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
【內容提要】西方史學自19世紀、20世紀之交傳入中國，本來就需要一個消化過程，然而，一方面該過程遠未完成，另一方面，對新史學極具價值的傳統社會卻分崩離析、消亡殆盡了。事實證明，黃仁宇是唯一成功往還於“舊社會”與“新史學”之間的學者，而幫助他實現銜接的恰恰是錯位的路徑。他是“舊社會”的親歷者，離開大陸、臺灣使之跳出意識形態僵化對立的氛圍，藉助美國及歐洲相對自由的學術條件，釋放並解析儲存已久的信息，直至不拘泥左、右派系，形成“大歷史”的構想。不過，既要細細品味具體的“生活經驗”，又要將其消化在“大歷史”框架中，這成為黃仁宇的“解脫史學”的內在緊張。
【關鍵詞】舊社會 黃仁宇 大歷史
乍一看，下面的假設會給人異樣的感覺：20世紀前期，除少數大城市外，中國社會還基本保持著古代，亦即傳統的狀態；外國勢力的介入——不可避免地透過政治領域——主要集中在商貿和文化領域；“史學革命”有了長足發展，史學家擷取西方新理念，著手把身邊活生生的“過去”當作實驗室及實驗品，深刻考察與反省中國歷史。——之所以感覺異樣，首先因為事實是：武裝革命和反抗外敵入侵在廣大範圍內撕裂、摧殘或至少衝擊了傳統社會，學者從未像這個時代那樣捲入政治激流，歷史研究已錯失了歷史本身。如此嚴重的反差也表明，中國社會與學術都是以近乎脫軌的方式轉型的。其次，還因為它暗示著一種新穎的史學史思路，彷彿屏息躡足潛回歷史現場，不僅探尋歷史的裂痕，而且嘗試復原斷裂過程本身。
不過，限定稍微放寬的話，黃仁宇先生（1918～2000）可以被看作實現了“舊社會”與“新史學”的溝通。尷尬之處在於，學界對其建樹一向缺少專業性的回應；他的著作越出越齊整，影響卻越來越支離。儘管論者多留意到他獨特的問學之路，到底無人肯做認真的爬梳。把和他直接對話當作學術含量不高之舉，或許是有理由的，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的領域內，他更有理由得到學術性的正視。在古、今、中、外種種因素的錯雜當中，黃仁宇不期然地作為受害者而成為受益者，通過“大歷史觀”達成了耐人尋味的平衡。
一、黃仁宇在中國
1918年，即五四運動前一年，黃仁宇出生於湖南長沙，其父黃震白原是同盟會會員。以20世紀早期風雲變幻的政治背景和日新月異的社會思潮而言，一個人的年齡——準確地說，他何時涉足歷史之河——可能是人生決定性的因素。這本身就是中國傳統發生斷裂的標誌。晚年的黃仁宇曾指出：
我的那些狂熱朋友讓自己捲入中國政治漩渦的核心，但我年齡卻比他們小。外表看起來，這樣說很是奇怪，因為通常鹵莽才是年輕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齡的象徵。但在這個例子中，五四運動的時機造就了一切的差別。中國最激進的年齡層約比我大十到二十歲。我成長時，煽動文宣和街頭抗議的衝擊已大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輩中，領袖及烈士都比較少。
而在他的青少年時代，中國社會已出現種種複雜多樣的變動。20年代，晏陽初（1890～1990）、陶行知（1891～1946）、梁漱溟（1893～1988）等人相繼倡導深入基層，試點推行鄉村教育和建設計劃。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特別是國、共分裂、對抗，左、右兩派的思想分野日益清晰。在早期共產黨人中，毛澤東（1893～1976）的農村調查成果最突出，那當然體現了發展蘇區的直接訴求。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爆發，由於“以論帶史”的傾向太嚴重，毋寧說它適得其反，基本上窒息了客觀認知中國社會的可能。不過，其間陳翰笙（1897～2004）、李景漢（1895～1986）等人組織並參與的基層調查，還是留下了大批寶貴資料。至於“滿鐵”1935年～1942年間主持的對華調查旨在配合日本侵略政策，自不待言。
黃仁宇於1936年考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他後來說：“在整個求學時代，我一直在父親的羽翼之下。在我的衝動背後，總是有他謹慎態度的影子，無論我是否察覺。”當他進一步說父親“以間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輸我，革命修辭和行動是有所差別的”，“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之時，他既“察覺”了父子代差也是年齡層次差異的一種形式，又特別強調：“我童年時，就已意識到父親比同學的父母老很多。……父親和我相隔的這四十歲，代表整個家庭跳過了一代。”“已受夠革命”的“大齡”父親引導兒子量力而行，自我保護，難道不是反映了社會鉅變過程中的某種時間節奏嗎？同年，費孝通（1910～2005）至江蘇吳江進行調查，這導致1939年《中國農民的生活》（即《江村經濟》）的出版。
僅僅一年後，日寇全面侵華，大學南遷，黃仁宇在遷延觀望中棲身報界（這與他早年熱衷投稿有關），從而結識了《抗戰日報》的田漢（1898～1968）、廖沫沙（1907～1990）及《大公報》的範長江（1909～1970）等左派人物。不過，黃氏對他們的好感並未影響自己決定去成都的中央軍校而非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他給出的解釋是：
在一九三八年，我個人反對延安是因為他們教的是游擊戰，並不合我的胃口。當時我暗地裡心懷壯志。多少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覺得如果要當職業軍人，就應該領導軍隊進攻，並採取防禦策略。我甚至想當拿破崙。躲在暗處放冷箭，然後快速逃走，聽起來可不光采，不是我要做的事。
