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分享的這個故事，便是以色列中國留學生高佑思通過個人努力，為黃岡捐贈229箱醫用物資的過程。
高佑思是猶太人。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我們聽了很多，也正因為這些苦難，高佑思才如此期望可以幫助他人，因為在猶太人受難時，也曾有人幫助他們，比如何鳳山。二戰期間，何鳳山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曾向數千猶太人發放前往上海的簽證，使他們免遭納粹殺害。高佑思從父親那裡聽到這段歷史，說：“只有陷入危難，在最危險的時刻，人才知道誰是真朋友，誰是假朋友。想想以色列的猶太人，歷史上我們遭受災難時，也有很多人跑掉了，沒有幫我們。現在正是我們表態的時候。”當然，如果他國有難，他同樣會伸出援手。《墨子》中有句話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兼相愛、交相利如此，和現代的人道主義很契合，和高佑思的所作所為也很契合。
《站在你身後！：從特拉維夫到黃岡的384小時》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0年2月
高佑思的故事在八天之內成書，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名為《站在你身後！：從特拉維夫到黃岡的384小時》。我們從書中選摘了部分片段，與大家分享高佑思的講述。關於此書如何在極短時間內得以出版、出版此書的意願何在，以及出版行業如何面對此次疫情的問題，我們也採訪了新型新星出版社重大項目辦主任鄒懿男，和書摘一併刊發。
作者｜高佑思
摘編｜張進
鼠年大年初一，我和團隊“歪果仁研究協會”的一些成員建了微信群， 取名“Help Hubei Help China”，開始為武漢甚至是中國的朋友找口罩，希望和中國的朋友一起度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但對我而言，早在春節前幾天，我就發現不對勁。1月20日這天，我正搭飛機從北京回老家——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同行的還有阿根廷朋友夏波波。他是我在中國認識的留學生，我們關係很好，他一直很想去以色列旅遊。剛好，我每年春節都會回特拉維夫陪家人，這次就可以帶他一起玩，嚐嚐以色列的地道美食。不過，出發的這一天，我們卻感到了一絲異樣的氣息。
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我們看到不少人戴著口罩。曾經有段時間，北京霧霾嚴重，戴口罩並不稀奇，但這幾年空氣逐漸變好，那天也是晴天，人們卻不約而同戴著口罩。不止如此，一路上，機場候機室、安檢區，甚至飛機客艙上，也有不少人戴著口罩。
這時，我和波波留意到一條消息：武漢出現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但那時，沒有太多人注意這條消息，大家的朋友圈還在發著和往年此時差不多的內容：期末考試、工作、辦年會、等過年。但回到以色列後，我發現這個疫情正在急速擴張，每天都在發生變化，哦……不對，是每時每刻！確診人數從一開始的總數幾十人，到每天增長几十人，甚至 3000 人。
高佑思（右）和其好友、阿根廷人夏波波。
“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疫情發展形勢，我們能做些什麼？”
我在這個只有800多萬人口的國家，如何真正地幫助擁有14億人的中國？
大約是大年三十後，湖北的醫院陸續公佈了他們需要的醫療物資清單，最急需的就是口罩。飛沫傳播是傳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最常見方式，N95口罩或醫用外科口罩可以阻擋攜帶病毒的飛沫，防止人被傳染。隨即，全中國陷入搶購口罩的狂潮。一時間，口罩千金不換。
