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清晰地闡釋了全球化最大的矛盾，有助於我們理解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等一系列現象，文章最獨特是對於中美政府角色本質差異的解釋。
“如果說以前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
➫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四五年前開始，大家就開始感到，有很多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
第一件事，英國脫歐，這個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國選出一個既不是傳統左派、也不是傳統右派的奇葩總統，這也出乎很多人意料。而且他上臺以後提出的一系列主張也非常令人吃驚。不管是傳統的左派還是右派，都沒有想到過會這樣。
到底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
以前我們經常講，左派上臺右派會罵，右派上臺左派會罵。可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臺這兩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們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左右派來稱之。
於是這兩年出現了一個詞用來描述這一類現象。這並不是一個新詞，但是這個詞在最近這幾年用得特別廣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什麼叫“民粹”？
人們現在用這個詞來描述那種既不是傳統的左派，又不是傳統的右派，很多人感到很危險，但又有強大民意支持率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就可以叫民粹。
Populism這個詞源自俄國的民粹派，就是俄語中的narodnik。我們中國人把它翻譯成“民粹主義”，這個“粹”字，我覺得是漢語生加上去的，populism本來就是“人民主義”的意思。
俄國民粹主義也講平等，也講打擊資本，但是俄國民粹主義有個很突出的特徵，它特別強調人民作為一個整體，凌駕於個人之上。很多人認為民粹主義或者平民主義是反精英的，確切地講，俄國的民粹主義其實是反個人的，不只是反精英的。它認為，個人必須服從於整體，或者以整體利益的名義剝奪個人自由。這個所謂的個人自由不僅僅是精英的個人自由，也包括老百姓的個人自由。
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人民”奉獻出一切，儘管所謂的“人民”就是我們所有人加在一起。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這個“人民”犧牲，那等於就是我們都犧牲掉了，那這個抽象的“人民”在哪裡呢？實際上就沒有了。
“民粹主義”何以成了貶義詞？
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我們剛才講的俄國民粹派造成的。它變成一個負面的名詞以後，到底是什麼含義？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但是如果按照我從現象中歸納的，這個詞之所以變為貶義，就是因為它的主張是以民眾的名義破壞了當時西方主流社會認定的兩個最基本的價值，就是民主和自由。
這裡我要講，所謂的民主和自由，很多人說它們是矛盾的，實際上，在經典意義上的西方生活中，它們是各有所所指的。
所謂的民主，是用在公共領域，也就是在公共事務上要多數決定。所謂自由，是在個人領域中要個人自由，不能要求個人服從整體。
通常認為，民粹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破壞了西方價值觀中很重要的“群己權界”。大家都知道，嚴復在翻譯《論自由》的時候，把這個書名翻譯為“群己權界論”。所謂“群己權界”，就是公共領域和個人領域的分界。
民粹主義在公共領域破壞民主，把程序性的民主拋棄了。人們經常談到的民粹主義現象是，一些政治領導者不承認選舉結果，然後組織遊行示威、街頭運動，想推翻程序性的民主選舉的結果。
然後在個人領域，它又強調民眾的整體含義，比如宣揚說，民眾認為你這種思考錯誤，或者民眾認為你是什麼，然後你的個人自由會被剝奪。
但是，這個詞為什麼在今天變得很流行呢？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現在出現很多西方有識之士認為不正常的現象，但是他們無法以傳統的左和右等詞彙來描述那些現象，所以需要民粹主義這麼一個名詞。那麼實際上，用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來衡量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現象，我覺得是不夠的。
比如說特朗普當選。特朗普這個人的確思想很不連貫，很多主張也是非常讓人大跌眼鏡的。但如果他是民粹主義，我覺得其實是不太沾邊的。用民粹主義來形容特朗普的當選，實際上反映了西方知識界對特朗普當選這件事的解釋力的貧乏，他們講不出一個更確切的道理。
特朗普的勝選
與“民粹主義”沒什麼關係
在特朗普當選前和當選後，我們既沒有看到多少街頭運動的影子，也沒有看到他對個人自由、言論自由有什麼樣的打壓。特朗普當然很不喜歡有些傳統媒體，比如他和《紐約時報》的關係就很糟糕，但所謂糟糕也僅僅是不喜歡，他沒有能力去封閉那些報紙。而且在他當選引起的一些後續反應中，你也看不出他特別擅長於煽動街頭示威。
如果說特朗普當選之後確實出現過一些傳統的民粹主義行為，比如街頭運動、校園暴力，這些事情其實是反特朗普的人做的更多一點。
也就是說，特朗普勝選的全過程，很難說和民粹主義有什麼關係。事實是，在資金、媒體支持都不佔優勢，在政界、商界、學界主流意見都不看好的情況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總統寶座，粉碎了美國民主受金錢和媒體操控的神話，證明了美國的國家權力確實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國絕不是虛偽的。
特朗普的勝選在程序上確實體現了民主的勝利，而不是民粹的勝利，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它又是民主的失敗。因為選出來的這個人，不論是美國的左派還是右派都不喜歡，他們認為選出來一個壞總統。
說穿了，人們對特朗普的當選以及對他當選之後很多政策的不滿，實際上是人們對美國現狀不滿或者說是一種無以解釋的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等令人大跌眼鏡的事情一樣，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時代，人們對如今這個“亂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結果。由於不知所措，所以他們對左派的主張失去了信心，對右派的主張也失去了信心，於是就選擇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東西。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確，其實正是以往正確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彈。
為什麼會困惑？
大家知道，前幾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出過一本書叫《21世紀資本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這本書提出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就是西方的貧富分化在重新加劇。這個問題以前人們都認為是不存在的，因為很長時間裡人們認為西方已經演變為工會強勢、高福利、低基尼係數，既自由又平等、既有競爭又有社會保障的一種社會。但是現在，皮凱蒂這本書說，西方內部的不平等、兩極分化又開始嚴重起來。