對上述理由不難作深度的解讀，但這還不是全部。無論如何，他做出了重大抉擇，不只在學業與軍旅之間，而且在兩大政治陣營之間。此後，他於1940年底畢業，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駐紮滇南，1942年奉調任職重慶衛戍司令部，次年2月參加中國駐印遠征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直至抗戰結束，其間曾為重慶《新華日報》、《大公報》等撰稿。
抗日戰爭對中國現代進程的辯證影響，可能怎麼估計都不過分，但下面一點尚未得到充分的認識：戰爭將知識分子從城市驅往鄉村，從東部驅往西部，使他們有機會切身感受還幾乎完整無缺地保留在當地的“舊社會”。如果說錢鍾書（1910～1998）所謂“餘往返浙、贛、湘、桂、滇、黔間，子尹（案指鄭珍，1806～1864）所歷之境，迄今未改”，猶屬“形羸乃供蚤飽，腸飢不避蠅餘”一類的生活境況，那麼，“避難後方，得遍經華南及西南地區，如湖南、廣東、貴州、雲南、四川各省”的錢穆（1895～1990）則提及：“凡所到，覺得那裡的社會尚保存著很多傳統的古老風情，尚如我幼年時在江浙所見。但抗戰時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然而，同樣由於抗戰激發的民族情緒——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反歷史的情緒，這番親密接觸對歷史研究的幫助竟微乎其微，唯一的亮點是1939年傅衣凌（1911～1988）在福建永安為躲避轟炸，無意中發現了鄉間的明、清文書，隨於1944年出版《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相比之下，幾本在此期間寫就的通史著作——呂思勉（1884～1957）的《中國通史》、錢穆的《國史大綱》及范文瀾（1893～1969）的《中國通史簡編》——儘管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學術流派，卻不約而同地遺漏了“歷史現場”。
正如黃仁宇所說：“當兵這個職業的地位，在對日抗戰後達到顛峰——也許還是數百年來的最高點。”對由於抗戰勝利而立刻面臨的轉機，他回憶道：
當時我應該把手上的現金換成黃金，找個藉口去搭美國飛機（當時正從事規模極為龐大的部隊運輸作業），回到柳州，賣掉黃金，再回上海，買更多黃金。正如加爾佈雷斯所說，事實上，這是合法的勾當。不過，我不應該為錯過大好良機而後悔哭泣。那樣的冒險將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軌道，其後果將超乎我的想像。
他先至上海參與受降工作，後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到達長春，卻最終免於和別人一樣被俘：
我該覺得自己幸運到極點，能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體面退場，參加去美國進修的考試。我離開時，正值國民黨短暫勝利的顛峰期。如果命運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介入，我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
他順利進入美國雷溫烏茲陸軍參謀大學，並於一年後畢業回國，任國防部參謀。1949年5月，意識到敗局已定的黃仁宇以駐日代表團助手身份赴日。
內戰令文化精英面臨“不歸楊，即歸墨”的分化：無可否認，右派知識分子因疏離基層，被鼓動起來的（農村）群眾運動浪潮猛烈沖刷，一部分人播遷海外；而左派知識分子也不能不向中共主導的土地改革模式看齊，研究已讓位於論證。更重要的是，不管這是不是唯一的“藥方”，土改徹底改造了傳統土地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啟動了中國農村的質變，以致20世紀50年代成為一道深刻的鴻溝，“舊社會”逼近了它的終點。
毫無疑問，在歷史之門急劇閉合的過程中，黃仁宇還完全沒有開始他的史學之旅。“身為國民黨下級軍官的我，”他承認，“接觸的都是學界以外的人。”“就本質上來說，軍人不必深刻思考，他們只需執行命令。”但他於1950年退役，移居美國，連他自己在內，誰都不曾料到，他竟輾轉覓得了現實的罅隙，從而穿越了歷史的壁壘。
二、黃仁宇與美國
黃仁宇並非首次來美；甚至可以說，他未必是被迫來的。他多次坦言：“我一直都很喜歡美國。”“如果中國不發生內戰，我也許仍會找機會去美國一遊。”“我從青少年開始就對美國很著迷。在密西根（大學），我修了美國曆史、美國憲政史、社會史、外交史等等，以滿足我的興趣。”“我之所以遠渡重洋，到美國定居成為公民，和美國人結婚，生育美國子女，部分原因在於被這個偉大文明所吸引。”他在可能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後，進一步申明：“我可以歸化成為美國人，同時維持中國人的族裔，不致消減任何一方的尊嚴。”“美國是殖民的國家。我們這些外來的子民不只是一個友善國家的客人，還要以歸化公民的身分成為積極的參與者，我們形形色色的背景和經驗必須豐富美國的生活。”他表示認同美國立國精神，“絕不會挑戰”，“這也是我定居美國的主因。我還可以證明，美國生活吸引我之處不只在於自由及便利，還有新奇及魔力。”事實上，他在自傳裡的確不乏以美國人自居的口吻。
這樣的處境使黃仁宇面對祖國時心態變得複雜而微妙，但他的表態卻相當確定不移：
