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肖鋒
未發現人傳人、有限人傳人、可防可控，以及年輕人、兒童不宜感染，死亡率不高……這些論斷一次次被顛覆或證偽，而它們竟均出自於專家或專家型官員！
本次疫情普及了人們缺失的科普知識，重新審視敬畏自然之道，同時也明晰了人們許多認識，比如真相對於公共安全的重要性，比如專業人士在風險社會中的價值。
關於謊言和真話的思考，這次疫情本來第一時間就有人預警，但卻被當做謠言予以封殺。甚至還對“吹哨人”進行刑事處理，使得人類錯過了最早控制疫情的機會。關於專業人士的價值，因為疫情不斷升級，信息嘈雜，人們不知聽誰的，於是謠言四起，各種陰謀論盛行。專家被諷為“磚家”，但臨到人命關天之時，不聽專家你又聽誰的？
因此，當危機來臨時，我們必須問：誰來甄別謊言與真相？專家們又聽誰的？專家們又如何來約束？
早在2019 年12 月29 日，湖北當地疾控部門就收到不明肺炎上報信息，立即啟動調查工作。次日，國家衛健委派專家組赴武漢調查。而比衛健部門反應還要迅速的是當地公安部門：1月1日，他們迅速處理了網上散佈“謠言”的8名醫護人員。同一天，市場監管部門和衛生行政部門關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而在國際上，從1月3日開始，我國頻繁向國際社會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報疫情的實時信息。1月6日，泰國疾控部門即在國際機場加裝紅外線熱掃描儀，加強對入境旅客的檢查。而國內此時的疾控措施略等於無。
1月2日，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確定了2019n-COV全基因組序列，明確為不明原因肺炎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此時關於謊言與真相應有明確的判定了。那麼是誰下的錯誤判斷，貽誤戰機，除當地官員的本位意識外，相關專家或專家型官員難辭其咎。他們不僅沒有向公眾發出預警，反而公開宣稱“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在接受中外媒體採訪時宣稱，“疫情可控”“不能因為去過武漢就說是被傳染的”。
甚至到春運開始時，一切似乎風平浪靜。直到1月19日，鍾南山到武漢後發現“人傳人”屬實，情況非常危急，隨後國家衛健委向最高層緊急反映了疫情嚴重程度。1月23日上午10時起，武漢封城。但此時春運已基本結束，武漢已向全國輸送了五百萬人……一場曠世國難開始了。
必須承認，對於此次新冠病毒，無論是一線臨床醫生還是科研人員的盡心盡責、高水平和高效率，都是得到國內外普遍肯定的。問題就出在專家們又聽誰的？12月30日夜間，中國疾控制中心主任竟是通過網絡新聞了解到的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幸好他有夜裡睡覺前搜索有關傳染病信息的習慣），他迅速響應促成國家衛健委次日即派專家組和調查組赴武漢調查。如果不是疾控制中心主任網上查到此消息，武漢方面還不知道打算瞞到何時！
直到1月14日，武漢市衛健委（屬武漢市機構改革組建的新部門 ）遮遮掩掩地表示“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 此時國家衛健委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
在是否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一級響應這類“特別重大”事項上，國家高層領導、國家衛健部門當然是決策者，但事實的判斷依據則來自基層官員和親臨一線的專家學者。專家們又聽誰的？聽地方官員，還是遵從專業倫理和操守？原因就出在現在科學問題、專業領域也政治化了。關於此次疫情預警，專家們不是沒有說或沒說清楚，只能說除了科學家，他們還有官員身份，這個身份不能讓他們說。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面對危及公眾安全的重大疫情時，無論聽從行政命令的或遵從學術倫理，專家們最終都要服從於公眾利益。因為是公眾納稅人為其提供科研經費，專家們為公眾利益應據理力爭，況且，他們也是公眾一部分，人身安危也繫於整個社會。
那麼，另一個問題是，專家們又如何來約束？其職業倫理和操守如何來約束？疫情初期，國家衛健委的專家組到武漢金銀潭醫院調查後做了一套診斷標準：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要有發燒症狀，病毒檢測呈陽性，三條標準都達到才能確診。但一線醫生反映，這個診斷標準太苛刻了，況且華南海鮮市場並非唯一病源發生地。首批41例確診病例中有13例病患不曾去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這1/3例病例的病源又在哪裡？即便在華南海鮮市場沒有賣蝙蝠為食用野生動物的情況下，為何宣佈蝙蝠為病毒唯一宿主，中間宿主又是誰。這些問題不搞清楚，就難免有有關病毒是實驗室洩露的猜測了。
通常，人們會認為“專家說了，可防可控，我就放心了”。專業人士是現代社會或公眾利益的“守門人”，他們在公眾安全事件中的責任與角色不可或缺甚至一言九鼎。先有認知，後有行動。如果專家組去武漢後，得出結論 ：不是非典、不會人傳人，那決策者肯定按這個思路走，警方據此訓誡傳謠者也是照章辦事……納稅人負擔你們名目繁多的科研經費，專家們又擔了什麼責？忙著發表論文嗎？專業人士沒有當好公眾安全的“守門人”，顯然在這場疫情中，大門被一次次突破才有今天的被動。
一個現代社會高度複雜之後，必須依賴專業化的網絡。專業人士除專業分工外還須有專業精神——對工作極其熱愛和投入，並負擔對公眾利益的責任，只有這樣他們的“權威性”“公信力”才叫得響，公眾才會說“專家說了，可防可控，我就放心了”。專家要重塑形象，重新獲取社會的信任、百姓的尊重， 要繼續給予專家說真話的權力和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專家自己要有“專家精神”。
痛定思痛，專家度量著社會的良知，他們維護公眾眾，澄清是非，監督權力，抨擊醜惡，他們維繫著社會關係的平衡。長此失信，社會關係的天平必將面臨失衡。無論是哪個領域的專家，都應當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因為專家學者的知識並不只屬於他自己，而是社會的共同財富，並非僅從屬於某個官僚機構，因為他們花的納稅的錢，由廣大人民來供養，他們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掌握的知識越多，服務公眾的責任就越不可推卸。如果專家們也追求官本位，禁不住名利誘惑，那他們就是“偽專家”或“磚家”。
現代社會也是所謂風險社會，即是指由於某些局部或是突發事件可能導致或引發的社會災難。風險社會越來越依賴專家系統，但專家系統本身也在風險的認知和解決上存在著問題，權威性受到了質疑，受制於權力和利益。而風險社會的最大風險就是所謂“有組織的不負責任”。一個專家如果在自己學術領域本身都不能執著向前，不能持之以恆，又怎麼能夠期待其在社會進程中給出建設性的、負責任的批評意見呢？專家必須強調自由探索的精神，培養學術的獨立意識和責任意識，擔起公眾安全“守門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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