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在“46664”大型抗擊艾滋病慈善音樂會上
為防止“醜化黑人”而諱言
新南非存在的問題不少，吸取教訓也很重要。但是很多教訓其實是具體的決策失誤，與“人權提高過快”未見得有什麼關係。
第一個例子是非國大政府的艾滋病決策。
曼德拉和姆貝基這兩屆非國大政府，相對於後來更為“民粹主義”的祖馬政府而言，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總的來說是很溫和的，在這兩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是在艾滋病問題上他們都非常敏感。
因為白人統治時期經常宣揚黑人的艾滋病發病率高，而白人很少得這種病。對於這種被認為是貶損黑人的說法他們很反感。曼德拉執政時間短，而且因為主要解決政治轉型、民族和解與新南非認同等立國基礎問題，沒有具體管這件事。姆貝基在曼德拉時期實際就經常替年邁的曼德拉主持政府工作，後來又任南非總統近十年，他的艾滋病政策事關重大。但是姆貝基在這個問題上卻過於感情用事。
例如在2001年他曾對一批大學生說，有人喜歡渲染我們這裡的艾滋病，這是一種西方式的種族主義偏見：“（西方人）深信，我們只不過是天生喜歡亂交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病菌載體，他們宣稱，我們的大陸註定要不可避免的垂死和滅亡，因為我們不可抑制地把自己奉獻於罪惡的情慾。”姆貝基表示要抵制這類說法。
於是姆貝基對艾滋病的原因完全從“社會正義”角度去解釋，認為黑人的所謂艾滋病高發是過去的種族壓迫和黑人貧困化的結果，解決艾滋病問題主要也應該從上述社會正義層面入手。
平心而論，這種說法也並非沒有一點根據。特別是在種族隔離時期白人當局長期推行“流動勞工”政策、阻止黑人勞工在城裡安家，形成大量“兩棲”人口和離散家庭，城裡的單身勞工和鄉村中大量“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造成高比例的單身生活，這對於南非黑人高比例的家庭不穩定和性關係紊亂確實有明顯影響。而且如果這種狀況長期持續，確實有可能形成一種難以改變的“亞文化”，即便流動勞工作為一種制度被廢除，家庭不穩定和性關係紊亂的“傳統”也不可能很快消除。
南非新政府以此歸罪於過去的白人統治，並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因為非洲雖然總的來說是艾滋病高發區，但其他國家並沒有高發到南非這種程度，南非的發病率高居首位，應該說的確是與長期的流動勞工制有關。這一點中國也是應該引以為戒的。
但是，艾滋病的流行病學和防治對策本身畢竟首先是個科學問題，過分將其政治化是錯誤的。尤其是姆貝基和新政府的一些官員（典型的是姆貝基任命的衛生部長曼託·查巴拉拉 - 姆西曼博士）後來在這方面越走越遠，從忌諱談論黑人艾滋病高發率，發展到聲稱艾滋病是一種“西方人帶來的種族主義禍害”，從強調艾滋病高發的社會背景，發展到拒絕承認HIV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原，從主張以反貧困來消除艾滋病流行的社會因素，發展到忽視乃至否認現代科學防治手段的重要性，從抱怨唯利是圖的西方生產商提供的ARV(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太昂貴，發展到說這種藥“有毒而且無效”，並提倡用“非洲人創造的”神奇土方來對付艾滋病。這就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姆貝基時代對艾滋病的否認主義讓國家損失慘重
“西醫”不如“非醫”？
新南非剛剛建立的1995年，HIV病毒和艾滋病問題國際會議在南非舉行，當時宣佈，南非大約85萬人，即總人口的2.1％被認為是艾滋病毒呈陽性。新政府也承諾要與國際社會合作認真對付艾滋病。但是姆貝基就任總統後，卻改變原來的反艾滋病方針，並附和一些“非主流科學家”的說法，聲稱艾滋病並非由HIV病毒引起。
在2000年7月德班舉行的國際艾滋病會議上，姆貝基總統的演講幾乎通篇都在大講反貧困，卻避而不談防止HIV病毒傳染的問題。原定的抗艾滋病國家計劃也未能實施。當時國際醫療界推薦新研製的ARV，這類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不僅有一定療效，而且重要的是可以防止HIV陽性孕婦感染胎兒，對控制母嬰傳染這一艾滋病流行渠道意義重大。
2018年南非艾滋病相關數據