我想呈現的是站在美國立場的我，在我六十一歲的生命中，絕大部分的時間可以平均分成中國和美國兩部分，我在中國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後五年是以美國公民的身分。其他六年則待在印度、緬甸、日本及英國。我的文化背景和語言訓練來自中國，但我對歷史的瞭解，包括對中國歷史的瞭解，是住在美國數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離開中國，就不會有今天這番認識。……我閱讀的東西，聽過的對話，在中國見證的事件，都只有在我遷居多年後才產生意義。由於離主體很遠，又有夠長的時間來發展後見之明，終於可以輪到我說：“我懂了。”
不過，首要的是，他必須努力適應美國的中國視角。
費正清（1907～1991）的對華回憶堪稱“美國看中國”的濃縮記錄。簡單地講，美國人因“治外法權”（名義上於1943年宣佈放棄）之便，一切在華活動均享有中國人無法企及的自由，而教會勢力則先行滲透，為認知晚期中國傳統社會提供了基礎性的資料。進入20世紀前期，劇烈的社會動盪讓來訪者感到應接不暇，一如費氏所言：
他們所瞭解的特定時期的中國，無論是軍閥統治時期的，或是頗有希望的30年代初期的，還是1937—1938年間英勇抵抗時期的，決定了他們各自的基本態度。我認識到我自己在中國的經驗也開始陳舊了。我當時觀察事物真相所依賴的基點也漸漸落後於時代。因此，我必須以新的研究來代替舊的觀察。
這批人包括旅行者、記者、學者及政府官員等，有時是各種身份的混合者，而他們對中國狀況的論述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史學意味。其間頗具轟動效應的當然是一系列新聞報道，埃德加·斯諾（1905～1972）、傑克·貝爾登（1910～1989）、西奧多·懷特（即白修德，1915～1986）等因此飲譽，他們“捕捉到了處於大動亂中的一個國家的現代歷史，他們採用的方式是經歷過大動亂的人們，捲入了眾多事件的急劇漩渦中的人們無法採用的。”但更毋容忽視的是黃仁宇開列的這串名字：約翰·洛辛·巴克（John Lossing Buck，即卜凱，1890～1975）、多艾克·巴內特（Doak Barnett，即鮑大可，1921～1999）、馬丁·楊（Martin C. Yang，即楊懋春，1904～1988）、悉德尼·甘寶（Sidney Gamble，另譯西德尼·甘博或甘布爾，1890～1968）和威廉·辛頓（William Hinton，即韓丁，1919～2004）。他們具備優秀的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的素養與技能，給予中國社會及時、到位的剖析，特別是卜凱整理20年代、30年代調查所得出版《中國農家經濟》（1930）、《中國土地利用》（1937），楊懋春參加美國學者倡導的“中國鄉村文化”研究，出版《一箇中國的農村：山東臺頭》（1945），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至於韓丁的《翻身》則不啻一朵奇葩，規模巨大，內容完整，將張莊1948年的土改過程一幕幕揭示出來；作為紀實之作，它雖因遲至1966年面世而降低了時效性，卻獲得了更大的學術價值。此外，費正清在1948年發表了影響深遠的《美國和中國》，謙稱“它只不過是最後完成了一項許多人曾為之作出貢獻的工作而已”。
對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很明顯，這批美國人既未裹足，亦未袖手，沒有浪費走近和觸摸歷史的最後機會。黃仁宇在美讀到其著作時產生強烈反應是必然的。問題是，比起身處局內的中國人，他們——哪怕一度至於“零距離”——畢竟是“外人”，而中國——不管可能變得多重要——僅僅是美國的“他者”之一，也是改變不了的事實。黃仁宇要待不能自拔後才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更尷尬。他談及美國學術界的相關情況時說：
中國籍的學者自然無法免於黨派的爭議。他們想找出來，在上一回政治之爭中，到底誰是誰非。美國的學者除了要應付美國主義的心結以外，還發現整合的主題威脅到學術分工。
上述兩方面並不易截然分開，姑且不論；在整本《黃河青山》裡，他於前者避之唯恐不及，於後者卻滿腹牢騷，言之再四。
三、“解脫史學”
1952年，黃仁宇決定繼續他的高等教育，以半工半讀方式求學於密西根大學，直至十二年後，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在反思中開始了新的生活，而這種反思也初步完成了從感性到理性的蛻變。
黃仁宇的初衷是：“以我在國民黨軍隊長達十二多年的資歷，我有很多經驗可說，因此我選擇主修新聞學。”這是他嘗試給予自己過去的第一個“出口”。然而，他一方面不易解決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在美國當研究生和勞工時，”他寫道，“我常被在中國的痛苦回憶所折磨，不時陷入沉思。”具體而言：
內戰和相關事件仍然困擾我，有時我從惡夢中驚醒，仍然不停喘氣，想著處決囚犯、烽煙四起、殘垣斷壁的景象。我知道自己曾踏進聯合陣線的接縫地帶，親眼見到進行中的內戰，而且介入已相當深，但我仍然全身而退。這樣難道錯了嗎？
“回憶”本身已經夠“痛苦”，何況追加道德的拷問？於是，他儘管經過第二個“出口”，卻最終轉向了第三個：一位教師建議他寫小說，“小說是包容複雜的理想形式”，而他淺嘗輒止——這使他與職業作家分道揚鑣，並於事後反省道：“我是個直率平凡的人，我面臨的微妙處境全都來自於外在環境，這就是屬於歷史的範疇。”他強調受到新聞系主任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的影響，“我逐漸相信，我的中國知識和經驗應該透過歷史來評估。”“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做為史學家的準備條件，我不可能找到一個比密西根大學更好的地方。”
