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能在這場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

——阿爾貝·加繆《鼠疫》

黑死病、天花、霍亂、瘧疾、流感、肺結核、鼠疫……這些疾病，大部分有著比人類社會更加古早的歷史。

歷史上任何一次疫病的大爆發，都會對人類造成巨大的傷痛和難以估量的損失。

如今，儘管我們已經能控制或消滅人類歷史上的絕大部分瘟疫，但同它們的鬥爭還將繼續。新的致命性疫病會隨時出現，我們無法預知下一個對手是誰，但人類總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我們手中最強大、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世代累積下來的知識和記憶——也就是科學方法和現代醫學技術。

在中國的歷史上，“大疫”、“時疫”、“癘疫”、“冬瘟”、“疫氣”都歸屬到“瘟疫”行列。根據《中國疫病史鑑》的不完全統計，根據史料記載，從西漢到清末，僅大型瘟疫就至少發生過321次。

在於疫病的對抗中，古代中國人也逐漸摸索出隔離、封路、封城等戰疫方式。

而僅僅在110年前，華人醫生伍連德用了四個月撲滅肆虐東北的鼠疫疫情，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認為，在這場抗擊鼠疫的戰爭中，伍連德是全權負責的，他不只是個技術人員，還有行政權，這對目前中國衛生體系改革有很大借鑑意義。

110年前的東北鼠疫戰鬥中，伍連德醫生首提“疑似”概念，並設立專門的疑似病院，盡收疑似病人。

一、占卜問神

我國有關瘟疫的最早記載，大約可以追溯到商代。

從如今已經破解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一則故事：與天地溝通的巫師正在占卜，他所問有兩件事，其一是這個瘟疫是否會蔓延開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

可以推測，當時的商王城裡應該發生了大規模的傳染病事件，以至於商王也有了被感染的風險。

對於上古時代來說，祈求問天和占卜之術是最早對抗瘟疫的辦法。

這種迷信色彩濃厚的方式，幾經演變，一度成為一種政治工具。

比如在東漢末年的大疫，黃巾軍首領張角，號稱能以符水治療瘟疫，由此招來大量信徒，進而揮兵起事。不過最後，張角也因感染瘟疫病死軍中。

二、有效隔離

在逐漸掌握瘟疫的傳染病性質後，隔離制度率先出現。

在睡虎地出土秦簡中，記載了一件事：一名正在接受築城刑罰的犯人，被發現得了麻風病，當地官員迅速將其轉移到了一個叫“癘所”的地方隔離。

這是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有關傳染病隔離制度的記載，“癘所”也是最早的官方傳染病收治點。

到了漢代，隨著國家力量的介入，對於疫病的治療，有了一些完善的方式方法。

西漢元始二年，京畿一帶發生嚴總的疫病。漢平帝下詔：“民疾疫者，空舍邸第，為置醫藥。”即由政府規劃專門的房舍，負責收容、醫治疫病患者。

到南朝時期，又設有“六疾觀”、“別坊”等隔離機構；唐朝設有“病坊”；宋代設“安樂坊”。這些都是由中央政府根據疫情的具體情況，下撥經費，地方政府則負責具體實施，採購藥物，招募人員照料病患。

在清代，天花一直是皇室的夢魘。

天花病毒，曾是大清皇室的夢魘。

順治六年（1649）三月，北京發生的一場天花傳播，努爾哈赤第十五子豫親王多鐸，染病死亡。努爾哈赤次子禮親王代善，有3個兒子死於這場天花。

為躲避天花的傳染，順治不惜打亂正常朝議制度，躲在深宮不敢上朝。但最終，他還是沒能逃脫天花的魔掌。

當時，清廷制定了一套嚴格的“避痘制度”，比如在遇到重大的國家慶典時，正好發生天花疫情，只要是未曾出痘的，都可以迴避缺席；還規定已出痘和未出痘的皇族不得共聚一處。

順治的兒子玄燁剛剛出生不久，就被送到西華門外的避痘處避痘。雖然層層設防，但在他不到兩歲時，還是染上了天花。慶幸的是，在悉心照料下，玄燁活過來了。

康熙後來能繼承帝位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他出過天花，對這種可怕的疾病終身免疫。

