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榮格在《尋找靈魂的現代人》中說：“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即使在我們今日的文明社會里，大部分最低階層民眾所過的生活幾乎和原始民族一樣無意識。 ”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了中國社會發展中很多看似奇怪的矛盾存在的原因——現代化與鄉土性之間的碰撞和掙扎。
《鄉土中國》為現代化和鄉土性間的矛盾做了很好的詮釋。書中分別從鄉村社區、文化傳遞、家族制度、道德觀念、權力結構、社會規範以及社會變遷等諸多方面觀察、剖析了鄉土社會的結構及其特點。搞清楚作者所講的鄉土社會這個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
作者費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一生行行重行行，實地調查和考察總結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各種模式，寫下了諸多不朽篇章。先生曾在多所高校擔任社會學教授，並獲得過美國馬林諾夫斯基紀念獎、英國皇家人類學會的赫青黎獎章、美國大英百科全書獎、日本福岡市亞洲文化大獎等多項大獎。費孝通先生為中國社會學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天地，使社會學這門外來的學科真正在中國生根、發芽、成長、壯大……通過《鄉土中國》一書，相信大家可以領略到社會學的魅力所在。
當今的中國，物質和經濟經歷了高速發展，已經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社會面對的矛盾卻依然尖銳，有些甚至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究其原因，大概在於我們的身體進入了現代社會，可我們的靈魂還留在鄉土社會。
缺乏契約精神
在現代社會中，中國人飽受詬病的問題之一——缺乏契約精神。
在西方，契約精神是有源頭的。古希臘時期的執政官靠選舉上臺，執政有期限。設有專門的國會議員，對執政官監督與彈劾。每個人每個位置都是建立在契約上的。契約是西方文明的基石，進而又成為西方商業文明的基礎，它代表著商業關係雙方的承諾。契約精神保證了商業文明的發展，商業文明又強化了契約精神。
因此可以說契約精神發展壯大於商品交易發達的社會中。在與陌生人打交道，並與其交換時才需要契約，有契約才會守約。而中國是鄉土社會，生活上被囿住的鄉民，平素所接觸的是生而與俱的人物，並非陌生人。所以說，鄉土社會的信用產生於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契約精神在鄉土社會可謂無用武之地。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田忌賽馬的故事。這個故事可謂婦孺皆知，而故事想要向我們傳遞的信號是中國人聰明，懂得變通。其實在真實的賽馬中，田忌的做法是違約的，因為賽馬是有規則的，上馬對上馬、中馬對中馬、下馬對下馬，但是田忌卻使用了下馬對上馬、上馬對中馬、中馬對下馬的策略。假使將這種賽馬方式放到講契約精神的現代化社會中就是缺乏契約精神的表現。
在中國，由於鄉土社會的各種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社會結構和思維方式，導致人們缺少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但是，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人和人之間並非孤立無關的，人來到這世間，作為社會的動物，是訂有契約的：物質利益的來往，有法律的契約；行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約。契約無處不在，契約不是外部對一個人的要求，而是一個人內心秩序的建構。
缺乏公德心
沈從文在他的《中國人的病》一文中說，國際上對中國人有一種批判：“中國人極自私”。
這是由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所約束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倫常為：
“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有的道德要求都是在私人團體內進行的，沒有一條關乎社會公德。中國傳統講宗法血親不講社會公德，認親不認理，一心一意為自己家族謀福利，始終是牢不可破、堅不可摧的信條。基於此，在《鄉土中國》中作者說到：“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通的標準並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什麼關係之後，才能決定拿出什麼標準來。”一個人只對自己的家族、宗派負責，至於社會公德公益，於我何干？
正如心理學家武志紅曾討論過的，為何中國人有私德而沒有公德？因為私德的核心是孝道，孩子要無條件地遵守父母的規則，這是非如此不可的事情。相反，公德的核心是良知，但在家裡過度聽父母話的我們到了社會上就忍不住想放肆，破壞公德會給我們叛逆的快感。
而在現代社會里，僅靠私德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每個社會階層都只看重私德而不是公德，那麼這個社會的矛盾就會越來越明顯。因為社會階層本身就是有差距的，公德的作用就是社會公平的約束器，防止社會上下等級和資源差距太大，儘可能保證某種程度的公平。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純粹的鄉土社會和農業社會，在此基礎上誕生的中華文明因而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這與以工商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而眼下我們正處於鄉土社會和現代社會的碰撞與掙扎之中，兩者在不同的地方此消彼長，並不時地互為開脫辯解的避風港。只有我們的身體和靈魂得到恰當的平衡，才能真正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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