不過，看來只有上升到（宗教—）哲學層面，心靈才會真正得到慰藉。在黃仁宇轉型為史學家的過程中，他的理論——準確地說是信念——已塑造完成了：“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我對喀爾文教派的命運預定說很是認真，甚至定期上教堂，到安亞堡的第一長老教會。我也大量閱讀馬丁路德和伊拉斯謨之間的辯論，主題是命運預定論和自由意志。”面對道德困境，“我只能採取最難但也可能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請命運來承擔我們良知的重擔，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實。”“有了命運預定說，一切都很合理。”後來他又“主張參照外國政治學家之所說”，以賦予“命定論”積極意義：“盧梭（Rousseau）與黑格爾（Hegel）曾先後提出‘公眾之志願’（General Will）這一概念”，“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它有至高的道德價值和公眾精神。”
在此將黃仁宇和費爾南·布羅代爾（1902～1985）試加比較是有啟發性的。後者在二戰俘虜營裡著手撰寫《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位意大利史學家據此“宣稱難怪他一直認為這是一部‘沉思錄’”。布氏回顧說：
我自己在令人沮喪的俘虜生活期間也曾竭力想逃避編年史上的那些艱難歲月（1940—1945）。把事件及其發生的時間推到一邊，是一種置身局外、自我保護的方式。其目的在於高瞻遠矚，更好地評估它們，而不至於完全身陷其中。從短時段轉向較長的時段，然後轉向深遠的視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時段），這時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構周圍的一切。歷史學家怎麼會不被這種前景所吸引！
眾所周知，“這種前景”使布羅代爾發展出不無“命定論”色彩的宏觀史學，與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幾乎同因而共果。不過，布氏是作為歷史學者應徵入伍的，黃氏則退伍後才輾轉從事歷史研究。更重要的是，布氏斷言：“我不得不超越、拋棄和拒絕面對事件。讓偶然事件，尤其是令人惱火的事件見鬼去吧！我只能考慮在一個更深的層面寫歷史。”而黃氏訴諸“命運”及“公眾志願”，卻是出於“不得不”面對殘酷的、令人陷於分裂的“事件”。歸根結底，歐洲的問題不能和中國的問題等量齊觀，中國不僅有八年抗戰，還有貫穿整個民國時代的內戰，更有綿延一百五十年而未已的社會轉型。
這樣一來，便不難理解黃仁宇的下述表白了：“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中國過去一個世紀之所經歷，既包含著極大規模之顛簸，也有無數的縱橫曲折。不僅人與人之關係產生了各種驚險離奇之波瀾，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無限塊壘之起伏。”“大凡我們這一輩艱苦流離，已經和歷史所發生大規模的震盪接近。”“我們至今只能遁跡海外，也仍是這一串經歷所產生之後果。”“對我來說，歷史學不只是行業技藝而已。……我開始接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大歷史的概念是無意間得之，是生活經驗的一部分。” 既要細細品味具體的“生活經驗”，又要將其消化在“大歷史”框架中，這就是黃仁宇的“解脫史學”的內在緊張。但不管怎樣，這激活了他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記憶，“新史學”以一種錯位的方式與“舊社會”銜接起來。
四、開脫和辯解
黃仁宇的反思貌似複雜，卻有相當明瞭的切入點，即：國民黨為何失敗？他聲稱：“我的反共情緒和我的東北經驗密切相關。”稍後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進修時，適值白修德《雷霆後之中國》暢銷，“更是臨頭一盆冷水”，“反感可想而知”，但“白所作實地的報道則又在耳聞之餘，加著目見。美國同學問及書中內容是否可靠時，我只好說有時事實上全部存真的報道，可能得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概括了黃為國民黨開脫的方式。
黃仁宇“在密西根念學士學位時，把一些想法和觀察寫成部分手稿”，“風格激烈好辯”，幾次投稿被退回，最終譭棄；不過，該文的概要尚見於《黃河青山》一書，足以提示讀者他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的獨到處已初露端倪：以下級職業軍官的身份，從軍事角度進行觀察和思考，可能的話，還要跟美國比量一番。——這就把他同所有學界中人區分開來。下列是他晚年觀點成熟後的若干表述：
