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回鄉，與同學歡聚。座中故人，半是教師。問及教育現狀，這些人紛紛大吐苦水，稱工資低、壓力大、學生開化早（相比十五年前的我們）而愈發難管云云。說到管理，其中一人忽然喜上眉梢，叫道：這學期發現了一個秘訣，讓學生管理學生，事半功倍，相反，由老師管理學生，事倍功半。我請教其中緣故，他答：學生本是奴隸，一旦翻身做主，對待昔日同胞，比主人嚴厲十倍，你給他一點權力，他能放大到十倍使用，比如說……時隔數年，他所舉的案例，我已經盡數忘卻，唯有這番高論，始終耿耿於懷。
今天想起這一節故事，緣於我正在拜讀的一本奇書：宣永光《妄談瘋話》。這原是兩本書，一本叫《妄談》，一本叫《瘋話》。今人為出版之便，合而為一，還生造了一個“民國三大曠世奇書”的堂皇名目，以為宣傳噱頭。
所謂三大，除了《妄談瘋話》，還有李宗吾的名著《厚黑學》與王鈍根《百弊放言》（《百弊放言》與《妄談瘋話》遭遇相似，事實上王鈍根只是編纂了一套“百弊叢書”，《百弊放言》取材其中，書名則是今人的發明）。這三本書，是否堪稱奇書，也許言人人殊，不過如今讀來，猶不過時，足見思想的穿透力，一些議論令人別開生面，一些諷刺使人如芒在背。
這裡單說《妄談瘋話》。作者宣永光，江湖人稱“老宣”，有鬼才之譽。其書名之曰“妄”“瘋”，可視為一種障眼法，或者說自我保護，他的持論，大都是正理和常識。加之他半生奔波於底層，思想源自生活，不受理論束縛，反而愈加敏銳與通達。
譬如他論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並不引用當時流行的《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而強調二者之間的流動性與角色轉換：雖然人人罵資本家，但是誰不願為資本家呢，他只望慣罵資本家的人，一旦走了運，變成資本家的時候，能為工人著想，如此一來，資本家便不再招人罵。當然他深知這是一廂情願的書生之論，繼而寫道：
“我是由學校出身的。我深知學生頭兒管學生，甚於校長教員。我入社會二十餘年的經驗，更使我知道，工頭管工人，甚於資本家。婦女管婦女，甚於壞男子。二房東對房客，甚於大房東。我也當過二房東，我對於催索租金，比大房東還不客氣。可見‘奴使奴，使死奴’與英文所說‘弱者之間的zhuan 制，過於強者’兩句話是至理名言。”
老宣引用的兩句話，前者出自吾國俗語“賊證賊，證倒賊，奴使奴，使死奴”，後者不知是西方哪位神聖所云。二者雖相隔中西，論調卻出奇一致，可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結合我所聞的視學生為奴、讓學生管理學生的案例，則可知奴才與弱者的政治心理之變遷，不僅中西互通，而且古今一般。
老宣所描述的這一幕，如“工頭管工人，甚於資本家”，並非他所獨見。與其同時，魯迅談上海文藝，引申道：“……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最後一句，活脫是老宣的口吻。
不過，無論老宣還是魯迅，談論的只是社會現象，並未追根究底，探本溯源。我們不妨藉此追問一聲：為什麼“學生頭兒管學生，甚於校長教員”，為什麼“工頭管工人，甚於資本家”，為什麼“奴使奴，使死奴”？對此，不要說什麼“奴才心理使然”，拿“奴才心理”說事，屬於胡適所批評的“名詞障”。這樣的名詞，非但解釋不了問題，其本身反而大成問題。
這背後的原因，第一正應了那句老話：皇帝不急太監急。無論工頭，還是學生頭，抑或奴才頭子，並非真正的權力者，只是權力體系的附庸。其權柄出自恩賜，隨時可能被收回。為了贏得權力者的歡心，他們必須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同時他們深知手中權力的期限，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那麼在有效期內，他們對權力的運用，與對利益的榨取，則將十倍、百倍於權力者。他們的心理，正與太監相仿：急皇帝之所急，甚至急皇帝之所未急。
其次可歸結於報復心理。按理說，奴才被主子欺負，應向主子報復，弱者被強者欺負，應向強者報復。然而奴才之為奴才，恰在於他對主子，唯有臣服，絕無反抗，他的報復，只可能施與更低等的奴才。至於弱者的報復，如魯迅所言：“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孩子們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們瞪眼，並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為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生，——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這從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被強者欺負的弱者，轉過頭來欺負更弱者，更弱者欺負更更弱者……所謂報復，自然變本加厲。所以奴才壓迫奴才，更甚於主子，弱者壓迫弱者，更甚於強者（倘把這裡的報復心理，換作受虐與施虐，也許更容易明瞭）。
最後還得談談權力的屬性。對權力而言，怨恨或仇恨無疑是最有力的催化劑，如果說愛可以化解權力的暴虐，那麼恨必將加劇權力的暴虐。奴才對主子有多麼恐懼，對更低等的奴才就有多麼仇恨，正如弱者對強者有多麼恐懼，對更弱者就有多麼仇恨，這是一種轉嫁的仇恨。當他們成為工頭、學生頭、奴才頭子，其手上的權力也是一種轉嫁的權力。兩者結合，相互催化，所釋放的殺傷力之強烈，不難想見。不妨說，權力固然可怕，仇恨固然可怕，當權力裹挾仇恨，當仇恨驅動權力，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需要注意，我們批判奴才和弱者之惡，並不等於為奴隸主和強者尋求豁免。罪魁禍首，恰是後者。哪怕“暴 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魯迅語），我們的首要任務，依然在於反抗暴君。因為如果不能推翻暴 君的統治，則難以徹底改造臣民之 暴。
2016年9月7日
供《中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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