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徐萬勝、姬世倫：“地區”視域下中日安全關係的演變脈絡》，原文刊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20年第1期（全文約1.8萬字）。
【作者】徐萬勝（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姬世倫（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研究生）
參考消息網2月18日報道中日安全關係的發展，不僅在兩國雙邊關係中佔據重要地位，而且對兩國所處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的發展實踐不斷豐富著地區概念的內涵。基於“地區”視域，中日安全關係的演變脈絡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從“反對地區霸權”共識下的友好合作，轉為“東亞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認知，直至“跨域秩序構建”進程中的大國戰略博弈。中日兩國有關地區秩序構建的概念認知與路徑選擇，正在深刻地影響著彼此間安全關係的發展趨勢，需要雙方採取積極措施來共同構建新型地區安全關係。
二戰後，伴隨著全球化和地區化進程的不斷深化，地區概念的內涵亦相應發生變化。“地區”視域的產生和演進，不僅規範著與之對應的地區內國家間關係，也推動了地區合作機制的產生，進而反映了國際秩序的重構與進化。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總體上不斷向前發展，是在“亞洲”、“東亞”及“亞太”等地區框架下實現的。相對於傳統的地區概念而言，近十年來，中日實力對比的逆轉，不僅推動了地區秩序的重構進程，也加深了兩國間的相互警惕。伴隨“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太構想”的提出，中日安全關係所處的地區框架被拉大，安全層面上的“地區”內涵也產生了新變化。
地區概念內涵與中日關係發展
從歷史的角度看，地區是地理上的概念，即在界定的文明區域內包含著大大小小的主權國家。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地理概念內涵之外，在全球化與地區化的演變進程中，地區的概念內涵伴隨著國際秩序變動而改變，且日趨多元化。
以多樣性內涵為支撐，地區的國際政治功能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地區概念的界定和闡述本身就是權力的一部分，霸權國常常會依據自己的利益和影響力所及範圍來命名地區。地區概念本身的複雜多變，為概念創造者與界定者保持權力、顯示權力、獲取權力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地區可以為地區內國家間合作的展開提供良好的載體，並促進此種合作的機制化建設。
長期以來，中日兩國政府整體上是在“亞洲”、“東亞”及“亞太”等地區概念框架下推進中日關係發展的。雙方不僅對這些地區概念有著共同認知，且合作內容也由最初的“反對霸權”擴展至區域經濟合作與安全秩序構建。此外，近年來，中日兩國政府各自提出了“一帶一路”與“印太”等地區概念，促使雙邊關係所處的地區框架進一步多樣化。這兩個概念與“亞太”相比，進一步打破了亞洲的固有地理界限。
對於中日兩國而言，不同地區概念的提出，不僅反映了雙方地區身份認同的差異，更表明雙方在參與地區治理及構建秩序過程中所採取的路徑不同，進而與彼此間安全關係產生互動。
“反對地區霸權”與中日友好合作
冷戰時期，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及其後的和約締結進程，也就是雙方達成“反對地區霸權”共識的過程。這一共識的達成，雖促成了中日兩國在地區安全層面上展開適度合作，但雙方的安全共識基礎仍較為脆弱。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安全關係的構建源於相關雙邊關係文件中“反對地區霸權”條款的內容。《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的“反霸條款”，是國際法意義上對中日安全關係的規範。從1978年“反霸條款”確定到冷戰結束之前，中日安全關係在整體上處於“友好合作”態勢，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中日兩國不把對方視為自身安全的重大威脅。第二，日本在綜合安全保障戰略下積極實施對華援助。第三，中日兩國妥善地管控安全分歧並加強防務互動。
“反對地區霸權”共識的達成與地區安全合作的適度展開，並不能證明中日兩國間形成了牢固的安全共識基礎。中日開展地區安全合作的驅動力，主要來自雙方關於安全威脅來源的相同判斷，至於兩國關於國家安全目標以及目標實現路徑等方面的差異，則在相當程度上被忽視或淡化了。更為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中日安全關係並不能簡單地放在獨立的雙邊關係框架下進行討論。其原因在於，日本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重要路徑是日美同盟，換言之，日美同盟“捆綁”了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抉擇。