第十四師一度擁有全國民黨最精良的武器，配裝最新的步兵裝備、德國頭盔、防毒面具、帳篷等等。但這樣的裝備原本是為了從中國沿海的都市出發，沿著鐵路移動。國民黨軍隊被趕到內地之後，失去了現代化生活的支撐，必須在明朝的生活條件下過活。……在美國，從華盛頓的政府到鄉村地帶，有許多的聯繫，如公路網、法庭制度、銀行、電臺、報紙、執法單位、民間團體、包括躉售及零售貿易在內的商業服務等。在戰爭期間，上述種種都可動員為軍方所用。……美國軍方還擁有自身的運輸及通訊系統。在雲南，如果我需要一頭驢來馱負重物，我必須派士兵到村落裡去找村長，在槍枝的威脅下，他可能聽從我們的差遣。至於郵政，要送一封信到鄰近的省分，必須耗上一個月的時間。我必須慎選辭彙，才能讓村民聽懂我說的話。……越野行軍、醫療設備及復健中心付之闕如，欠缺足夠的工程、後勤與運輸服務，這些因素所折損的人力，超過對日本人的實際作戰。
當日國軍之軍令、軍政、軍訓、軍需、軍法全非舊式農業社會所能支持，當中種種捉襟見肘的情形，半世紀之前尚且不能公開道說，只是置身重慶、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貴州和昆明的人士應當有切身的瞭解。
美軍的流程絕對無法適用於中國。對美軍來說，軍務、補給和人力的流動是採取“油管制”，裝備和軍庫都十分齊全。在前線和各駐紮地區設有中間聯絡站，補充兵源源不絕。人事和設備的流動經常而自動化。
我們從軍校畢業的時候，每個人都充滿了雄心壯志，要好好教練我們的農民士兵。可是一下部隊，我們很快就向現實妥協，不得不承認是赤足的士兵的價值觀佔了上風。
國民黨的所有問題在於，它打算動員過時的農業社會，打一場現代的戰爭。中國的軍隊需要現代工業的支持，但事實上在我們背後的，只有村落單位的龐大集結。我們的上層組織，無論是民間或軍方，有許多漏洞和罅隙，必須以私人關係及非常手段去填補。……如果不去解釋，……任何外國觀察家都可以說，我們貪汙無能。
將這種軍事視域略加擴展和轉換，黃仁宇便勾畫出傳統中國社會的結構特徵：
我們在國軍做下級軍官的時候，在內地從一個縣的東端行軍到一個縣的西端，可以看不見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民用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報紙，或是一個醫療所。而觸眼的盡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貞”的節婦牌坊，此外還有傳統好官墓前歌功頌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則是“學人及第”和“文魁”榮譽牌匾。後來學歷史，才領會到傳統政治的結構，不憑經濟與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長幼”的組織體系。眼睛看不到的，則是編排保甲的潛在勢力以及鄉紳農民自己彼此間放債收租，及於遠親近鄰等等微細末節。所以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瑣碎，都無法改造為新社會的基礎，也無法取締禁革。
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有如今日美國的“潛水艇夾肉麵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及法治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
在此方面，他受到過費正清的影響：
如果剔除費正清先發展出來的概念，我不確定自己的文章中還剩多少內容。他的劃時代鉅著《美聯邦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讓我大開眼界，尤其是一九四八年的初版。透過費正清的作品，我才學到將中國國家和社會視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體系。……如果沒有哈佛許多學子敬稱的“費公”，我無法想像自己如何發展出一套連貫的中國歷史主題，不論是傳統或現代史。
其實，費氏早在1943年就評論說：
很難理解在這片土地上有這麼眾多的平民，而在平民和地方鄉紳之上，統治階級中人是那麼地稀少。農民和鄉紳是中國舊時代的遺留物，而新時代的人只佔極少數，僅僅象麵包皮那樣薄薄的一層，過著全盤現代化的生活。……四川省長差不多就是這個國家的第二號人物，但是他缺少可以與美國衣阿華州行政局辦公廳相比的秘書廳，讀不到多少外國的新聞報道，缺少通往省內其他重要城市的，其速度快於每天數英里的通道，沒有一個組織嚴密統籌一切的行政機構，不需要法律顧問，根本沒有以認真協商為職責的常規人民代表機構，因而就聽不到多少批評意見，除全省財政收支梗概外，全然沒有編造預算和監督管理的能力。當各利益集團彼此間發生衝突時，他只是居中調停，其餘完全聽其發展，不加干涉。
後來他又分析道：“政府歷來只不過是稀疏而分散地凌駕在廣大民眾之上的行政和司法官員構成的薄薄的一個階層，作為統治者，與其說是依靠其實力，還不如說是依靠其威信。”這與黃仁宇的結論（甚至論證方法）不是很相似嗎？
但黃仁宇拒不接受費正清對國民黨的道德指控，為此他不惜強化歷史縱深，在論及明、清武備廢弛時說：“這樣的發展既有定型，我就不主張稱之為‘腐化’，而是有意讓它任之用進廢退。”繼而稱：“如是幾百年來前後連貫具有定型，不能僅以貪汙腐化謂之。”“腐化乃是一個原屬健全的組織，浸淫而失去既有之品格。當日毛病之根源尚是組織未遂，……亦即缺乏能有效執行的法律，尚且極難以天理良心辨別當中的是非。”“我不曾否認國民黨的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貪汙是失敗的結果，不是原因。”
顯而易見，黃仁宇那個令人稱奇，同時也引人詬病的歷史總結正是其歷史分析的簡單翻版：
國民黨與蔣介石因著抗戰替中國創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和毛澤東則因藉著土地革命翻轉了大陸農村的低層機構。於今鄧小平等人則因著經濟改革，有重新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繫之趨向。
