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零號病人，成為了近日人們關注疫情動態的焦點所在。
焦點源頭來自屢屢“躺槍”的武漢病毒研究所，2月15日，一則關於“武漢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黃某某是新冠病毒肺炎零號病人”的消息在社交媒體上流傳。
研究所隨後對這個說法進行了反駁：“黃燕玲同學於2015年在我所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在學期間的研究內容為噬菌體裂解酶的功能及抗菌廣譜性，畢業後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過武漢，未曾被2019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身體健康。”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關於“新冠病毒肺炎零號病人”的聲明
網絡上還有黃燕玲本人發出QQ消息的截圖，證明自己“還健在”。
多個層面的回應，都在指向網傳消息的不可靠。雖然消息被證偽，但“零號病人”的提法進入了公眾的視野，成為剖析新冠病毒的新頭緒。
可想而知，關於“零號病人”的猜測還不會停下，一方面是流行病學調查近似“破案”式的抽絲剝繭吸引著公眾的好奇和關注，另一方面是目前關於病毒的傳播途徑和來源千頭萬緒，人們迫切希望找到那個推倒一切骨諾牌的起點，找到戰勝病毒的希望。
源頭
“零號病人”，指的是第一個受感染，並且開始散播病毒的人。
在流行病調查中，他也被稱作首發病例、標識病例。但這個攜帶了病毒的人不一定會發病。因此還有“一號病人”的說法，標記的是第一個出現症狀的病人。
兩者並不一定等同，往往還不是同一個人。但是在他們身上，流行病學家能找到重要的指徵意義，為後續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指導。
尤其是前者。認證為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醫生的博主@普外科曾醫生在微博上解釋了“零號病人”的意義所在：
1.確定傳染源，繼而通過控制傳染源以控制新發病例；
2.瞭解傳播途徑；
3.瞭解活動軌跡，通過病人的活動範圍能對病毒的生物學行為有一個很好的判斷；
4.觀察其臨床表現，如果該位病人沒有發病，那麼可以通過觀察他的身體特徵來判斷他的特異點在哪裡，可以很好地提示後續的治療和疫苗研發。
此前的案例曾經有過借鑑。2014年，埃博拉病毒橫掃全球，自從人類在1976年發現這種形狀似蛇的病毒以來，埃博拉疫情在非洲總共爆發了24次，以往的爆發都是局部性的，這次是第25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
感染病毒的人最初會出現發燒、頭痛症狀，隨後進展到嘔吐、腹瀉，就診病人的死亡率能達到50%甚至更高。
距離這一輪疫情開始的五個月後，研究人員從病例的回顧分析裡找到了線索。文獻和實驗室的數據都指向了非洲幾內亞一個叫梅利揚杜瓦的村莊，衛生官員發現這裡有一個家族出現了感染後的連鎖反應。
多番調查後，一名2歲的男孩被鎖定為最接近源頭的“零號病人”。他們發現原來在2013年的12月初，這名男童突然病倒了，沒有人知道他得了什麼病，因為他先是發燒，然後劇烈地嘔吐，腹瀉的糞便裡還帶有血，距離發病僅僅相隔四天，他去世了。
接著，照料孩子的家人——他的母親、姐姐、祖母后來也表現出相似的奇怪症狀，並且相繼去世。在西非部落的傳統葬禮上，有清洗、觸摸和親吻遺體等習俗。而埃博拉患者死後，在長達一週的時間裡其屍體仍具有傳染性。
村莊位於靠近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兩個國家的邊境地區，在男孩祖母的喪禮上，不乏附近村莊的親人，在他們回家後，病毒陸續以疫情的形式開始蔓延。
零號病人還可以以地域進行劃分，同年的9月，美國也出現了本土的零號病人，他在協助感染了埃博拉的當地人過程中受到感染。
一年後，世衛組織的調查顯示，幾內亞男童所在的村莊地處林區，人員稀少，只住著31戶人家，但它周邊森林區域因為採礦業和林業作業遭到破壞。
有證據顯示，就此所造成的森林損失估計超過80%，更惡劣的後果是，眾多病毒的天然宿主蝙蝠和有可能受到感染的野生動物因此得以靠近人類居住的區域。
在男童出現症狀前，有人曾經看到他在後院裡玩耍，不遠處的一棵空心樹內就棲息著大量的蝙蝠。
被誤解的“零號病人”
1984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首次提出了“零號病人”的概念。
他們所指代的是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務員蓋特恩·杜加斯。1981年6月，美國亞特蘭大疾病控制中心在《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上介紹了5例患者的病史，他們都患有卡氏肺囊蟲肺炎以及其它異常感染情況，說明他們的免疫系統不再工作。1982年，該病被命名為艾滋病。
當時美國疾控中心推斷經常在空中飛行的杜加斯是艾滋病從非洲傳入北美洲的零號感染源，後來這個案例收錄到一名新聞記者出版的書籍《世紀的哭泣》裡。
