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獻所載突厥葬俗問題
突厥石人石圍墓中通常不見人骨殖，原因與其火葬習俗有關。《周書》卷五〇《突厥傳》載：
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並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
《隋書》卷八四《突厥傳》略作“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貞觀八年(634)頡利可汗卒，唐太宗“詔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1]這是突厥採取火葬的實例。
圖1：各時代墓葬立石、石人
突厥火葬習俗大概在貞觀初以前就起了變化。《新唐書·突厥傳上》載貞觀二年(628)唐太宗言突厥“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2]說明這個時候已經有一部分突厥人變更舊俗，放棄火葬。這種改變也許是由於某種新的信仰在汗國流行所導致的。不過，“從其俗禮”火葬頡利可汗，說明還有部分突厥人堅持傳統的火葬。兩種不同的葬式在突厥汗國內並存，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其內部不同信仰的消長。
《周書·突厥傳》又云：“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掛於標上。”《隋書·突厥傳》“表木為塋”的意思應當也是指在墓葬立標。《北史》卷九九《突厥傳》鈔合《周書》、《隋書》記載，改“表木為塋”作“表為塋”，意思不明。烏宗塔爾科科爾村東北10～15公里德耶爾捷彼山崗上共有四個石圍墓，兩大兩小，呈南北向排列。2號石圍墓東側立一尊石人像，以東一字排列11塊立石，長約172米。在兩處石圍之間的空地上及附近有火堆的痕跡和其他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個石圍中間都有埋著半截落葉松樹幹的坑穴。松樹幹周圍還有一些動物骨骼，而以馬骨居多。這些現象應與突厥人的薦亡活動有關。至於坑穴中所埋的落葉松幹，有前蘇聯學者認為是一種特殊的“聖樹”。[3]突厥石人石圍墓栽木的例子在其他地方也有發現。這一現象正可以和上引漢文文獻相印證，墓中所埋半截松幹就是《周書》說的“標”，《隋書》說的“表木”。稱為“聖樹”，恐怕是誇大之詞。
《隋書·突厥傳》又載，突厥墓葬“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對這段文字向乏合理的解說。根本問題在於史料本身語焉不詳，概念含混。事實上墓中立屋並圖畫戰陣之狀只見於突厥大型貴族墓葬，對普通墓葬而言是不適用的。而且，這種方式也只見於第一汗國的北突厥和第二汗國漠北地區。西突厥一支尚未發現有類似作法。不但如此，突厥大型貴族墓採用這種形式也只是在汗國雄張漠北之後才開始的。佗缽可汗陵為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例，此前突厥民族墓葬中尚未見有類似跡象。追溯這種形制的來歷，我們發現其中揉合了不少唐和薩珊波斯的文化因素。[4]
二 突厥石人問題
突厥墓葬有一個特點是在石棺墓前立石人。這種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葉尼塞河流域的奧庫涅夫文化。
二十世紀60年代，人們發現介乎阿凡那羨沃(Afanasyevo Culture，前2200～前1700)與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前1700～前1200年)之間還有一種奧庫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5]該文化廣泛分佈於葉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至中國新疆北部地方，屬南西伯利亞金石並用時代晚期文化。[6]奧庫涅夫人屬蒙古人種，是目前所知中亞草原最早的蒙古人種部落。奧庫涅夫文化分佈的主要區域——阿爾泰山至南西伯利亞一帶，又是阿勒泰語系民族的原始故鄉，因此它可能是阿勒泰語系民族最古老的文化之一。[7]
奧庫涅夫文化墓葬通常採用方形石圍垣，高度30-50釐米，最大面積可達400平方米。垣內西或西南部有一般一個或數個石板墓穴，個別甚至多達23個。每個墓穴埋葬死者1-3人，常見男女或婦幼合葬墓，仰身屈膝，頭向西，頭下墊石。奧庫涅夫文化盛行墓前立石，(圖1：2)通常還隨葬小型石人像或骨雕人像、鳥禽。(圖1：4、5)奧庫涅夫人還在居址或祭祀地樹0.5-2米高的大型立石。立石一般利用天然碑形巨石，有的簡單線刻面目猙獰的鬼神或怪獸，個別則採用圓雕。(圖1：1、3、6-8)
