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三立1940年代比不上侯寶林常寶堃?名列五檔相聲實際僅1年多

天津1940年代相聲圈有“五檔相聲”是行業翹楚,侯寶林大師也曾有所提及。

眾所周知,這五檔相聲包括張壽臣、常寶堃、侯寶林、戴少甫以及馬三立。

不過,按照時間推算,馬三立大師“入選”不但時間晚,而且怹在天津揚名的時間並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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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頭角

馬三立大師1940年從濟南迴到大水後的天津,憑藉跑碼頭闖出來的名聲,終於從撂地兒登上了舞臺。

經一位曲藝界朋友介紹,要我到舊城廂北門外的寶和軒茶社去演“倒二”。“攢底”的是林紅玉的京韻大鼓。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曲藝班社,藝員有包銀(工資),茶社賠賺,我們不管,一搭一擋每月共九十元,還允許出去趕場,條件滿可以了。

於是,一九四零年農曆正月初一,馬三立大師和耿寶林上演於寶和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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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寶林

這下子,馬三爺如魚得水,到寶和軒正式登場演出,從初一到初三,說的都是拿手的段子:《開粥廠》、《西江月》、《文章會》、《賣五器》、《吃元宵》、《反八扇》等等,聽眾反映非常熱烈。

成功反串

但這時,天津大混混袁文會也盯上了“初露頭角”的馬三立。

不過不是因為馬三立的相聲吸引人,袁文會手中當時有常寶堃、趙佩茹坐鎮,袁看上的是馬三爺的反串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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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馬三立經人介紹,到東北角大觀樓戲院和南市口中華戲院趕場。在中華戲院演出的是評戲班,挑大軸的是新鳳霞,每天馬三爺在她的大軸前面加上一段相聲。

按當時的規矩,我的錢不由戲院負擔,而由挑大軸的演員發付。新鳳霞母女很講義氣,她們瞧著我的兒女多,家累重,日子過得苦,所以總多給我一點錢,江湖義氣,講究“窮幫窮”。我每天總格外賣力氣,拿自己認為最好的段子,壓住場,讓新鳳霞好上大軸。

恰好有那麼一天,馬三立大師說完相聲,坐在後臺歇氣,大軸《孔雀東南飛》就要上了,新鳳霞的劉蘭芝已經扮好了裝,劉蘭芝的丈夫焦仲卿也上場了,可是演劉蘭芝媽焦氏的演員誤場,沒有來,前臺、後臺管事的都急了,打簾子的已經喊過“碼後”(暗語,拖延時間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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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鳳霞

新鳳霞一看馬三爺愣在一旁,登時有了主意。

她招呼我說:“三立過來,扮個彩旦吧!”我說:“什麼彩旦?”“惡婆婆焦氏唄!”“我可是‘棒槌’呀”新鳳霞說:“沒關係,我給你‘攢鍋’。現說現教,救場如救火!”我一邊聽新鳳霞給我說戲,一邊開臉兒,擦粉、畫眉,醜扮起來,箱官給我穿上彩旦的襖褲,惡婆娘焦氏就登場了。有的觀眾一眼就看出這個醜婆子是馬三立,我還沒張口,臺下觀眾就哈哈地笑開了。雖然,我臺詞還沒有記準,可也不緊張,反串戲唄,就是撇湯露餡,大家也能原諒。這一場戲我總算給應付下來了。

這是馬三立大師第一次反串。

惹上混混

誰知道袁文會讓手下王十二來“約”演出。

王十二到東興市場找我,“約”我到慶雲參加反串戲,常寶堃的父親常連安也勸我去,情不可卻,我答應幫一個月的忙。沒料想“一入侯門深似海,”進了聯義讓再想出來就“身不由己”了。

從此之後,馬三立大師就成了袁文會劇團的專職反串演員,估計有機會說相聲也肯定排在張壽臣常寶堃的後面,而且還被袁文會“借來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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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三立大師在1980年代反串。

一九四二年林紅玉組班到濟南演出,把我“借出”三個月,“使用”完了,送回劇團;又如一九四三年白雲鵬到南京演出,大流氓高登第又向袁文會“借”我,訂了三個月的合同,期滿我又被送回天津。我就象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似的,可以聽憑他們隨意借來借去。