這本書當時引起了一些爭論，這個爭論還是在知識界，可是特朗普的當選和這本書引起的問題是直接相關的。為什麼呢？因為現在人們已經知道，支持特朗普的人就是美國的窮人，當然特指藍領白種窮人。這些人對特朗普的支持起了這麼大的作用，確實令人感到，皮凱蒂當年提出的問題是非常之引人注意的。
什麼是最好的政府？
右派說，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說，服務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說這樣的政府能給老百姓最多的福利。
其實我說，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徵稅，又可以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滿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這樣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在最近二十年看到的就是這樣的現象。比如希臘出現債務危機，右派要求緊縮，要求減少福利，然後老百姓上街示威，推翻右派政府。後來上臺的是激進左派齊普拉斯領導的政府。你說齊普拉斯是左派嗎？從他反緊縮、主張維護福利來講，好像他是左派。
可是齊普拉斯並不主張高稅收，因為主張高稅收的話他就上不了臺了。老百姓是讓他維持福利，不是讓他來加稅的。他不主張高稅收，又要維護高福利，能怎麼辦呢？就只能向歐盟賴賬，只能說我現在就是欠賬不還給你。
以前的民主國家為什麼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債務問題？我覺得很簡單，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較低的情況下，在一個孤立國家的財政系統內部，“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國民認識的。
就希臘而言，我們現在說希臘人又想要福利又不願意交稅，實際上他們加入歐盟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情況，但當時不那麼嚴重。因為以前他們沒有加入歐元區，是要自己發行貨幣的。
歷史上希臘貨幣曾經多次貶值，一貶值就是通貨膨脹，希臘老百姓就知道，這麼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們自從加入歐盟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知道入歐以後他們用歐元，歐元是不會有通貨膨脹的。所以他們不管借了多少債，都不會再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了，他們就感覺不到債務問題的嚴重性。
這樣，全球化帶來一個問題，一個國家的財政會通過經濟的一體化向全球無限制透支，導致債務窟窿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會被掩蓋住，使得人們遏制“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種訴求的能力變得越來越弱。
希臘是一個小的例子，大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
美國的國債多還是次要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也是負債的標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它買的多賣的少。買東西時給你一筆美元，它這筆美元其實就是它欠你的賬。你拿了美元之後不再買商品，那不就是廢紙嗎?其實就等於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還有貶值的風險，那麼避免貶值的方式是什麼？就是買美國的國債，美債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
這個問題講得簡單一點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謂國家能力會因國家財政不可控的債務狀況而惡化。那麼好了，你可以說全球化導致了一個國家會向全球透支，但是你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因為透支的本質是借錢，而不是搶錢——如果是搶錢就不會有債務，因為搶來的錢是不用還的。而且，搶錢需要有霸權，但對借錢來講，霸權是不管用的。因為借錢的前提是別人願意借給你，美國這樣的國家不去借錢，對方還會著急，還就是願意借給美國。美國不去借錢，對方還不高興。
為什麼會這樣？那就是全球化過程還有另外一極，那裡的政府想徵多少稅就徵多少稅，它給一點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給，老百姓也不能問政府要。這樣，政府手中的錢就會越來越多。
全球化就在這兩極中形成了嚴重的互動。結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來越窮，另一方的政府越來越富。但政府越窮，不見得它的老百姓越窮；政府越富，不見得它的老百姓也越富。
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
決定著世界的命運
有些人說，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一體化帶來了一個趨同化的趨勢。就是說，我們現在搞的其實不是純粹的計劃經濟了，而它們也沒有人說，它們搞的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 如果要講計劃的作用、市場的作用，任何國家都有這樣兩種作用。如果要講社會保障和經濟效率，也沒有任何國家說可以只要一樣。但，是不是這兩種國家就是一樣的了？其實不是，不但不一樣還越來越不一樣。
因為，市場經濟在世界上某些國家那裡，意味著政府權力不減，但推卸福利責任；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市場經濟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要維護老百姓的福利。因此這兩種體制表面上看趨同，但實際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過程實際上使這種兩種相反的特徵都在不斷強化。在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但是責任越來越大；在另一極，造成它們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責任越來越小。這樣下去肯定要出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是這裡的確有一個全球化到底是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的問題。
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西方的工會制度、福利制度出現了一定的衰敗。我們中國人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西方人的笑話看，還是把它們看作對我們也是一種威脅呢？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如果以前我們中國改革決定的是中國的命運的話，那麼現在中國改革在某種意義上還決定著世界的命運，決定著全球化到底是趨向於一種良性的進步，還是趨向於劣幣驅逐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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