奧庫涅夫文化立石傳統後來一定程度上保留下來，在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墓葬中曾經發現過再次利用奧庫涅夫石碑的現象。[8]不過，在墳墓立石人作法要到斯基泰時期才有更大的發展。斯基泰時代墓葬立石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沒有刻畫或簡單刻畫的立石，(圖1：9-10)另一種是石人雕像。(圖1：11-13)石人像立於墓頂，[9]雕琢相當精細，人物形象往往可以和斯基泰金銀器上的圖像相印證。石人通常手持來通(Rython)，腰佩典型塔加爾風格的短刀。
1、2：南俄地區奧庫涅夫文化墓葬立石3、6～8：南俄奧庫涅夫文化墓葬石人4、5：南俄地區奧庫涅夫文化隨葬小石人9、10：斯基泰時期墓葬地表立石11～13：斯基泰時期墓葬石人14～18：突厥石人19：內蒙古正藍旗羊群廟元代1號祭祀遺址石人20：羊群廟元代2號祭祀遺址石人21：羊群廟元代3號祭祀遺址石人22、23：南俄蒙元時代石人
突厥墓葬石人目前已發現1000餘件，有不少學者做過討論。[10]但我個人認為，由於資料的不完善，因此以往研究中對石人所做的那些型式分析的科學性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於，已知的石人和原墓葬的關係大多已經不清楚了，有許多甚至連出土地點都不甚了了。在有價值的科學資料積累不足的情況下，勉強進行分區和分期，恐怕只能是似是而實非。故而，這裡只簡單地提出幾點意見以供參考。
第一，突厥石人的性質。關於這個問題，前蘇聯學者有爭議。一部分人認為石人代表殺人石(balbal)，也即墓主人的敵人。反對者則認為石人代表突厥武士。然而，只要稍微全面地分析過材料就不難發現，雙方的看法都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突厥墓前立殺人石見諸中國史籍。《周書·突厥傳》：“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掛於標上。”大概由於這段文字才引發了對石人性質問題的爭論。突厥墓前立殺人石是不爭的事實，但也不能就此一概而論。總體看來，突厥墓葬立石至少可以分三類：(1)不做刻畫或刻畫得極其粗糙的立石，在成排的立石中，通常只有第一塊才略事刻畫。這一類應是殺人石;(2)刻畫得比較完整的石像，通常立於石棺前，有部分是立於石棺正中，這一類則表示墓葬的主人。小洪那海石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證，其底座的粟特銘文明確指出石人是泥利可汗的塑像。[11]庫蠻石人的情況，同為也可以說明這一問題。(詳見下文)還應該指出，這一類石人並非全部都是男性。新疆阿勒泰博物館藏的一件石人，頭上有髻一樣的裝飾。我曾在那裡仔細觀察了幾天，可以肯定它確實是一尊女性石人像。欽察石人同樣也有不少是女性形象。(3)貴族陵墓神道石人。這一類則是受唐陵制度影響的產物。[12]
第二，石人的分期問題。前蘇聯、俄羅斯以及日本學者都有過嘗試，但缺乏科學的分析，主觀隨意性大，總體上是失敗的。對石人進行分期至少應注意兩點：首先，是石人與墓葬的對應關係;其次，鑑於突厥民族的分佈和遷移的複雜性，分期和分區研究必須密切結合。割裂開來研究，或是忽略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其科學性都是堪虞的。目前情況看來，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因此，將六～八世紀的突厥石人籠統歸為一期，[13]也許是不失穩妥的一種辦法。不過，有幾種還是情形值得一提。(1)不能單純以刻畫粗細程度做為年代先後的判定標準。比如，小洪那海泥利可汗像刻畫得比一些明確屬於第二汗國時期的石人更精細。突厥石人刻畫的細緻程度可能還與墓主的身份地位有關。(2)據目前所知的情況，突厥魯尼文要到第二汗國時期才開始使用。因此，刻突厥魯尼文的石人時代不早於第二汗國。[14](3)有一種石人雙手在胸前做拱手狀，和中原陵墓的翁仲或蕃臣像接近，明顯是受中原影響後才出現的。這類石人的年代也不早於第二汗國。還一種形制類似控馬官，也當作如是觀。(4)跪或盤腿姿式的石人也始見於第二汗國貴族陵園，性質亦應屬神道石人。(圖2：8、9)(5)胸前執長刀(?)的石人也是受中原影響後才有的，年代也不早於第二汗國。(6)坐式石人像開始於第二汗國後期，但石人所坐的椅(臺?)刻畫得比較簡單，不能辨別形制。(圖2：10)欽察(庫蠻)、蒙古石人坐像就是由此發展而來的。(7)也許可以通過手執器物的樣式對突厥石人進行分期。[15]我在數年前就產生了這個想法，也做了一些研究，但始終覺得不盡人意。畢竟多數石人刻鑿粗率，走形忒甚，不利於嚴格比對。而最感棘手的還是上面提到的資料混亂問題，大多數情況下無法還原石人與墓葬的對應關係。