他沒忘了補充說：“其所以如此，也還是當中有一箇中國人公共意志在。”
在美國，要到後麥卡錫時代，如何理解中共成功的問題才逐漸進入學術領域。就結論而言，如果說黃仁宇對國民黨強調“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麼他對共產黨則願意承認“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他以一般研究者都不易接受的辯證方式同時堅持兩方面。
比起在國民黨軍隊中的長期體驗，黃仁宇對共產黨——特別是它領導的土地革命——顯然相當隔膜。在他眼裡，鄉村中國是作為一種消極的、被動的、難以迴避和不得不承受的沉重負擔而存在的，因此，他既對農村的認識流於片面，更與共產黨人致力改造農村以從中激發革命性力量的思路格格不入。而當他打開韓丁《翻身》一書，卻不由得感慨其中的一些段落：
讓我驚覺自己的無動於衷，這也是國民黨的毛病，甚至孫中山也不例外。問題在於，……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麼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亟需立即改革。我們國民黨這邊的人大可以說：長弓（案即張莊）的一切不是我們的錯，千百年來向來就是如此，完全是共產黨小題大作，以利他們掌權。事實上，他們持續戰爭行為時，我們的國家經濟被破壞，全國永遠沒有重建的機會，而他們竟然還把全部責任推到我們身上！村民不曾聽過我們上述的辯白，即使有，也絕不會同情我們。只要我們象徵“法治”，就是支持現狀，因此就是站在剝削者和壓迫者的這一邊。我們所提出的現代西方生活水準，對他們毫無意義，這裡畢竟是中國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傾向”，辛頓警告。他證實“人們提到過去，沒有不哭泣的。”
黃氏進而認同：
雖然也許過於誇張，但中國內陸土地剝削到錙銖必較的地步，的確類似某種形式的食人族。遇到天然災害時，鄰居和親戚彼此反目，輸家及其子女只有滅亡一途。即使當年我在上海放鬆自己時，也從雜誌上了解不少悲慘的處境。如果這樣還不夠，我到美國後對費孝通教授的論調也很熟悉，他說，如果可耕地的面積不夠，必須在地主和農田勞工之間做選擇，只好選擇後者，犧牲前者。還有馬丁·楊博士對位於中國東岸的農村故鄉提出建議，他預測，為更合理運用農業用地而進行改造，即使是採取私有制，都無法不訴諸暴力而達成。面臨如此的處境，我們也許終於可以看到革命分子的觀點，他們採取的是最後手段。現有文明正在解體中。他們可以說，他們正應用社會契約的理論，只是方式略有不同。為徹底清除過去的影響，每個人都必須先回到野蠻狀態，然後才能談高貴。
在黃仁宇看來，《翻身》是李約瑟和他“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的關鍵因素”，其平裝本的封面上有李氏推薦辭，“對象是給那些想了解中國革命的人。自從平裝本問世以來，我就要求修當代中國歷史的研究生和大學生，在翻開教科書前，要看完這本書。”他在為大陸的公社制度辯解時說：
我敢追隨李約瑟大膽斷言，是因為我像他一樣，在共產黨佔領前都曾經在無數的村落中進進出出。我們知道什麼是土地的分割，也親眼看過灌溉系統。就算沒有，還有農業專家和經濟學家對這個主題進行的一大堆研究，如果還不夠，還有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研究。
完整了解黃的經歷、閱讀及思考的人，不難發現這番話似曾相識，甚至可以指出它少了什麼和多了什麼。
五、“關係千萬重”
對黃仁宇來講，李約瑟的實質影響在於：“他在一九六八年（案實為1967年）寫信給我，要我幫他的忙，研究中國社會條件如何支持科技發展，特別注重經濟方面，慢慢就變成我自己研究資本主義與中國的關係。”這導致黃以西方為參照系，嘗試將中國歷史納入“現代化”軌道，直至晚年著成《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然而，他在1980年被解除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教職，上距取得博士學位僅十六年。他同年動筆、訖1983年定稿的《黃河青山》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個人的思想總結，就他後來的各種表述往往不出其範圍而言，更是如此。換句話說，他的“大歷史觀”已告完成，餘下的只是有些絮煩的論證與宣揚了。也正從這時開始，他頻繁往來港臺、大陸，受眾由美國人轉變為中國人。
不過，在90年代後期，黃仁宇在談話和文章裡突出了一個語彙——“關係”，以至於他生前最後一本文集便命名為“關係千萬重”。此書《自序》稱：“這本集子收錄了十多篇我近年在各刊物已發表或寫好待發表的文字。……最初寫稿的時候並無通盤計劃。現在看來，則各篇無不涉及歷史的場面與層次。”但作者藉助“關係”將它們在世界史的範圍內整合起來，儘管不乏牽強之處：
