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專業人士成為現代社會合格的“守門人”
本刊評論員/閆肖鋒
發於2020.2.24總第936期《中國新聞週刊》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向公眾普及了缺失的科普知識，以及重新審視敬畏自然之道。同時也為人們明晰了很多認識，比如真相對於公共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專業人士在風險社會中的價值。
隨著疫情不斷升級，信息嘈雜，人們不知聽誰的，於是謠言四起，各種陰謀論盛行。同時，專家也被諷為“磚家”，但臨到人命關天之時，不聽專家的又聽誰的？當危機來臨時，我們要問：誰來甄別謊言與真相？專家們在決策中又是如何擔負起社會責任的？
早在2019 年12 月29 日，湖北當地疾控部門就收到不明肺炎上報信息，立即啟動調查工作。1月2日，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確定了2019n-COV全基因組序列，明確不明原因肺炎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此時關於謊言與真相本應有明確的判定了。但當地官方不僅沒有向公眾發出預警，反而公開宣稱“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那麼是誰下的錯誤判斷，貽誤戰機？除當地官員的本位意識外，參與其中、瞭解具體情況的專家也難辭其咎。
誠然，無論是專家組、疾控中心、衛健委，恐怕都沒有瞞報的膽量。只是在“聽誰的”問題上出現了差別。
面對危及公眾安全的重大疫情，尤其是面對一場新出現的疫情時，應該如何決策？如何做出判斷？也就是怎樣處理專業知識與行政權力的關係，讓行政機制與社群機制相得益彰，更重要的是讓不同專業領域的科學共同體在疫情預警和防控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換句話來說，就是行政決策體系應該如何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和判斷？在疫情早期預警中，唯有將專業人士放置於C位，整個社會體系才會有一個良好的應對機制。而置於C位的專業人士應該由流行病學家、一線臨床醫生和病毒學家組成，專家學者們應該遵從學術倫理，將公眾利益置於首位，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成為公眾利益的“守門人”。
面對科學認知尚不完全明確並在不斷變化中的突發性疫情，行政力量和行政機制的一統天下，常會呈現治理失靈。所謂現代治理體系和能力，就是要把專業人士的意見充分納入到行政體系中。
此次武漢突發疫情中，如果從一開始，專業知識和專業判斷能在治理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時段、每一個場景發揮其應有的力量，事情也不會發展到如此地步。
當然，專業人士除專業分工外還須有專業精神——對工作極其熱愛和投入，並擔負對公眾利益的責任，只有這樣他們的“權威性”“公信力”才叫得響，公眾才會認為“專家說了，可防可控，我就放心了”。專家要重新獲得社會的信任和尊重，社會要繼續給予專家說真話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專家自己要有專業精神。
現代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風險社會，即指由於某些突發事件可能導致或引發社會災難。風險社會越來越依賴專家系統，但專家系統本身也在風險認知和決策判斷上存在問題，受制於權力和利益，因而權威性受到質疑。
風險社會的最大風險就是所謂“有組織的不負責任”。一個專家如果在自己學術領域本身都不能執著向前，不能持之以恆，又怎麼能夠期待其在社會進程中給出建設性、負責任的批評意見呢？專家必須強調自由探索的精神，培養學術獨立意識和責任意識，擔起公眾安全“守門人”的重任。
閱讀更多 中國新聞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