圖2：突厥石人
第三，突厥石人持器問題。突厥石人繼承了斯基泰持器的傳統，但斯基泰石人所持為來通或羊角杯，而突厥石人所持則多為瓶、罐、壺、杯等。
在斯基泰(塞種)部落中，有崇拜豪麻的塞種值得注意。豪麻(Haomo)[16]既是指古伊朗神話中神聖的豪麻汁(Haoma-juice)，又是指這種豪麻汁之神以及產生該汁液的植物。祭神的飲品裡，豪麻最有效力。[17]據稱豪麻可使信者永生，宇宙安寧。《阿維斯塔》以豪麻為世界上最美好之物，擁有金色的眼晴，可以祛病，能帶來永生和美麗。[18]飲其汁者可得保護，可以戰勝敵人，還可以引導靈魂走上正道。[19]最先向豪麻致祭的人是維萬格凡(Vîvanghvant)，豪麻賜予他一個兒子——伊瑪(Yima)[20]。伊瑪的國度是無病苦，無老死盡，溫暖舒適的極樂世界。[21]瑣羅亞斯德也向豪麻呼求，請求賜予力量、勝利、健康(祛疾)和財富等等。[22]因此，豪麻也被視為是天地間饒益之物的創造者，豪麻祭在古波斯盛極一時且極為隆重。豪麻祭以祭牛開始，將豪麻注入乳中，從而獲得永生的汁液致獻給阿胡拉·瑪茲達。最後一次豪麻祭將意味著世界重回普世永生之境。斯基泰石人手持來通也許正反映了對豪麻的信仰以及飲豪麻的習俗。
突厥承繼了斯基泰石人持器的傳統，但意義可能有異同。雖然突厥也信仰祆教，但持器卻不一定就與豪麻有關。
據十三世紀聖方濟各會會士法國人威廉(William of Rubruk)的見聞，突厥墓地立石人的傳統傳給了庫蠻人(Cumans)。“庫蠻人給死者築一座冢，為他立一尊像，面朝東方，手在肚臍眼上拿一隻杯子。”[23]這則記載還可以證實一些突厥石人代表墓主人本身。佩切涅格人(Patzanakitai)在九世紀開始離開俄羅斯草原後，該地區逐漸歸烏古思人和欽察人所有。阿拉伯地理學家又稱欽察人為庫蠻。據加爾迪齊記述，庫蠻先前是突厥人的一支。直到1222年蒙古入侵為止，庫蠻一直是俄羅斯草原的主人。[24]上世紀中葉，前蘇聯學者在南俄草原調查了大量十三世紀左右的石人，[25][可能多數是欽察石人。(圖2：22、23)蒙古共和國在文物普查時也發現了大量蒙元時期的石人坐像，[26]服飾和交椅是明顯的蒙元時期樣式，其中部分應屬於突厥化的蒙古人所有。
1992年，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羊群廟元代祭祀遺址中發現三尊石人坐像。1號遺址有石圍牆，漢白玉石人像位於圍牆內中間偏東處。石人坐在靠背圈椅上，頭部已失，袍上有雙龍捲雲紋，右手持一高足杯在胸前，左手垂放在圈椅扶手上。2號、3號遺址的石人也大致相同。稍不同的是，2號遺址石人袍上飾團花。[27](圖2：19-21)這三尊石人可能和燕鐵木兒家族有關。[28]元許有壬《至正集》卷十六有詩題為：
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師石像，像琢白石，在灤都西北七十里，地曰旭泥白。負重臺、架小室貯之。祭以酒湩注口徹，則以肥胾周身塗之，從祖俗也。因裁鄙語用紀異觀。
太平王即燕鐵木兒，元文宗時權臣，欽察人。從詩題可知，以酒湩注口，再用肥肉塗抹石人全身，是欽察人的舊俗。事實上，斯坦因在新疆喀喇特克(Kara Teke)伊達克山口(Idak Pass)柯爾克孜人恰爾闊伊德神殿(Shrine of Chal-koide)中也的確發現過突厥石人被當做神祗崇拜的現象。[29]欽察是突厥語部落，因此根據燕鐵木兒祭祖的方式來推測，突厥石人手執容器可能與飲酒湩祭儀有關。蒙古祭持杯坐像石人的情形應該與欽察類似。
三 突厥拂雲堆祠地望問題
北方遊牧民族一旦跨過陰山，越河套地區入鄂爾多斯高原，便可長驅直指長安。基於地理上、軍事上的重要性，河套一帶始終是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往復爭奪的地區。六世紀中葉以後至八世紀，隋、唐與突厥幾次爭奪過對河套地區的控制權。七世紀前期，突厥降戶大量入居河套。八世紀，唐與第二突厥汗國又在河套地區屢次交鋒。唐朝的一項重大軍事舉措是在黃河北岸置三受降城，一舉向北拓地數百里，擴大了河套地區的緩衝地帶，提高了黃河以南地區的安全性，故云“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30]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31]