三、古代醫學的探索

僅靠隔離無法治病，中國古代的醫療工作者也一直就此進行探索。

東漢醫學家張仲景，花費數十年的精力，寫成《傷寒雜病論》一書。根據描述，“傷寒”的主要症狀為發熱，並且具有強烈的傳染性。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說：“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僅僅十年時間，張氏家族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古代，“傷寒”其實是對各種無法明確解釋的傳染病的綜稱。

古代中醫的藥方。

此後，東晉醫學家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對天花、虜黃病（即現代所說的黃疸）、沙蝨病（恙蟲病）等傳染病的治療做出過探索。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燻藥法進行空氣消毒、向井中投入藥物給水消毒等消毒法。

在南宋代淳熙十四年，都城臨安發生瘟疫，宋孝宗下令研製防疫湯藥。

明正統十四年，淮揚發生瘟疫，明英宗派出40多位太醫到疫區，抗擊時疫。

客觀來說，由於時代的侷限性，古代中醫對於疫病並無有效的治療方式，一場瘟疫的結束幾乎都是以病毒的忽然自我消退而結束。

比如在清代光緒十六年的冬天，一場“冬瘟”襲擊北京，晚清政壇上的潘祖蔭、孫詒經、寶廷、怡親王等先後染疾去世，張佩綸、李慈銘等名士也感染時疫，但被治癒；甚至在高牆大院的紫禁城內的貴妃也染病而亡。當時的名醫均對此束手無策。

在搶救工部尚書潘祖蔭的過程中，老友翁同龢建議使用人參，而潘的另一位老友、內閣學士李文田則說，人參、附子斷不可用，“須梨汁或可治”。翁同龢回敬：“梨汁能救命嗎？”

由此可見，高官名士在疫病面前的遭遇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可想而知。

出現在古代文獻中的“大疫”、“時疫”、“癘疫”、“冬瘟”、“疫氣”，今天已經無法確知對應哪些疾病。研究醫學史的學者餘新忠認為，準確判斷歷史上發生的疫病為現代醫學所稱謂的何種疾病，無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讀者感到興奮的事情，然而這種判斷具有相當的危險性，有時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

四、一個王朝的背影

從小染上天花，壯年又染瘧疾，這兩項在古代幾乎都是必死的傳染病，但康熙帝都換過，不過都活了下來。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染上瘧疾，法國傳教士洪若翰即用金雞納霜治療了康熙帝的瘧疾。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的祖父、江寧織造曹寅因患瘧疾。通過同事蘇州織造李煦上奏，先康熙索藥：“曹寅向臣言，我病時來時去，醫生用藥不能見效，必得主子聖藥救我。……若得賜藥，則尚可起死回生，實蒙天恩再造。”

康熙帝看後親筆硃批：“爾奏的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洩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金雞挐專治瘧疾，用二錢未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兩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矚！萬矚！萬矚！萬矚！”

曹寅沒能趕上快馬運來的藥物，就去世了。

因此藥救過康熙的命，而且是外國進口而來，因此在清朝這是專供皇室使用的寶藥，普通民眾是無緣使用。

誕生了金雞納霜的金雞納樹。

明清時，最大的貢獻是“人痘接種法”的誕生，由此可以戰勝天花。

清代《痘科金鏡賦集解》中有記載：“聞種痘法起於明朝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由此蔓延天下。”

隆慶一朝在公元1567—1572年前後，由此可推測，應該從明代開始，這種種痘方法開始在民間使用。

“人痘接種法”是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裡的痘漿、痘瘡結痂磨成的粉末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進而獲得天花的免疫力。