“或許我可以在以色列找口罩，然後寄到中國。”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然後才有了接下來的故事。
1 “找口罩”的以色利人
1月25日早上，我和波波去了離我家最近的藥店，藥店裡有醫用口罩、醫用護理口罩等不同類別的口罩。但店員告訴我，庫存只有一兩千，在這裡，1個口罩只需1個新謝克爾，約合2元人民幣，不過口罩供應商最早也要後天才能發貨。
兩塊錢，不貴，我自己可以掏這個錢全買下來，但是對現在的中國來說，晚一秒就可能多一名感染者，我們等不及了。以色列總人口才800多萬，其中至少七成是猶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以色列很小，實際控制面積只2.5萬平方千米，約3個武漢市那麼大，但科技、醫療等方面的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我們決定去醫院尋求幫助。
於是，我們趕到特拉維夫醫院，這是以色列最大的醫院之一。我攔住一名護士問：“你們有沒有口罩？中國的湖北省爆發了疫情，急需口罩。”護士愣了一下，露出疑惑的表情說：“醫院不賣口罩。”
那天，我為了找口罩，起了個大早就出門了，一整個上午，爸爸都沒有見到我。中午，我和波波垂頭喪氣地回到家，和爸爸聊起了這件事。他突然很激動：“說不定我能幫上忙！”
高佑思和其父親高哲銘。
爸爸叫 Amir Gal Or，中文名是高哲銘，從空軍退役後創辦了英飛尼迪投資集團，後來創辦了連接中國和以色列的跨境創新平臺“INNONATION”，還建立了全球核心科技公司數據庫。為了推進中國和以色列公司在對方國家的融合發展，他籌辦了一年一度的中以創新投資大會，所以有許多中國朋友。2017年，他獲得了中國政府友誼獎，這是中國為表彰做出突出貢獻的外國專家而設立的最高獎。他告訴我，中國幫了猶太人很多，比如，二戰時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冒著生命危險發放數千張簽證，救了許多人。“現在中國有難，我們也要儘可能地幫他們一起渡過難關。”
何鳳山（1901 年 9 月 10 日—1997 年 9 月 28 日），二戰期間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向數千猶太人發放了前往上海的簽證，使他們免遭納粹的殺害。
很巧的是，一個月前，爸爸剛剛成為中國以色列商會的榮譽主席，今天下午要主持召開他上任後的第一次大會。“這次大會，與會者有不少是在中國開公司或者設辦公室的企業家、高管，我可以在會上和他們提這件事，到時候你們就進來，向他們說明你們的想法，再一起討論。你們覺得怎麼樣？”
下午2點，會議開始，我和波波在會議室外焦急地等待。會議快結束時，爸爸讓我們進會議室。我們倆沒時間準備PPT，還穿著便裝，很不正式。但我們面對企業家和大教授們時，非常直接地進入主題。我們說，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災難，請求他們捐助物資給中國。
2 只有你陷入危難時，
才知道誰是真正的朋友
“中國湖北乃至其他省份的醫院缺少口罩、手套、防護服，醫生都沒有這些保護裝備，更別提普通人了。”不僅如此，中國取消了多個國家的團體旅遊，嚴格控制人員流出，武漢等城市紛紛封城。同時，全世界多個國家也出現了病例，其中絕大多數是近期去過武漢的人。
當時，全場一度陷入數秒的沉默。他們在思考，也可能在猶豫，畢竟當時全球還未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而以色列官方也未宣佈什麼具體政策公開幫助中國。
