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莽，恐怕很多人都會想起“穿越者”這個名字，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他的“新政”與現代社會有頗多相似之處，也難怪文學家胡適會稱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主義者。拋開這些天馬行空的“穿越論”不談，王莽的思想的確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儘管用現代人的眼光看，這些政策並無太大紕漏，可是在那個時代他終究是一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這成了他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
王莽畫像
因為太過理想而忽視了社會狀況和民眾輿論，可這些恰恰是一場改革中最重要的社會基礎。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縱觀歷朝歷代的改革，成功者無一不將群眾基礎當做重中之重。改革沒有錯，可是在這之前必須要明白改革的主體是民眾，只有抓住民眾的心，改革才能順利地繼續下去。另一方面，社會變革過程中最首要的是鞏固統治，這也是考驗封建君主的重要命題，而王莽卻也忽略了這些。
改革未能贏得民心
從古至今，土地兼併都是威脅國家經濟和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為徹底掃除土地兼併，王莽採用了與西周時期井田制相似的制度，即“王田制”。簡單說，這一制度其實就是把私有土地收歸國家所有。王莽是儒生，“王田制”這個名字也取自《詩經》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體現著儒家“平均地權”的思想，即“為求達裁抑兼併、平均財賦之目標”。
新莽時疆域
漢武帝時期，朝廷重臣董仲舒也曾針對土地兼併現象提出過“限名田”制度。“限名田”建立在商鞅變法時期的軍功爵制的基礎上，因為它既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也沒有動搖到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以它取得了成功。“王田制”雖然也是為了抑制西漢末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而設立的制度，但它卻僅僅實施了三年便宣告破產，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它沒有社會基礎。土地兼併代表的是地主階級和貴族階級的利益，抑制土地兼併必定會遭到這一群體的抵制，如果再得不到平民的支持，那它只會早早的夭折。
田間勞作的農民
抑制土地兼併的根本目的是改善民生，緩和階級矛盾，但由於執行能力不足，底層人民的生活依舊得不到保障，民生凋敝的狀況也沒有得到改善，因此這項措施很難得到平民階層的擁躉。
除了“王田制”，王莽還推行了一項前無古人的改革，即改奴隸為“私屬”，並禁止奴隸買賣，這項措施也一度被後人當做王莽穿越的證據。在現代社會，人口販賣絕對是觸犯法律的行為，但是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奴隸買賣卻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有關禁止奴隸買賣的政策，《漢書·王莽列傳》中有詳細的記載：
“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
官宦人家正在勞作的奴隸
王莽的出發點雖好，卻沒有充分考慮當時的社會情況。在毫無過渡的情況下，貿然取消奴隸制度，反而斷了奴隸們的生路。奴隸多由流離失所的貧民組成，他們因為無法負擔日常生活開支才被迫賣身給地主。如今王莽一紙禁令就取消了奴隸買賣，又沒有給予奴隸們合法身份，所以就無法在實際上解除二者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這自然會被底層民眾所詬病。
經濟改革適得其反
在王莽的新政中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幣制改革。王莽廢除了原先的貨幣，用一些造型精美但原料廉價的錢幣在市場上流通，民眾手中的貨幣則不再具備購買效力。不僅如此，他還對國家經濟實行宏觀調控，通過行政手段平抑物價，把貨幣制造權和鹽鐵經營權收歸中央，禁止民間私自交易，也就是“五均六筦”，進而以此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這些規定雖然與現代社會各項制度有頗多相似之處，但事實上，它們並非王莽首創，漢武帝時期也曾經實施過類似的政策，當時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新莽時期的貨幣
王莽經濟改革的本意是為了平衡國民經濟，穩定物價，遏制地主豪強對農民的剝削，但王莽能力有限，還急於求成，不僅沒有考慮現實的可行性，還錯誤估計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到頭來這些民生政策反而動搖了民間經濟，百姓深受其害。他所推行的新幣制幾乎與原貨幣市場完全斷層，所發行的貨幣面值也種類繁多，這致使貨幣流通變得越來越複雜。這很快就影響到了市場交易的流暢，結果適得其反，物價反而不斷被抬高。
