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中國敗北。清政府先後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列強侵略更加深入。可嘆的是，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過去二十年時間，二十年光陰啊，中國仍沒有半點長進。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始了真正向西方學習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一些人起到了關鍵作用……
正文
同治三年（1864年）李鴻章給恭親王和文祥（朝廷）寫信說：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制器廠師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制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愒，以兵臨之。然英人所恃而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我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業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
這封信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我們應該再三誦讀。李鴻章第一認定我國到了十九世紀惟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能生存。第二，李鴻章在同治三年已經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那一國變的快。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世界的歷史的意義，他一下就看清了，並且大聲疾呼的要當時的人猛醒與努力。這一點尤足以表現李鴻章的偉大。第三，李鴻章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舉制度。不但此也；他簡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他要士大夫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而把科學工程懸為終身富貴的鵠的。因為李鴻章認識時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緒年間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
在我們這個社會里，作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末，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業。
我們對待過去最大的問題，是選擇性歷史虛無和文化虛無。造成的後果就是，我們對歷史信息的掌握是不全面的，也就直接影響到了我們的判斷能力，說白了，影響了我們的智慧。在中國的教育中，這個問題更加突出。
（以上內容選自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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