我用希伯來語告訴他們：“只有陷入危難，在最危險的時刻，人才知道誰是真朋友，誰是假朋友。想想以色列的猶太人，歷史上我們遭受災難時，也有很多人跑掉了，沒有幫我們。現在正是我們表態的時候。”我想告訴他們，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一直很友好，他們也常在中國發展，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抱有很大期望，在這樣危急的時刻，如果他們能夠站出來，可以讓中國看到他們的誠意。
或許是這番話打動了他們，有些人聽完後互相對視了一下，而我弟弟的出現，則真正打消了他們的顧慮。
弟弟幫爸爸做跨境投資，負責對接以色列這邊的公司，他有當天在場的所有與會者的電話。會後，在與會者站起來即將離開時，他追上前，一個一個詢問他們：“你想參與這次行動嗎？”他還給每位與會者發了短信，正式說明中國疫情很嚴重，以及如果他們能參與捐助，將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會議室逐漸嘈雜起來，幾家公司的高管直接打電話給他們的老闆，彙報了這件事。最後，5家公司同意參與這場捐助行動，弟弟隨即提出，給他們錄視頻，讓中國的朋友看看來自以色列的支持。意外的是，不少人立刻取消了自己接下來的行程如公司的重要會議等，專門坐下來給我們錄了幾十分鐘視頻。
因為我們只有一臺攝影機，後來這個錄製環節變成了排隊拍視頻。想想這個場面，以色列甚至是全球最厲害的商界、醫界人物，竟然在一個會議室裡排著長隊，對武漢和中國說“加油”。
很快，捐助內容確定了，有人幫我們採購醫療物資、有人給我們捐錢、有人幫我們聯繫醫療物資供應商。但最讓我們激動的，是Sheba醫療中心願意提供3萬隻口罩。
Sheba醫療中心的國際合作部總經理幫我們聯繫了獨家代理的供應商Kodan Medicam。“這個倉庫平時不給其他人公開採購物資，但現在因為這個特殊情況，我幫你們聯繫了，你們什麼時候可以過去？”這家供應商直接向大醫院、軍隊提供備用醫療設備，裡面的東西質量非常好，但距離有點遠，在另一個城市耶路撒冷。
“我們沒有時間了，right now。”我說。此時，距離我開始找口罩已經過去了10個小時。於是，爸爸立刻開車，載著我們前往耶路撒冷，1個小時後，到達 Kodan Medicam。
我們走進倉庫，裡面太大了，我們就像走進叢林的小矮人。我和爸爸分別走到不同的貨架邊，仔細查看箱子上的說明，尋找我們急需的物資，很快找到了 N95 口罩和防護服。除此之外，倉庫裡還有幾十種醫療設備。
“你知道嗎？你是第一個非醫院的客戶。”負責人說。這個倉庫向醫院和以色列軍方提供備用醫療設備，只服務國家和醫院，從未服務民間。“這本來是不能給你們的，但看你們這麼好，以色列需要你們這樣的人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沒在國外給我們丟臉。”
當時，我想都沒想，就說“buy it”，很快就成交了。沒想到，負責人馬上說：“看你們這麼熱心幫中國，把5萬套醫用手套捐給你們。”最後，倉庫幾乎把所有備用的醫療物資都給我們了。
就這樣，不到17個小時，我們籌集了100箱醫用口罩，每箱有1000只、重5.4 千克，共10萬多隻；60箱手套，每箱3千克，共5萬雙；70箱手術衣（防護服），每箱100件，每箱6千克，共7000件。物資總計229箱，重量近1噸。
3 特殊時期的海外物流，
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旅程
從我開始找口罩的第一天，我的團隊就在尋找靠譜的合作機構來接收我們的醫療物資，送到湖北真正需要的地方。這裡不得不提到我心目中的英雄——“歪研會”的製片薇薇。
薇薇主要負責這次中國國內接收海外物資捐助的流程，那幾天，她和團隊成員開始研究所有醫院在網上發出的物資徵集函，比較不同醫院的物資需求。但考慮到形勢一天一變樣，等我們真正把物資運到中國，原本那些需求高的醫院可能物資已超額，出現爆倉、造成浪費，我們決定先聯繫慈善機構，希望把物資送到他們手上，再經由他們分派給急需的醫院。