“東亞安全治理”與中日相互警惕
冷戰後，中日關係所處的地區框架主要集中在東亞。在東亞，地區合作機制建設取得了一定進展。與本地區快速發展的經濟合作相比，東亞的地區安全合作進展遲緩且前景不明。基於歷史問題及現實博弈的考量，東亞大國關係一直處於一種波動週期中。因此，東亞地區的安全合作更多傾向於具體議題的推進而非機制建設。
在東亞地區，包括朝鮮核導問題、臺海兩岸局勢、海洋權益爭端等在內，帶有冷戰屬性的“不穩定”安全因素依然存續並突顯。這樣，中日兩國在如何實現“東亞安全治理”上開始需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但是，在“東亞”地區框架下，中日兩國採取了不同的安全治理路徑。其中，中國在致力於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基礎上，向國際社會提出了“新安全觀”構想。相反，日本作為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核心成員，在安全問題上對美國的軍事存在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致力於通過強化日美同盟來推動其軍事大國化發展進程。
中日兩國在半島無核化、非傳統安全、地區經濟一體化等領域雖存有共同利益，但難以消弭彼此間的“警惕認知”。因此，在東亞地區，中日兩個主要國家實施安全治理的路徑不同，相互警惕認知，再加上本地區政治結構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導致地區安全合作難以取得實質進展。
“跨域秩序構建”與中日戰略博弈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地區視域下的中日安全關係處於秩序構建的新階段。在這一時期，國際局勢突出表現為大國競爭的地區舞臺不斷改變，作為大國的戰略投射目標而湧現出各種地區概念。隨著大國的地區視域的變化與更迭，中國所處的地區秩序正處於深刻整合與重構階段。
對於地區視域下的中日關係而言，2010年是頗具轉折意義的一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在這一年超過日本，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中日實力逆轉背景下的地區秩序構建進程中，日本對中國的“警惕認知”不僅未能有所緩解，反而自2017年起由“憂慮”轉為“強烈憂慮”。
這一時期，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日本政府開始探索如何基於新地區框架來應對中日安全關係，而非僅僅遵循傳統的“亞洲”、“東亞”及“亞太”地區框架。自安倍晉三2012年12月再次上臺執政後，日本政府逐步確立了“印太”這一地緣政治概念，並將其作為外交安保戰略的關鍵詞。與此同時，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不斷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在此過程中更加重視與該倡議相對接的地區安全架構建設。中國政府力圖通過安全合作與經濟合作的靈活互補，推動地區安全架構建設並維護中國發展所需的國際和平環境。
顯然，在地區秩序的構建進程中，中日雙方都在力圖構建一個滿足自身戰略需求的新地區框架。相對於傳統的地緣政治或自然地理概念，無論是“印太”還是“一帶一路”，都帶有“跨域”的地區框架屬性，即橫跨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非洲等區域，二者間具有較大的地區交叉重疊性。在上述新的地區框架下，最大且直接的變化便是，“中日兩強”的地區力量結構在更大範圍內被“稀釋”，美國、印度、澳大利亞、東盟等作為行為主體自然而然地加入進來。地區範圍的擴大與行為主體的增多，必然對地區視域下中日安全關係的發展增加新變數。
日本“印太構想”實質上是一個安保戰略，核心是“美日印澳”的“四國機制”，主要目標是形成“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及規則設定。從近年來日本政府推進“印太構想”的實踐來看，其導致中日安全關係的地區內涵發生了三大變化。第一，“南海問題”成為影響中日地區安全關係的新熱點。第二，“美日印澳”成為影響中日地區安全關係的新機制。第三，網絡、太空成為影響中日地區安全關係的新領域。因此，在美日等國的推動之下，對於地區安全而言，“印太”這一新保守主義的地區政治概念將會產生巨大而長期的政治影響，也會加劇現有的焦慮、不信任和安全困境。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印太”的概念認知也正在不斷深化，其內涵描述並非一成不變。
展望未來，中日兩國應積極採取措施，共同構建新型地區安全關係。首先，中日兩國應豐富並深化“反霸條款”的精神內涵。其次，中日兩國應努力實現“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太構想”的對接。再次，中日兩國應從合作共贏視角出發來培育戰略互信。最後，中日兩國應致力於安全合作的機制化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參考消息網特稿，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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