右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應是中宗景龍二年，即西元708年)張仁願所置也。初，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賊所敗，詔仁願代之。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娑葛，仁願奏請乘虛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所有。仁願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願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願擒獲盡斬之，軍中股慄，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唐朝築三受降城後，還做了一些相應的軍事佈署。遼也在此地有所建置，[32]但從《遼史》和《太平寰宇記》的記載看，當時對三受降城的認識已經混亂。例如，《太平寰宇記》將拂雲堆誤置於勝州榆林縣北一百七十里處。[33]雖然《中國歷史地圖集》已經標出三受降城的大體方位，但具體對應哪些遺址則待推敲。我於2003年秋在內蒙古進行了實地調查，結合以往的考古發現，證以文獻記載，對中受降城及突厥致祭的拂雲祠的地望產生一點想法，簡單討論如下。
1976年，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發掘了位於巴盟烏拉特前旗額爾登寶拉格鄉賽衚衕(陳二壕村)唐王逆修墓。[34]王逆修曾為天德軍州都防禦馬步都虞候，卒於長慶三年(823)。墓誌稱“安塋于軍南原五里”，“軍”當指天德軍。(圖3)唐一大里約當531米，[35]那麼天德軍的位置應在墓地以北2655米周圍。《元和郡縣誌》卷四關內道勝州天德軍條載，由於黃河氾濫，城南面受毀，故而天德軍於元和九年(819)由西受降城移理至大安軍舊城。大安軍城為天寶十二載(753)安思順請築，位於大同川西(“西”字恐有誤，詳見下文)、西受降城正東一百八十里處。[36]長慶年間天德軍治所沒有遷移，[37]因此王逆修墓志中所指的天德軍的方位就是元和九年移治的大安軍舊城。在王逆修墓北5華里有一處土城子。現在已經被烏梁素海淹沒，只有個別土丘露出水面。據老鄉介紹，該土城方圓約有數千米。發掘者據此認為該土城就是原來的天德軍所在。[38]對此說似乎未見異議。[39]發掘者尋找天德軍城的方位大體沒有問題，不過這個土城子是否即是天德軍城，還值得推敲。文獻記載大安軍舊城“週迴一十二里，高四丈，下闊一丈七尺”，[40]換算成現代長度單位，即是周長約636米(12×531=636)。做為一個邊塞屯兵之地，這樣的大小是比較合理的，而方圓數千米則顯然偏大太多。[41]還有一個證據表明大安軍舊城規模不大。天德軍一度移治永清柵，永清柵“城甚牢小，今隨事制宜，仍存天德軍額”。[42]由此可知，天德軍後來的治所規模也有限。雖然元和九年移治大安軍舊城時做了些修築，但從李吉甫的密陳來看，工程不大，時間不長，當不是大規模的擴建。比照文獻記載與考古踏察的資料，我們認為有三種可能：第一，老鄉所描述的尺寸不可靠;第二，土城子遺址已非原來大安軍舊城，而是後來有增建;第三;可能是將大安軍舊城與永清柵兩城混為一城。[43]我們只能在此提出疑問，期盼著將來進一步考古工作能夠提供更多的資訊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大安軍舊城在額爾登布拉格縣以北是基本可以肯定的。這裡北傍烏梁素海，南依烏拉山，是一片平闊的地帶。這裡有兩條主要的道路：一條向西可通往杭錦旗，該道在西山咀與五原通往包頭的大路交會;另一條道路往北從南圐圙經烏蘭忽洞、臺梁、梁畔圪堵、召店，穿過哈達門溝可達包頭。[44]從交通路線看，大安軍舊城所處位置非常重要，可以控扼南北的通道。
圖3：天德軍治所(大安軍舊城)方位示意圖
文獻稱大安軍舊城“其城居大同川中，當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鉗耳觜，山中出好材木”。[45]“當北戎大路”正與上述地理情況相吻合。內蒙古臨河縣文管站在烏拉山地區的工作了也表明了這裡的確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活動的重要區域。這裡不僅發現有大量兩漢時期帶有明顯北方草原風格的遺物，同時也有隋唐時代突厥人的遺蹟。2003年秋，在烏拉山前就發現過一座典型的突厥石棺墓。應發掘單位之邀，筆者到過發掘現場做過做調查。墓葬所在的位置正在臨河至包頭的公路北側，向北越過烏拉山，即是上述大安軍城往北的道路。這再一次說明，大安軍城“當北戎大路”的記載確實可信。