那段時間，薇薇一天要打上百個電話，但疫情愈發嚴重，這些慈善機構忙不過來，電話經常打不通，哪怕打通了，常常要轉三四次才會找到對接的人，而且每次打電話都是不同的人接。這樣一來，薇薇需要重新解釋事情緣由，無形中也花了更多時間，最終才確定了臨近疫區的湖北省慈善總會。
同一時間，薇薇比較了多家物流公司，最終定下了能對接慈善機構且人力充裕的菜鳥裹裹，並與他們建立了聯繫，菜鳥同意幫我們安排物流運送流程。流程啟動後，薇薇便開始了處理文件的漫長過程，比如，菜鳥需要慈善機構的蓋章證明才能預定航班，而慈善機構需要物流公司的航班信息才能提供蓋章證明。
除此之外，我們需要向菜鳥提供海外捐助物資的相關文件，《海外物資捐贈意向書》《捐贈物資清單》《受贈人接受境外慈善捐贈物資進口證明》《貨物基礎信息》《實際使用人收據》《裝箱單》和發票，填寫這些表格是為了審核受捐方的資質、（所需）物資的型號和標準……
需要準備許許多多複雜的文件。
我們好不容易定下飛往武漢的航班，又因為武漢封城，班機停飛了。而菜鳥裹裹的頭程資源都是到上海的，所以必須到上海進行清關。然而，上海的海關不接受異地慈善機構的捐贈，我們的受贈主體全部改為上海慈善總會，希望通過它把物資轉交給湖北省慈善總會。這樣一來，所有文件又要全部重填。
薇薇三番五次地改文件，我跟她有6個小時時差，她得經常熬夜和我聯繫。看起來是5份文件，但每一份的數據都需要我們反覆確認，最終薇薇來回修改了至少 15版。多方溝通的成本真的太高了，時間一點點流逝，我們越來越焦急，心裡越來越難受。
隨著疫情蔓延，醫療物資緊缺的程度愈發嚴重，中國官方下達新規，海外捐助物資可以不經由慈善機構，這意味著我們能直接送往對口醫院。我們立刻檢索數十所醫院發佈的醫療物資徵集函，發現黃岡市中心醫院需要的醫療物資和我們籌集到的非常契合，就趕緊和它建立了聯繫。
不過，與黃岡市中心醫院聯繫也不順利。舉個例子，在確定流程過程中，需要醫院官方蓋章，但我們從醫院負責人那裡得知，當時醫院的公章不在本部，他們派專人尋來公章，再翻譯、蓋章、掃描，也花了不少時間。有一天早上，薇薇 8 點多打電話到醫院確認信息，說著說著，聽到電話那頭突然傳來吼聲：“快點開工了！”可見情況非常危急。
最終，我們確定了將醫療物資運到上海，再轉運到武漢。一切似乎逼近終點了，就在這時，傳來了一個震驚全球的消息——2020 年1月31日， 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定義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4
“救命航班”：
把口罩運出去
消息公佈是在以色列的深夜，兩個小時後，所有航空公司宣佈取消了中國航班，有的是立刻取消，有的把第二天或第三天設為最後航班日。我和波波也因此滯留在以色列，至今無法回中國。現在，巴西的朋友想把口罩運送到中國，可政府不允許；新加坡禁止近期去過中國的遊客入境；在美國，1個小時內就有好幾家航空公司取消飛往中國的航班。
對我們而言，這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我們做了那麼多，難道一切要停在這裡嗎？我只好一邊聯繫以色列的貨運公司看能否儘快幫我們安排物流；一邊向以色列衛生部、以色列的機場和中國的夥伴反覆確認物資信息：
（1）這批貨物不是用於銷售，而是捐助；
（2）箱子的長寬高以及重量；
（3）打包箱數量、毛重、淨重、總重量；
（4）貨品種類以及每一種的數量；
（5）貨品編號。
雖說身處全球化時代，辦什麼事情按理應該很快，但在以色列，很多人沒有隨時查看手機信息的習慣，我只能打電話。我每天打100多個電話，給每個人十幾次確認很多信息，我和中國的夥伴曾通了整整4個小時的電話，確認所有的物資、所有的數字。從耶路撒冷倉庫運送物資時，還碰上以色列的週末（週五、週六），卡車司機不上班，所以這期間我們又幹等了兩天。