由於新幣制所用貨幣的購買力變小，交易也變得更加繁瑣，這引起了市場動盪，最終導致了通貨膨脹的發生。新幣制讓底層民眾本就凋敝的經濟實力進一步縮水，“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的慘象屢屢發生。
新莽時期的貨幣
以當時社會的生產水平來看，經濟改革本身並沒有問題，只要循序漸進，在改革過程中對政策不斷修正完善，也可以取得不錯的成效。可是，王莽卻操之過急，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盲目推行，結果這嚴重損害了貨幣流通的靈活性，也間接引發了普通民眾對中央的信任危機，最後更是威脅到了國家統治的穩定性。
改革時機不當
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大多通過武裝起義的方式奪取政權，王莽卻是個例外，他奪權靠的是“禪讓”。王莽本是漢朝外戚，雖然後來當上了皇帝，卻無法做到徹底的改朝換代，因為社會基礎與官吏政治並沒有任何改變。雖然他成功建立了新朝，但是其威望和統治基礎並不牢固。儘管王莽也曾在強化君主專制上下了大功夫，幾乎架空了朝廷重臣的權利，這雖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自己的統治，但是這也讓自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縱觀歷史長河，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沒有哪個成功的改革是在政權建立之初完成的。因為政權初建往往意味著政權不穩、人心浮動，此時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可能會加劇社會的動盪，王莽在新朝初建之時便大動干戈，這顯然不合時宜。
新莽時期的市場交易
“五均六筦”看似頗為完善，但卻忽略了當時的政治狀況。王莽本身並沒有掌控大局的能力，新朝官吏政治與漢朝末期大同小異，官商依舊勾結，貪贓枉法、腐敗的體制讓依附於行政手段而生的“五均六筦”制度出現了極大的漏洞。
“五均六筦”本是針對地方官吏腐敗問題設立的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地方的鹽鐵經營權和物價制定依然被直接交由當地官員和富商們管理，這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倒助長了官商勾結的態勢，民眾生活愈發水深火熱。王莽的新政改革承自西漢末年千瘡百孔的社會秩序，其封建統治還未完全穩固，他就試圖用儒家和法家思想來填補制度漏洞，實乃天時地利人和皆不佔據，最終不但沒有解決前朝遺留的問題，還讓社會民生問題變得更加雪上加霜。
古代商販
改革時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改革的成功與否，鞏固統治是改革的前提，王莽的改革雖有效仿漢武帝經濟改革之嫌，但二者的結果卻截然不同。漢武帝在位時期的漢朝是漢朝頂峰時期，政治清明，改革基礎完備，改革引起的動盪很快就能被社會所吸收，所以說改革時機很重要。
結語
實際上，王莽的新制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封建自救運動。這場自救運動雖然沒有切實解決民眾的問題，反而還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重了兩極分化，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這次失敗也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而所謂的“穿越者論”並沒有什麼可信度，王莽所設立的制度看似與現代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實際上他也只是效仿古法罷了。因為從土地改革到“五均六筦”，都可以在新朝之前的歷史上找到一些範例。
從王莽的各項措施中，我們不難看出他非常關注民生，但由於他出身封建貴族，對民間疾苦的理解也只停留在了表面。他受儒家《禮經》的影響很深，對於漢末“禮崩樂壞”的現象更是痛心疾首，所以他有著遠超那個時代的道德標準觀念。《漢書·王莽列傳》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王莽身為封建君主，卻在兒子殺死一個奴隸後，命其子自殺，可見他有著極高的道德標準。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存在著與時代脫節的問題，這種脫節讓他的改革變得過於理想，最終這直接導致了改革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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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詩經》
《二年律令》
《漢書·王莽列傳》
《食貨志》
《國史大綱》
《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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