去年（1997）11月我承時報出版公司總經理莫昭平小姐之邀，來臺北發表過一場演講，講題即是本書開首第一篇的《關係》。大意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學作品，一般不外發揮以下三種關係：生死關係、金錢關係和性關係。這三種關係也經過達爾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詳細分析。今日的局勢則是三者都在通過重要的修訂或改變。主要的原因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來臨，實際則是因為交通通信的發達，所有的國家都要將舊日的農業體制改造為商業體制。……要確實照做，則務必發動所有的人，上自思想信仰，下迄衣食住行，無不需要改造或調整。換言之，人類的各種關係，很少能夠原封不動。……再說一次吧，從農到商，不僅在增進各種關係，而是要將組成關係的原則一併更新。……這是一本隨筆，出入於歷史的邊緣和側後，也滲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貨，寡人好色”的成分；不過和作者所著其他書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來，今日各種關係叢集，有令人無法抽身之感。
事實上，與其說“關係”是“大歷史”始終關注的對象，不如說它就是構建“大歷史”的一個基本維度；黃仁宇因而提出：“農業社會里人與人的關係為單元，商業社會里人與人的關係為多元。這種改變，通常以戰爭及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完成。”“中國在二十世紀曾面臨而現在尚在面臨一種人類最大的革命，亦即全面改變人與人的關係。”值得留意的是，《關係》一文用來探究“關係”的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學作品”，其核心為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強調歷史人物“好像以本人意志做主行事，其實則受環境及個別性格支配，又實系天命。於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可見晚年的黃仁宇向文學回歸，史學、文學打成一片，終究以“命運”為最高和最後的解釋。
在《關係千萬重》裡，發表於1998年的《母親》是一篇結晶式的作品：交織的時空，斷續的回憶，滄海桑田的感慨，“為中國的母親同聲一哭”的嗚咽，所有這些都置諸“大歷史”的觀照下。更難能可貴的是，黃仁宇披露了自己的“階級出身”，並將其轉化成歷史認知的資源：
在我父母親那一代的過程中，中國內地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已被衝破。自沿海商埠至內地口岸，一套新興的產品從煤油、電影、新式文具到罐頭食品及現代醫藥如潮的輸入，而內地仍只有最基本的農產，而仍只有拖泥帶水的生產方式。去城市愈遠，谷價也愈不能調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當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後，外婆繼續勤儉治家，但是越是積攢，家中人口愈多而愈窮。……外婆在世最後數年間只有大豆下飯，我媽媽想著就流淚。大舅最後一次來訪，媽媽給他的乃是父親戴過的一頂舊氈帽。
我們鄉居的時候，每年收租三百石，儼為當地大地主之一。……居城（案指長沙）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於是變賣田產。從此我家稻米收入每年只百餘石，為以前的一半。長沙的“機器碾米”每石九至十元。長沙東鄉的稻米則每石只賣得二元。每年秋收媽媽坐獨輪車往鄉下糶谷，付稅之外所得二百餘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部分。賣田的一千五百餘元，存入一家米行，憑存摺支取。
對佃農的處境，他也如實說明：
我們家中經過收束後的田土，分作兩處。一處出租谷一百二十餘石，租與一家熊姓數弟兄，他們尚擁有自己的地產，可算富農。另一塊與我們的家屋貼鄰，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與王七爺。……王家子女多。他們按照東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約二十八石。雖說他在正稻季節之外也種了一些雜糧，又在側面空地種了些紅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經常瀕於飢餓線上的姿態。自我記憶之所及，王七爺經常生活於憂患之中。他的兒子女兒夭折，耕牛倒死……重見迭出。最後他來長沙城裡到我家央求本年減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館裡，可能因為中暑。我家一直以為我們對王家佃農，相當仁厚。……要是根據日後土改工作者的詞語，我家已剝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爺還在被剝削至盡頭身故。……我們雖沒有將王七一家當作奴隸看待，但是他們就業沒有選擇，佃農身份有同遺傳，胼手胝足而衣食未周，外敵入侵得不到適當的保護（案指王七年僅十五歲的兒子遭日軍劈殺），已較奴隸的身份有過無不及。
作為因土改失去動產、不動產的家庭的一員，黃仁宇仍認為：“假使沒有以後的土地改革，則日後很多新興事業不能動手。”並進而說：
即在當日內戰期間，我們站在政府軍的立場，也並不即是反對一切的改革，而是希望中國能統一，獲得外援能將經濟成效由工商業而澤潤於農業，由濱海而及於內地，以緩和改造期間的痛苦。局勢的發展既已證明此種奢望成為夢想，農村問題已迫不及待，並且取消地主所有，猶且不足，仍要土地國有，集體經營；集體經營不足，還要承包到戶；所有行動都不可逆轉，這樣看來，全盤發展可以算作盧梭及黑格爾所說“公眾之志願”，至此我們也只能接受歷史之仲裁了。
回想起來，當年他所以投考中央軍校，未必不是階級意識決定的；他後來把韓丁《翻身》敘述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投入土改“大熔爐”時“所進行的自我探索”，稱為全書“最動人之處”，無疑也有切身之感。——然而星移物換，他終於把自己融化在“大歷史”的洪流中了。