那時候，我真正體會到了“度日如年”的感覺，每等一秒，就覺得希望一點點地丟失。不過，同樣經歷了極大折磨的薇薇說：“你不知道你的一點點努力會帶來什麼改變。”第二天上午 11 點，一家以色列貨運公司打電話給我，說通過菜鳥找到我們，他們來負責貨運且全程免費，讓我們儘快把貨品的信息發給他們。
一切來得太突然了！估計是薇薇和其他成員在中國的努力起了作用。我和波波已經 3 天沒閤眼，身體很累，但聽到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語氣十分焦急，我們就又來了幹勁。之前事情進展很慢，一切都很“卡”，沒有出路，而現在效率突然提升了。我知道，或許是因為更多的人意識到阻止疫情蔓延的重要性，並且開始行動起來。我們大家一起焦慮、擔心，卻同步行動著。我非常喜歡這種感覺！
我和波波趕緊填好物資信息，貨運公司一邊聯繫機場給我確定航班，一邊開車將物資運往機場。在車上，我也想過，萬一最終沒訂到航班，怎麼辦？畢竟，每時每刻，全世界的情況都在變化。但是轉念一想，我們把物資運到機場，只要找到航班，就能立刻出發！於是，我趕緊再次踩緊油門。
到了機場，貨運公司給我們帶來了這幾天第一個真正的好消息：訂好航班了，俄羅斯航空 SU503——從特拉維夫到莫斯科、SU220——從莫斯科到廣州。不過，我仍然很緊張，我們的物資裝載上飛機之前，機場人員要認真檢查，我根據工作人員的指示填寫物資信息單，每畫一筆，心就揪一下，好在檢查通過了。
最後，工作人員要在箱子上貼行程單，算是“確認機票”，保證能裝上離開以色列的飛機。只見他用手掌前後捋平、貼緊，我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刻，上面寫著“從特拉維夫到廣州”。我真的無法形容當時的感覺，彷彿是真正地鬆了一口氣。飛機起飛後，我和波波找了家地道的以色列餐館，吃了鷹嘴豆，還有類似中國肉夾饃的“沙威瑪”。這是我們到以色列吃的第一頓安心飯。
重達一噸的以色列援助醫療物資抵達廣州，準備運往黃岡。
北京時間 2 月 5 日上午10點，俄航班機準時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等待物流公司安排直達黃岡的汽車隊。這一天，“歪果仁研究協會”發佈了第二段短視頻，記錄了我們把醫療物資運往黃岡的大致過程。視頻發佈後，最激動的應該是我們身邊的黃岡人。
“Help Hubei Help China”群組裡有一個朋友，她的媽媽是黃岡人，專門給我們發消息說看到我們為黃岡做的事情，不知道說什麼好，沒想到世界各地有這麼多人在拼盡全力幫助黃岡、湖北和中國。
對話新星出版社
重大項目辦主任鄒懿男
採寫｜新京報記者，張進
“用圖書這種最為正式的載體紀錄歷史”
新京報：據貴社編輯說，《站在你身後！》的出版只用了8天。新星出版社是如何做到的？
鄒懿男：從提高自身業務水平的角度來說，事後我們確實對整個過程進行了覆盤。在差不多182個小時的時間裡，流程表上記下了93個主要的時間事件節點，情況確實比較極端。我覺得，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做這樣的一件事情，憑藉的只有信任——我們和作者之間的信任，出版團隊同伴之間的信任，其他都不重要。這本書的編輯過程中有一個小故事。最初，我們為這本書的封面設計了若干樣式，出版團隊內部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由身著防護服、戴著護目鏡和口罩的醫生肖像為主要元素的一版，其視覺表達非常直接且有衝擊力。然而，“歪果仁研究協會”的同伴們卻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們反覆強調，“醫護人員的設計顯得我們喧賓奪主。我們不是醫生，我們沒有救治病人，我們只是幫助了醫生和有需要的人們。”所以，最後我們共同選擇了一張湖北省地圖作為封面的主要元素。事後，我寫了一篇編輯手記，最後一句話是：“作為出版人，我們希望讀者在看過這本書之後，能夠永遠記得那些曾經在遠方幫助過中國、幫助過湖北、幫助過黃岡的人而忘記我們曾經做了出版圖書這樣的一件事情。”這是我們和“歪果仁研究協會”同伴們共同的想法。