《中國歷史地圖集》所標大同川似即烏拉特前旗從陰山西南流經大佘太鎮的河流，該河中游建有大佘太水庫，其北之金河似即烏拉特中後聯旗之摩楞河。[46](圖3)這一比定的根據是什麼，不得而知。據上文對大安軍舊城所處地理的描述，可以推知牟那山應即烏拉山西段，《中國歷史地圖集》所標示的也大體在這個方位，但大同川則可能是烏加河(或烏梁素海)。與大安軍舊城近在咫尺的烏梁素海即系烏加河退水注入形成的淡水湖。如果大同川即烏加河，那麼“其城居大同川中”的記載完全符合實際的地理情況。相反，如果將大同川比定為大佘太鎮西南流向的河流，則“其城居大同川中”便無從說起，況且這條河與大安軍舊城所在位置相去在二十公里上下。試想古人在記述大安軍城時何以會舍就近的烏加河、烏梁素海不提，卻記載一條四十里外的河流呢。因此，我們懷疑《元和郡縣圖志》“請於大同川西築城置軍”的“西”字可能是“東”字之訛。
確定了天德軍城的大致方位，對於尋找中受降城及拂雲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
1980年內蒙考古工作者在調查中發現了敖陶窯子古城，該城位於包頭市南郊敖陶窯子村北，南距黃河一公里許，北距萬水泉鎮2公里。城平面略呈長正方形，南牆和西牆一部分尚存，其餘部分均已湮沒。實測城牆東西長880米，南北長800米。未發現甕城、馬面痕跡。南牆正中有一寬10米的豁口，可能是門道。南牆兩端各有一突出城牆的臺墩基址，推測為角樓。經解剖，南牆為板築，有明顯的夯層。南牆經過修補，其中夾有遼代的陶片。在耕土中雜有溝槽方磚、素面筒瓦和板瓦，以及有水波紋的滴水等建築材料。調查者還採集到了白瓷片、開元通寶、崇寧通寶、政和通寶等等。城內建築遺物極少，但在偏北部還存有一座高約兩米左右的大型建築臺基。這一臺基現已被闢為耕地，東西寬約60米，南北長98米，其上遍佈瓦礫。(圖4)據認為，此城是當時當地發現的唯一有唐代遺蹟的古城遺址。調查者認為，該城可能就是唐代三受降城之一的中受降城故址。[47]其後又有人撰文贊同。[48]而劉幻真則進一步提出古城北部的臺基可能是遼代寺廟遺址，其下所壓正是突厥所祭之拂雲堆。[49]
圖4：敖陶窯子古城遺址平面圖
那麼，敖陶窯子古城真就是中受降城嗎?我們試從相對地理方位和形制規模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相對地理方位。據《元和郡縣圖志》，天德軍“西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50]這裡的裡數是道里數，而不是直線距離。20世紀70年代調查發現，烏拉特中後聯旗烏加河公社(現改稱烏加河鎮)北圐圙補隆村有一處東古城遺址，通常比定為西受降城。東古城的位置在大安軍舊城西北一百公里左右(摺合約188唐裡)。[51]證明《元和郡縣圖志》記載的道里數是準確的。折算起來，中受降城到天德軍所在的大安軍舊城106公里左右(200×531=106,200米)。從烏梁素海邊的大安軍舊城所在方位到敖陶窯子古城，如果走上文所述兩條主要交通道的西道，里程約175公里(約摺合330唐裡)，走北道則約150公里(約摺合280唐裡)。兩個資料都遠遠高於《元和郡縣圖志》所記的道里數，說明中受降城的方位應在敖陶窯子古城西北數十公里外。
第二，形制規模。張仁願三受降城“不置甕門及卻敵戰具”，至常元楷為總管時“始築甕門”。[52]可知，後來的受降城是有甕城的，這點已為西受降城遺址所證明。[53]敖陶窯子古城沒有甕城，顯然與文獻記載不符。根據實測資料，敖陶窯子古城周長3360米，面積704,000平方米，面積為西受降城的14倍，[54]相差顯然過於懸殊。因此從形制而言也不可能是中受降城。
既然敖陶窯子古城不是唐代的中受降城，那麼其北部臺基自然就不是拂雲堆。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中受降城和拂雲堆的位置應在包頭的西北方向。
註釋：
[1]《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6冊，5160頁。
[2]《新唐書》卷二一五上，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9冊，6034頁。
[3] 庫巴列夫《關於東阿勒泰地區古代突厥人圍牆的新資料》，載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編《文物考古參考資料》第四期，1983年，25頁。
[4] 關於突厥墓葬的分析，請參考陳凌《突厥汗國考古與歐亞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12—64頁。
[5]《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夏鼐主編，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23頁。
