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子間的發明者一定不會想到，在格子間問世52年之後，這個現代辦公室的鼻祖已經不能起到隔離辦公作用了。
原因也很簡單，格子間能隔開人與人的空間距離，保持秘密不流通，但不能隔開空氣，保持病毒不傳播，於是停工就開始了。
而當職場人都宅在家裡雲辦公時，畫風也許就像我一樣，一邊用鼠標瀏覽國際新聞，一邊吃著麥當勞外賣，還聽著披頭士音樂，充分享受著消費主義帶來的愉悅。
也許，對很多人來說，格子間就這樣漸漸成了最熟悉的陌生地。
1968年：變化的前夜
這一年，發生了很多影響至今的大事，當然也包括對辦公室。
乘坐著阿波羅 8 號進行繞月飛行的兩位美國宇航員，拍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張地球“證件照”，順利完成了人類第一次載人繞月飛行。
被稱為“互聯網之父”的拉里·羅伯茨，正式向美國國防部提交了一份名為《資源共享的計算機網絡》的報告，而根據這份報告所組建的“阿帕網”（ARPA），正是現代互聯網的鼻祖。
而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的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博士發明了一個現在看來無比笨重的小木盒子，它可以通過底部的一個小球帶動內部的軸體轉動，當變阻器也隨之轉動時，便會產生位移信號，隨後傳輸給計算機進行相應的光標移動。這個小木盒就是世界上第一款鼠標。
與此同時，在經歷了二戰後最輝煌的一段經濟發展後，60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國家庭開始步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一棟大房子，一輛新車子，再加上滿院奔跑的孩子和狗就是典型的中產家庭形象。
就在剛剛拿下麥當勞特許經營權的吉姆·德利加蒂，正準備把他發明的巨無霸漢堡推廣到全美的麥當勞餐廳中去的時候，消費主義熱潮遇上了經濟危機。由於通貨膨脹和美元信用危機，美國在 1968 年迎來了自大蕭條以來的又一次經濟危機，這也引發了一場遍及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衰退。
當時，失業率飆升，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們陷入了空前的焦躁與不安，尤其是年輕人，在一眼望不到頭的困頓現實中，看似頹廢度日，但心中又充滿理想化的烏托邦世界，被稱為“垮掉的一代”，形成了著名的“嬉皮士文化”。
在這種社會和經濟背景下，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經典之作《畢業生》和披頭士那首著名的單曲《Hey Jude》橫空出世，都真實反映了激盪社會中的思想文化。
也許正是這種不同地方之間思想文化上的一致性，讓傳播學大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在那個時期首次提出了“地球村”的理論。
1968年，世界正在劇變，正以驚人的速度日益扁平化。
格子間誕生
早在19 世紀初期，電話、電報、打字機和公共電力誕生、革新，就已經讓美國的現代辦公室發生了第一次變革。
二戰之後，自由和民主文化迅速發展。60年代，歐洲開始流行一種更加隨性的辦公佈局，人們不再規整地坐成一排排，可以走動、閒聊，僅用屏風和綠植來分隔私人空間，這種被稱作“辦公室綠化”（Bürolandschaft）的設計蔚然成風。
然而，這種開放式佈局並不適合所有公司。1968年前後的科技爆發、經濟危機和文化思潮，又極大的推動了現代辦公室的演進發展。
1968 年，設計師 Robert Propst 在“辦公室綠化”的基礎上進行改良，設計出了小隔間，即“格子間”——那是一套組裝辦公桌以及能從桌面上展開的隔斷。
對此，《紐約時報》作者 Pagan Kennedy 評價，Robert Propst本想要給辦公室帶來民主的氣息，卻開創了一套辦公室格局和一項價值上十億美元的產業，並且讓奴役有了更具體的形態。
在20世紀80年代，便宜而有效的模塊化隔板使得世界各地的辦公室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大量小隔間。它們允許辦公空間個性化，並可以適時調整以適應公司和員工的需要。
“90 年代，隨著互聯網泡沫帶來的狂熱幻想，各種烏托邦式辦公空間更是源源不斷出現：仿若微型城市一般的辦公場所，有著保齡球場地的辦公場所，堪比大學校園的辦公園區，猶如佈置過的家庭車庫或娛樂室的小而舒適的辦公室。”Nikil Saval 在他的《隔間：辦公室進化史》中作了描述。
而推崇開放式辦公的 Google 就是其中的典型。它不但撤下了辦公桌上的隔斷，以期員工可以減少隔閡，增強溝通，讓辦公室變得更加民主、開放，還允許部分員工或讓人們在特定情況下遠程辦公。
後來，隔間形態辦公室的設計者 Robert Propst 也在他人生暮年，為自己 1968 年設計出來的格子間道歉。因為“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那麼聰明，追求進步，很多粗魯的經營者只是弄一些又小又窄的格子間，然後把人往裡面塞。”
顯然，世界一直在變。技術進展和經濟發展，讓生活方式有了更多可能。
當代紡織工？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這樣一種觀點開始流行——如今寫字樓格子間的白領和當年流水線上的紡織女工沒有區別。
是這樣麼？
至少在沒有遠程辦公之前，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都被“困在原地（辦公室）”。
根據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的數據，2005年中國遠程辦公人數為180萬，2014年為360萬，2018年也才不到500萬人。反觀美國，遠程辦公（WorkFrom Home，WFH）的人數高達3000萬，佔總工作人口的16%至19%。
而現在，就在2020年開年，這種狀況正在中國快速改變。
《職場人士開工調研》報告顯示，在2月的第一個禮拜，已經有70%的職場人士開啟了遠程辦公的模式。艾瑞數據顯示，在2020年新春復工期間，中國有超過1800萬家企業採用了線上遠程辦公模式，且主要集中在互聯網行業，超過3億用戶使用了遠程辦公應用。
當然，這些都與我們處於特殊時期有關，但之後呢？
實際上，國際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對遠程辦公的接受度和適應度就越高。尤其是谷歌、Facebook、Twitter等互聯網大廠，甚至將在家辦公設置成一種員工福利。
一位Facebook總部技術人員就對媒體說過，只要能把工作做完，每週三Facebook的員工都可以遠程辦公，平時只要和老闆打招呼也可以在家工作，這也是很多美國企業的常態。
與此同時，平臺經濟和零工經濟的發展，也會極大程度推進各種辦公形態的演進。
阿里研究院曾預測，未來20年，八小時工作制將被打破，中國高達4億的勞動力將通過網絡自我僱傭和自由就業，相當於中國總勞動力的50%。
而就在2019年，美國“零工”工人已經佔全國勞動力的34%，2020年這一數字將增長到43%。
顯然，個人的價值依然會被充分挖掘和放大，只是辦公室和公司更像一個價值的鏈接器和中轉站，而不是一個“困在原地”的地方。
也許，當我們若干年後再回顧2020年，正在這場意外讓我們開始思考並探索未來的辦公形態。
也許正如雪球網友“尋找基石”說的這樣：
工業革命那種把人集中在固定時間、固定場所的傳統工作方式將來肯定會逐漸瓦解，合作共贏才是未來。
員工本應該有自由來選擇與誰工作，參與什麼項目，在哪裡工作，以及何時工作，因為人只有在自我驅動的狀態下才能擁有最大的創造力。
而且更大的變化是，創造的單位可以不再是公司，不再是團隊，而是一個人。
好了，我是燦哥，利他成長者，一個工作七年就在阿里拿到年薪百萬的職場人，年薪百萬和職場經營的實踐者，現在想幫更多人拿到百萬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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