作者形容杜加斯具有反社會的行為，故意散播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危害他的性伴侶。在報紙的頭版頭條裡，杜加斯還成為了“那個把艾滋帶到我們身邊的男人”。
這種印象，不亞於我們如今對所謂“超級毒王”的厭惡和抵制。
一個流行病學上的術語，在人們的誤傳和偏見中成為了受盡指責的標籤。
直到2016年，這位受誤解的病人才終於等到了解釋的機會，儘管他已經去世多年。
在《自然》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裡，復原了北美地區艾滋病傳播的部分過程，結果表明，病毒早在70年代已經傳播到美國，比杜加斯當時的80年代樣本提前了十年。也就是說，杜加斯幾乎不能成為那個首先傳播病毒的人。
參與研究的一位英國曆史學家惋惜地說，“杜加斯是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病人之一。在大家看來，杜加斯和許多其它病人一樣，導致某種流行病的發生，而他們這麼做是出於某種邪惡的目的。”
非典時期，也發生了同樣的遭遇。
17年前，首例非典患者的報告病例是在深圳一家餐館做廚師的36歲河源人黃杏初。早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現了病症，到河源人民醫院看病後，很快被送到廣州進行治療。
幸運的是，他被治癒了。但出院的時候，他對“非典”的概念仍然陌生，直到看到新聞的報道，他才知道自己原來是那個“首例”。
這個“第一”，給他帶來了各種壓力，他換了五六張電話卡，上街的時候會戴上帽子，這種狀態的日子，他形容自己活得很像一個逃犯。
但其實，黃杏初並非“零號病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經出現。事實上，“零號病人”很難一錘定音，遠不是研究的終點，“零號”後還可能會有新的“零號”發現，其確認過程本身就是對病毒發展情況的覆盤與再認知。
另外，上述《自然》論文的研究團隊還有一個意外的發現，他們認為“零號病人”（Patient Zero）的說法很有可能是一場誤會。
因為在當時的艾滋病病例研究中，病例編號由城市縮寫和數字組成，但因為杜加斯不是美國人，他被標記成了“Patient O”，意即“在加州以外的病人”（Patientoutside California）。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O和0的混淆，零號病人的說法才得以出現和傳播。
真相在不斷靠近
但如今，新冠病毒肆虐，人們仍然本能地希望找到匿身於人海中的零號病人，至少，能對目前盛行不衰的種種“陰謀論”找到解釋。
眼下圍繞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爭議未曾停止，2月17日，網上還出現了其研究員“實名舉報武漢p4病毒研究所所長王延軼”的消息，涉及事件的武漢病毒所研究員陳全姣表示，“我從未發佈任何相關舉報信息，對冒用本人身份捏造舉報信息的行為表示極大憤慨。我將依法追究造謠者的法律責任。”
並且她稱，“近期一系列謠言，已對我們一線科研人員科研攻關造成了影響”。
武漢病毒研究所，彷彿成為了旋渦的中心。拋開各種不實的截圖和小道消息，目前並非沒有追蹤零號病人的事實信息。
1月24日發表在《柳葉刀》的論文《2019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的臨床特徵》（Clinical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記錄了首位患者的信息，文章披露他出現症狀的日期是在2019年12月1日。同時有三個重要的信息：第一是他沒有 華南海鮮市場的暴露史；第二是他的家人均沒有出現發熱和呼吸道的症狀；第三是他和後面的病例之間還沒有發現流行病學上的聯繫。
論文裡關於首位患者的信息
目前的關鍵在於：除了臨床症狀以外，這位“一號病人”還需要更多流行病學信息的披露。
例如，他是如何受到感染的，又曾經在哪些地方停留，另外，他是否就是“一號病人”，又與“零號病人”之間有什麼聯繫？這之間的空白，成為了各種消息嵌入的空間。
數據顯示，第一位發病的患者沒有華南海鮮市場的暴露史
2月7日，華南農業大學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聯合攻關團隊圍繞冠狀病毒有可能的動物來源開展了溯源工作，通過分析1000多份宏基因組樣品，鎖定穿山甲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中間宿主。病毒的基因組分析顯示，分離的病毒株與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達99%。
這份研究為破解疫情提供了方向，理論上穿山甲的確有可能成為傳播新型冠狀病毒的中間宿主，但還需要更多數據支撐，比如確診病例是否有穿山甲的接觸史，臨床上的傳播途徑是怎麼樣的，這些都需要建立起完整的傳播鏈條。
而且，我們仍然要了解的是，尋找“零號病人”的過程是針對病毒而非人，在尊重科學規律的前提下，事實才會慢慢呈現。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黃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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