新京報：書中的故事簡單動人。重大疫情中得到國外援助，不僅部分緩解了物資的匱乏，同樣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貴社於此時出版這本書的意願是怎樣的？
鄒懿男：一切的起點是作為出版人特別是外文局出版人的責任。不過我想再次強調的是，我們所做的事情和身處抗擊疫情一線的人們所做的事情相比不值一提，我們已經知道許許多多這樣的人和他們的故事。其次，和許多現在仍然在為擺脫災難付出實際努力的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比，同樣是這樣。比如，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們偶然得知但“歪果仁研究協會”的同伴們現在不願公開提及的事情是，高哲銘先生在以色列仍然在為募集更多醫療物資而奔走，他們的行動還在繼續。
至於我們所能做的，更多的只是發現和記錄。所謂的發現，比如一個小小的細節，書中有一位理髮師的照片，他可能從未接待過一位中國客人，但還是為那些也許一生不會謀面的人捐贈了僅有的5個口罩。最初的書稿中提到這裡只有一兩行文字，但我們在其中看到了一些感動我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們請作者立刻去拍了他的照片放進在書中，還在這本書最後的致謝部分，在諸多施以援手的以色列商業巨擘的名單中，特別寫下了這家理髮店的名字。所謂的記錄，就是我們讓一切回到一個出版人能做的事情的源頭——用圖書這種最為正式的紀錄歷史和傳承文化且最具儀式感的物理載體，把一件有價值的事情記錄下來。
新京報：出版此書的行為，也涉及書籍之用的問題。你認為，書籍在當下可以起到怎樣的作用？
鄒懿男：小的層面，僅就這本書來說，我們將把全部發行收入捐贈給湖北省醫科學生助學項目。這個想法，對於前一段時間頻發的傷醫事件，對於現在的疫情，或許能夠起到的一點點非常微小的作用，也是我們的態度的一種表達。
中間的層面，如我剛才所說“用圖書這種最為正式的紀錄歷史和傳承文化且最具儀式感的物理載體，把一件有價值的事情記錄下來。”做好這件事情就已經很不容易。我們試圖先做到這一點，並且做得足夠有品質。
大的層面，“作用”就會非常複雜，涉及方方面面。對我個人來說，目前寧願讓事情變得簡單純粹一些，否則可能連最基礎的一些功能都實現不了。
新京報：某種程度上說，眼下中國的每個行業都在面對疫情，也都在抵禦疫情。你認為出版社應如何面對、如何抵禦？
鄒懿男：這個問題我想跳開具體工作稍微說得遠一點，前些天也在和一位前輩探討這個問題，他的想法給我很大啟發。印象中，就像十餘年前的“非典”對於傳統交易方式的改變、電子商務的發展起到了某種特殊的作用一樣，這次疫情也一定會導致某些領域發生重大的變化，及至產生一種新的“勢”。比如，春節期間，我們看到了一些影片在互聯網平臺進行所謂的“免費”播放，引發了傳統電影院線的強烈反彈。這裡面的孰是孰非作為外行我們不便妄加評論，但是我想可以思考的是，實際上沒有什麼傳統格局是無法顛覆的，是不是以後大電影的網絡發行和受眾的觀影模式會繼續發生某種改變？是不是一種新的“勢”將成為主流？一次變化就可以推動一場深層次的變革。客觀地說，目前的出版行業肯定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即便在一些不“前沿”但還算“新”的技術的應用上，仍然還停留在比較表層的階段。我希望我們熱愛的這樣一個具有獨特存在價值的行業不要在未來的某一天忽然成為“出局者”，那麼，現在開始進行一些新的嘗試，將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文摘選自《站在你身後！：從特拉維夫到黃岡的384小時》，小標題部分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