黃仁宇2000年1月逝世於美國，次年《黃河青山》中譯本出版，為了解作者晚期的思想歷程，提供了一個先發而後至的特殊文本。
六、餘論
西方史學自19世紀、20世紀之交傳入中國，在後者本來就需要一個消化過程，然而，一方面該過程遠未完成，另一方面，對新史學極具價值的傳統社會卻分崩離析、消亡殆盡了。或許可以這樣打比方：幽暗的房間突然被外來燈光照亮，原先居住者震驚地發現，房間裡竟滿是塵土、汙穢，就連建築本身也已腐朽而傾危。於是，即使有人想到該藉助光亮認清房間的全貌，卻阻止不了另一些人迅即行動起來，不僅掃除垃圾，更把屋子推倒重建。誠然，被發現本身便意味著被改變，但畢竟還不是被破除；問題在於，改弦更張儼有不容置疑的現實合理性，被發現必須導致被破除。職此之故，在轉型的中國史學的視野裡，“舊社會”於“一息尚存”之時成為盲點，在“九原難作”之後成為回憶。研究者很少有機會冷靜地實施觀察，遑論多數研究者同時就是行動者。
事實證明，黃仁宇是唯一成功往還於“舊社會”與“新史學”之間的學者，而幫助他實現銜接的恰恰是錯位的路徑。他是“舊社會”的親歷者，“既可以說對農村市鎮有過親身切眼的觀察，也可以說是向千百個大小人物提出過訪問”，離開大陸、臺灣使之跳出意識形態僵化對立的氛圍，藉助美國及歐洲相對自由的學術條件，釋放並解析儲存已久的信息，直至不拘泥左、右派系，形成“大歷史”的構想。“我的前半生有了從前面與下層觀察事實演化的機會；”他如是概括說，“我的後半生志在事後闡釋此中情節。”
黃仁宇主要的學術影響體現在明代財政研究領域，但從他一再強調“研究中國現代的很多問題的時候，可以追根究底的追究到明朝去”，可覘其真正關懷所在。對20世紀中國史，他的確留下了富有啟發性的論斷，如評價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最具體的成果就是，在其鼓動下，無數年輕的男女成為政治活躍分子。中國共產黨成立，舊的國民黨也重新充滿活力。一九二六年以後，中國的政治舞臺屬於這兩大敵對政黨，核心則是武裝部隊。他們兩度結盟，再兩度拆夥，最後終結於四年的內戰。即使如此複雜，整個過程可以被形容成：在沒有議會制度的情況下，五四運動要求開庭時，雙方進行延長的武裝辯論。
此外，還有將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稱為“勞力密集”型革命，把毛澤東體制概括為“戰時共產主義”，等等。
不過，黃仁宇受到質疑之處顯然更多，最突出的要推他所謂的“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他提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可以視為不只是對手，而且還在一個巨大的運動中互補，只是彼此偶有重疊。”這沒問題。但當他說：“我們教歷史的人，責無旁貸，一件大事既已發生，又不可逆轉，則我們個人憎愛不論，只有鼓勵後人珍視當中積極性格。”即已似是而非。而當他說：“歷史學家只要定出時期的前端及後端，其間的里程碑會展現出一致的直線進展。沒有一件事會被隱藏或消除，沒有一件事會無法解釋，也不會只重複過去的錯誤。……不同階段的失敗必須被視為階段的調適，以達成一致的終點。”便如G·R·埃爾頓在《歷史學的實踐》中批評的那樣：
爽快的決定論者是令人討厭的，他本人無法從材料或歷史技巧中得到他所使用的解釋標準。令他製造了“現實的就是必然的”這一方程式的並不是這些，而是他的信念，這種信念鼓勵他忽視多樣性和特殊性。
黃仁宇真的沒意識到歷史進程可以——而且事實上常常——發生歧異，“直線進展”體現的線性史觀適同他的人生體驗相矛盾嗎？為什麼完全信服“機遇和事件可以改變人的命運”，卻不承認歷史進程亦會因此改變？揆厥所由，在精神層面，他訴諸史學只是為了求得解脫；在技術層面，他自稱重歸納而非演繹，但所歸納的內容太過有限，且急於求成，生湊蠻做，反而流為演繹，尚不自知。他從個體選擇的偶然性的夾縫中走出，回過頭來，達成了對歷史選擇的必然性的判斷。
就中國整體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與現實的共存已然終結。黃仁宇回憶1988年到臺灣基隆農村參觀的情形說：“生平第一次我看到中國農村裡有電。我一問起何時開始，是日據時代還是光復之後，村民告訴我們，開始於一九六〇年代。”“農村裡有電氣固然是物質生活的一大增進，同時也反映社會組織的改變。”1992年他偕夫人“由香港至深圳，經過廣州入黃埔，折向中山轉珠海，而去澳門，沿途看到無數小規模的工廠，利用本地的勞力，使城鎮與鄉村打成一片”，這是幾十年前不能想象的。與此相應，他提及一份能使其立場“更形強化”的報告，來自另一位美籍學者黃宗智（1940～），他在1980年來華“花了一年的時間研究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農村經濟相關檔案”。這份報告應是《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初稿或第二稿的一部分；在其《中文版序》裡，作者指出，除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外，主要史料出自日本“滿鐵”調查所得，“把它們和中西學者在二、三十年代作的調查加以比較，進行校對，又於1980年訪問了其中的兩個村莊，通過實地的調查，來核對、補充這些資料。”在閉合了的歷史之門外面，新一代學者只能藉助歷史遺存懸揣裡面的世界了。
潘星輝：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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