[6] 馬克西緬科夫《關於米奴辛斯克青銅時代分期問題的現狀》，林沄譯，《考古學參考資料》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81-103頁。
[7] K. Jettmar: Cultures and Ethnic Groups West of China in the Second and First Millennia BC, Asian Perspectives, XXIV (2), 1981.
[8] 馬克西緬科夫上揭文，86頁。
[9] Скифские Иэваяния VII-III в. в., Mockвa,1994;Renate Rolle1: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pp.19-37.
[10] 對石人的研究主要有A. Д. Гpaч:Дpeвнeтюpkcиke Иэвaяния Tyвы, Mockвa 1961;王博、祁小山《絲綢之路草原石人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林俊雄《モンゴリアの石人》，《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21卷1號，1996年，177-283頁。石人研究史可以參看三者的相應章節。
[11] 詳參上揭拙文第二章。
[12] 詳參上揭拙文第三章。筆者最近又有《突厥陵墓形制及其影響》(待刊)一文做了更進一步的討論。
[13] 王博、祁小山上揭書。
[14] 這裡指的是那些突厥魯尼文和石人本身不存在打破關係的石人。有些石人上的突厥魯尼文是後來刻畫上去的，情況要複雜一些，容易斷代錯誤，需要具體分析。蘇、俄學者在處理這方面問題時通常都比較隨意、粗糙。詳參上揭拙文第三章。
[15] 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魏堅教授曾經詢問突厥石人分期的辦法，我講了這個想法，並大致說明了要點。我一直在進行這項工作，但始終覺得許多中間環節不夠完善，還需要深入推敲。
[16] 對應於古印度的蘇麻(Soma)。
[17] The Zend-Avesta, trans.by James Darmesteter,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IV, XXIII, XXX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84-1887,vol.IV, Introduction, p.lxix.
[18] 如Gôs Yast IV,The Zend-Avesta, vol.XXIII, p.114.
[19] Bahrâm Yast XVIII, The Zend-Avesta, vol.XXIII, p.246.
[20] 伊瑪即吠陀中的閻羅(Yamo)，他的榮耀後來轉歸瑣羅亞斯德教所有。參見Zamyâd Yast, The Zend-Avesta, vol.XXIII, pp.286-309.
[21] The Hôm Yast, Yasna IX, The Zend-Avesta, vol.XXXI, p.232.
[22] The Hôm Yast, Yasna IX, The Zend-Avesta, vol.XXXI, pp.236-239.
[23]《魯布魯克東行紀》，柔克義譯註，何高濟漢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合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220頁。
[24] 巴托爾德《中亞突厥史十二講》，羅致平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16—120頁;René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by Naomi Walford,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0, pp. 182-188;伯希和《庫蠻》，馮承鈞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二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1—22頁。
[25] Cтепе Евразии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ъя, Apxeoлoгия CCCP, Mockвa 1981.