但是一些南非官員先是抱怨藥太貴，後來一些西方國家同意提供技術在南非就地進行廉價生產，南非政府卻遲遲不批准。2004年美國總統小布什提出5億美元援助計劃以幫助非洲抵抗艾滋病，包括提供美國藥監局1997年批准使用的ARV新藥奈韋拉平和其他醫療手段，但是姆貝基卻以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療效與其副作用不相稱為理由，指責美國想用非洲人做試驗新藥的“小白鼠”。
南非衛生部長查巴拉拉 - 姆西曼大力宣傳“我們的秘方”——一種用橄欖油、大蒜、甜菜根和其他一些東西配製的東西——的抗艾神效，聲稱勝過ARV。而時任副總統的祖馬甚至現身說法，說他曾與某位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幽會，但事後洗了淋浴，就不會被傳染。
這些不明智的說法和做法導致南非喪失了控制艾滋病的關鍵時間。多年後，南非當局終於承認前衛生部長大力推薦的“非洲秘方”所謂抗艾神藥無效，並停止使用。但此時局面已經難以收拾。
2006年，聯合國特使斯蒂芬·劉易斯在多倫多舉行的國際艾滋病會議上批評南非政府應對艾滋病的“遲鈍與疏忽”。有研究認為，姆貝基時代由於對艾滋病諱疾忌醫和對科學共識的“不承認主義”，增加了本可避免的36萬人死亡。
到了2009年，南非艾滋病毒的成人感染率已經高達17.8％（有的估計達21.5%）；軍隊中感染HIV病毒或艾滋病患者人數比例更高達23%。2009年南非生存的艾滋病患者與感染者達560萬，該年死於艾滋病者31萬，兩者均高居世界第一。
與1995年相比，艾滋病毒感染率增加7.5倍，感染者增加5.6倍。目前南非有120萬孤兒，絕大多數是艾滋病造成。由於艾滋病，南非在1995—1998年間預期壽命從64.1歲下降到53.2歲，艾滋病人有時佔據了40％的公立醫院病床。
艾滋病對於南部非洲諸國人均壽命的影響
據南非種族關係研究所估計，2009年南非白人的預期壽命是71歲，黑人48歲，差距比種族隔離時代還大，但在這期間南非黑白收入的差距是縮小的。黑人壽命下降的主因就是艾滋病。
後果嚴重
艾滋病氾濫不僅造成大量人口損失，而且對南非整個社會、經濟與國力都是沉重打擊。南非的福利開支之高世界罕見，而且民主化以後福利明顯向黑人傾斜，消除了舊南非福利是白人專享特權的“負福利”之弊。但是如今鉅額的福利開支都用在了對付艾滋病，以及與艾滋病有關的超常醫療負擔、母嬰、孤兒、非老非殘而喪失勞動能力者等等上面，“福利國家”的一般福利（養老、殘障、常規衛生、教育、住房、失業救濟等）水平卻受到影響，以至於就南非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福利開支率而言，南非人的常規福利並不算高。
另一方面，就市場競爭而言，南非一方面失業率高企，勞動力極度“過剩”，另一方面由於艾滋病患病率太高，國民整體體質和壽命下降，勞動力素質不高，合格勞動力不足。這也是造成失業率很高的南非同時還在大量使用“外勞”的原因之一。更不用說由於艾滋病和犯罪率兩大原因，南非被不少人視為畏途，旅遊、服務業的發展也受影響，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國際制裁取消帶來的開放與全球化紅利也因此打了折扣。
總之，不論是搞“福利國家”還是搞“自由競爭”，艾滋病都成了南非發展的一大障礙。姆貝基當初說艾滋病是貧困造成的，但現在人們說的更多的是反向的因果：艾滋病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南非今天的貧困問題。
人們知道防艾抗艾是世界難題，南非政府再重視對策再正確，艾滋病問題也很難完全解決。但是新南非十多年間艾滋病問題如此惡化，顯然與人謀不臧有關。南非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嚴重。
以“粗獷、傳統、民粹主義”形象聞名的祖馬總統在很多方面與他的前任，“文雅、西化、自由主義”的姆貝基相比更不被國際社會看好，但在艾滋病問題上祖馬政府卻比姆貝基政府更“與國際接軌”。他更換了衛生部長，停止宣傳“土方神藥”，與國際社會合作大規模推廣ARV防治，並制定了新的國家抗艾計劃，以圖亡羊補牢，輿論對此是讚賞和期待的。
（按：此文是筆者2013年的專著《南非的啟示》中的一節，原題為“艾滋病問題上的失誤：新南非的兩大負面之一”，發表時刪去註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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