面對種種謠言，他們不是無力辯解或不想解釋，而是無法停下奔跑的腳步。早一秒發現藥物，患者就早一秒解除痛苦；早一天找出蝙蝠和人類之間的中間傳播媒介，就可以早一天斬斷病毒再次爆發的根源。
最後，希望公眾看到大“新聞”時多多查證，仔細辨識。
趙非：北京腦中心載體工程中心主任，前武漢病毒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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