[26] Mohгoл Hytaг Цaxb Tyyx Coëлbih Цypcгaл, Yпaaнбaaтap,1999.pp.115-138..
[27]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藍旗文物管理所《正藍旗羊群廟元代祭祀遺址及墓葬》，李逸友、魏堅編《內蒙古文物考古論文集》第一輯，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4年，610-621頁。
[28] 葉新民《羊群廟的石雕像與突厥、蒙古族的祭祀》，同著《元上都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年，192—205頁。
[29] A. Stein: 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vol.3. p.1311,l341.
[30]《全唐文》卷六三○呂溫《三受降城碑銘》，中華書局影刊本，1983年，第7冊，6353頁。
[31]《元和郡縣圖志》，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116-117頁。參《舊唐書》卷九三《張仁願傳》、《新唐書》卷一一一《張仁願傳》、《唐會要》卷七三“三受降城”條、《資治通鑑》卷二○九中宗景龍二年三月條、《全唐文》卷六三○呂溫《三受降城碑銘》。關於默啜西征突騎施，可以參考以下兩書的有關章節，克利亞什托爾內《古代突厥魯尼文碑銘--中亞細亞史原始文獻》，李佩娟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2]《遼史》卷四一《地理志五》。歷來有不少學者指出《遼史·地理志》的記載存在不少錯誤。該志在記載遼在河套地區的建置時同樣有很多紕漏，見張修桂、賴青壽《遼史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4-200頁。
[33]《太平寰宇記》卷三八，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光緒八年金陵書局本，1990年。
[34] 張鬱《唐王逆修墓發掘紀要》，《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502-518頁。
[35] 陳夢家《畝制與裡制》，《考古》1966年1期，42頁。
[36]《元和郡縣圖志》，上冊，113-114頁。
[37] 參《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豐州九原郡條，第4冊，976頁。
[38] 張鬱上揭文，514-515頁。
[39]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5頁。《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沿襲了這一看法，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77頁。
[40]《元和郡縣圖志》，上冊，第114頁。
[41] 請比照西受降城周長900米左右，見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博物館上揭文。
[42]《元和郡縣圖志》，上冊，第114頁。
[43] 在大安軍舊城西南三里(約當1593米)處尚有永清柵，稱為南城，而大安軍舊城稱為北城。參《元和郡縣誌》上冊，113-114頁。
[44]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地圖集》，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測繪局編繪，1973年，118-119頁。
[45]《元和郡縣誌》上冊，114頁。
[46]《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主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5冊，40-41頁;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地圖集》，118-119頁、120- 121頁。
[47] 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建國以來包頭地區文物工作主要收穫》，包頭文物管理處《包頭文物資料》1983年第一輯，12-13頁;劉幻真《唐拂雲祠地望考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4年，443頁。
[48] 張鬱《中受降城址初探》，包頭市文物管理所編《包頭文物資料》第二輯，111-114頁。
[49] 劉幻真上揭文，444-445頁。
[50]《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天德軍”八到，上冊，115頁。
[51]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上揭文;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地圖集》，153-156頁。《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所標示的西受降城的位置大致就在這個區域。王北辰《內蒙古後套平原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兼考唐西受降城》(載同著《王北辰西北歷史地理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358-370頁)對西受降城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無論地理方位還是形制，都證明位於臨河市東北八一鄉豐收村古城就是西受降城遺址。但王氏所說的豐收古城與大安軍所在地的距離190市裡是直線距離，實際道理遠不止此數。其次，豐收村古城雖在黃河北岸，但尚處烏加河以南，烏加河此段古代亦稱為黃河。而越過烏加河，以北才是陰山山脈。因此豐收村古城的位置既不在古黃河北，也達不到控扼陰山往南通道的作用，與文獻記載的西受降城不符。第三，豐收村古城沒有甕城，王氏認為這種形制符合張仁願未築甕門的記載，這顯然是由於他沒有通觀史料而造成的誤解。因此，我們認為豐收村古城不是西受降城遺址。
[52]《元和郡縣圖志》卷四“西受降城”條下，上冊，116-117頁;參《舊唐書》卷九三《張仁願傳》，第9冊，2982頁;《新唐書》卷一一一《張仁願傳》，第13冊，4152頁。
[53]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上揭文，5頁。
[54] 西受降城每邊長約225米，可知周長約900米，面積約50625平方米。
編者按：本文原載《第二屆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上海，2007年9月，頁36-47。引用請據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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