這種反串的日子持續了5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馬三立大師才擺脫這些地痞流氓的糾纏。

“八一五”抗日戰爭勝利,日寇無條伴投降,古城北京沸騰了。我們這個受漢*、惡霸壓迫至深的曲藝劇團,也開了鍋似地歡騰起來。我挺挺胸脯,清清嗓子,走到王十二跟前,我說:“經勵科!我退出兄弟曲藝劇團了。”失去了*山的王十二毫無辦法,我心裡說不出的痛快。

真正揚名

離開兄弟曲藝劇因,馬三立大師也無處可去,只能先回南市、鳥市撂地賣藝的場地上重操舊業。

同行撂地的弟兄們也很歡迎馬三爺,他參加了劉奎珍、楊少奎一夥,首先在鳥市演出,生意很好,收入比在劇團的包銀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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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三爺自謙在技藝上也相應地有了一點提高。實際上,這時,戲園、劇場來邀請,廣播電臺都來約馬三立。

可是,我撂地的搭伴劉奎珍不肯離開鳥市,不得已只好從北京(當時稱北平)約來侯一塵搭伴,演出於南市燕樂、勸業場、小梨園,同時又接受一家商業電臺的約請,說相聲兼播廣告,每天趕場,忙個不停。天津的聽眾對我更熟悉了,眼看著馬三立的名字越說越大,入了“流”。

有前輩回憶,1947年,馬三立大師偕侯一塵在南市東興街群英戲院獻藝,這是馬脫離“兄弟劇團”後首期登上劇場舞臺演出。當時他的“文哏”代表作《誇住宅》、《西江月》、《暗八扇》、《吃元宵》等,已得到廣大愛好者的認同。此時,又將《打白朗》改編為《打日本》,在以評論各種藝術形式和同場演員為主的《西江月》(“人臣”轍)深受歡迎的同時,又推出了以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為主的“一七”轍《西江月》,諷刺了日偽罪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視與賞識。

這應該是馬三立大師進入“五檔相聲”的時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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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市三不管

1948年,馬三立、張慶森合作後,不斷推出不同於“大路兒”的節目與幽默含蓄的藝術處理。

有前輩先後在永安街新化池樓上的“新聲戲院”和榮吉街“燕樂”(1950年後曾名“紅旗”)聽過他們合演的《新百家姓》、《新春聯》、《開粥廠》、《賣五器》、《大相面》、《黃鶴樓》等節目,深感馬氏相聲文化蘊涵深,藝術處理新,使聽眾琢磨起來可樂。如《起名字的藝術》(《飯館論》更名)就富於知識性與趣味性,不論是評論商店或藝人的名字,正講令人信服,歪批引人發笑後深思。

由於戴少甫早逝,侯寶林1945年返京,馬氏相聲就此再次享譽津門。就是在1947到1948年這一年多的時間裡,馬三立名副其實地與前輩張壽臣、晚輩常寶堃、侯寶林並列,比起相聲天才戴少甫,名聲也不在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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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北漂

可惜的是,這個時候天津物價飛漲,相聲藝人的生存環境空前惡劣,馬三爺的搭檔侯一塵也希望回北京發展,所以馬三爺1948年第二次北漂,直到1950年春節才“衣錦”回家。

我是一九四八年到北京的,不久解放軍圍城,日落以後全城戒嚴,鳳凰廳茶社停業,商業電臺也停止廣播了。我在北京沒有家,可是戲曲界的朋友都照顧我,一點沒有讓我為難,趙燕俠同志的愛人張釗非常熱情懇切地讓我到他們家裡去,管我住,供我吃,給我很好的待承。

……

一九五零年春節,我回天津過年,家裡桌椅板凳都有了,年飯、年菜準備得很豐富。這且不說,我的妻子從來沒有穿過皮鞋,如今穿上新皮鞋,咯蹬咯蹬又添了一份熱鬧。我家從來不貼春聯,我自父親死後,差不多每年都是。“無柴無米過新年,何有興味貼春聯?”而這一年可大不一樣了,我買來紅紙,寫好了,貼在屋裡。我說不清心頭的激動,半輩子的窮愁困苦、艱難、屈辱,真是不堪回首!

由此可見,馬三立大師雖然技藝非凡,但一直顛沛流離,真正揚名與1940年代末期,在五檔相聲中叨陪末座有時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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