因康熙帝自小的天花經歷，在他即位後，便大力推動天花的防治：太醫院專門設立痘診科，廣徵各地名醫；設立“查痘章京”職位，全面負責八旗防治天花事宜。

康熙時代中後期，南方傳統的種痘法傳入北方。康熙大力推廣此法。

晚年時，康熙對諸位皇子說：“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

1796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在中國種痘法基礎上，發明了著名的牛痘法。正是靠這種先進療法，人類徹底打敗天花。牛痘接種的成功，也為人類打開了免疫學的大門。

但遺憾的是，發明了“種痘”法的大清，到了清末，慈禧獨生子同治皇帝在1874年竟然死於天花。

同治得了天花後，慈禧在宮內外大搞“供送痘神”的活動。同治皇帝的去世，是一個王朝的縮影，固執而排外。

五、百年前的現代化“抗疫”

1910年，大清宣統二年。中國東北發生一起鼠疫傳染病，華人醫生伍連德用了不到4個月，就撲滅了這場“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伍連德採取的應對措施，放到今天依然是極為有效的措施。

那麼伍連德作對了什麼？

最重要的一步是，確認病毒能夠“人傳人”。

1910年12月24日伍連德和助手抵達哈爾濱。第三天，伍連德獲得解剖一位染病去世的日本女子的機會。

伍連德從血管、心臟、肺葉等處提取標本，經過三天的細菌培養，他在顯微鏡下看到了鼠疫桿菌。

伍連德認為，這次東北鼠疫是由土撥鼠引起，並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並做了鼠疫可以“由人傳播到人”的重要判斷，傳播途徑為空氣飛沫，可通過呼吸傳染。

伍連德後來回憶：“欲使缺少近代醫學和科學基礎知識的他們（哈爾濱的官員）相信這些，並非易事。”

此後，伍連德根據疫區現場調查情況和解剖發現，請求清廷對東三省進行全面隔離。

首先是對整個東北進行封城。1911年1月13日，清廷下令封鎖山海關，任何人出入山海關都必須在軍人的看守下滯留5日，確認無恙才可以放行。

其次鐵路交通嚴格管制。1月14日至19日，南滿鐵路與東清鐵路陸續停止運行。1月21日，京津鐵路全部停止運行，清廷建立三條軍事防線，

第三是戴上口罩。伍連德發明了一種雙層紗布口罩，這種口罩被為後人稱作“伍氏口罩”。伍連德後來回憶：“在疫情猖獗時，防護口罩被證明最有用。”

帶著口罩的工作人員。

第四是分區管控。在疫情最嚴重的哈爾濱傅家甸，伍連德將其劃分為四個區，每個區配備一定的醫生、警察以及醫療物資。不同區的居民佩戴不同顏色的證章，分別是紅、黃、藍、白，每種顏色只允許在本區活動。

第五是建立專門的收治醫院。當時，伍連德要求當地官員提供更多的房舍，供急性患者用做醫院。

第六是首次提出“疑似”概念，做到應收盡收。在抗擊鼠疫的過程中，伍連德第一次提出“疑似”概念，將疑似患者集中收治在120節火車車廂改建而成的隔離營中，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

用火車廂搭乘的簡易收容所，功能類似今天的方艙醫院。

第七是消毒措施。制定了細緻的消毒、清理以及醫護人員防護等措施。

第八是對有染病屍體的處理。由於染病人員的大量死亡，公共墓地已經無地安葬，大量屍體和棺材露天堆放在墳場周邊。1月30日，大年初一，伍連德親自指揮200名裹著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屍堆裡忙活。下午2時左右， 22堆屍體被潑上煤油並點燃。烈火足足燒了三天，東北的疫情也很快迎來了轉機。

1911年2月20日，東三省所有采取了隔離措施的地區死亡人數首次全部出現了下降。4月23日，清政府宣佈東三省鼠疫肅清。

曾肆虐歐洲長達四個世紀的鼠疫在幾個月裡防疫成功，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

伍連德由此被認為是中國建立防疫醫療體系的先驅。

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認為，在這場抗擊鼠疫的戰爭中，伍連德是全權負責的，他不只是個技術人員，還有行政權，這對目前中國衛生體系改革有很大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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