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混亂期:東漢末年分三國,建安大瘟疫讓建安七子5人同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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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導讀

繼續講書《瘟疫與人》。【上一期】講了城市伴隨農業文明萌芽,瘟疫也如影隨形,形成與四大文明古國密切相關的“疾病圈”。那傳染病何時開始突破疾病圈形成全球傳播?伴隨瘟疫,一些大帝國的命運又如何徹底被改變?

歷史混亂期:東漢末年分三國,建安大瘟疫讓建安七子5人同年死亡

/欄目主理人/ 邵聖懿

【往期回顧】

— 配合本期節目閱讀文章 —

01 瘟疫傳播鏈條需要人口頻繁流動

今天我們進入到麥克尼爾這本《瘟疫與人》的第4期。上一期講到了在公元元年左右的時候,舊大陸(亞歐大陸)已經形成了四個相對固定的“疾病圈”,也就是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由美索不達米亞和古代埃及組成的新月沃地這樣一個疾病圈,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的疾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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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四個疾病圈內部都已經形成了各自的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平衡關係。但是某種傳染病一旦出圈了,來到一個新的地域的話,突破了原來的疾病圈,對於新的地域的人來說,它就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傳染病,這個結果一定是災難性的。

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情況底下,這樣的疾病圈被打破頻繁的發生?災難性的瘟疫頻繁的在世界上上演?這就是我們今天主要要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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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位通過關注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傳染病也有了一個初步的認知和了解。傳染病瘟疫它要傳播的話,兩個基本要素是不能缺的:一個是傳染源、另外一個就是傳播鏈條,這個傳播鏈條的背後是一定數量的人口頻繁的流動。就是說你零星的人口流動,它是無法形成一個穩定的傳播鏈條的,它必須是達到一定的數量。

那麼什麼情況底下達到一定數量的人口會頻繁得出現遷移和流動?回顧人類歷史,大家其實馬上就可以想到的兩種原因,一個是貿易,一個就是戰爭。的確,人類歷史上數次重大瘟疫的背後,你都可以找到貿易或者是戰爭形成傳播鏈條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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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東漢末年,瘟疫分三國?

這兩個因素我們分開來講,先講貿易。因為從人類宏觀歷史上來講,貿易往往是走在戰爭前面的,先有貿易,後才會產生戰爭。戰爭是什麼?戰爭就是大家產生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平了,大家產生搶地盤、佔資源的衝突了,才會形成戰爭。所以當這些古代文明剛剛成長起來的時候,彼此之間產生交流和貿易的訴求,它一定是主旋律。

說起貿易,大家可能馬上就會想到的是古代絲綢之路。橫跨了亞歐大陸的這條古代絲綢之路,是連接了沿線很多的文明。但是絲綢之路一方面是促進了貿易和交流,另外一方面其實形成了天然的傳染病的傳播鏈條,因為它在絲綢之路上有很頻繁一定規模的人口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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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絲綢之路在公元一世紀、二世紀的時候達到了鼎盛,麥克尼爾發現正是在那個時期之後,在絲綢之路兩端的兩個古代大帝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古羅馬,都遭受了非常大規模的瘟疫的侵襲,這和絲綢之路恐怕有直接的聯繫。

先來說古羅馬,羅馬帝國在公元165年的時候遭遇了一場叫“安東尼大瘟疫”,那場瘟疫造成了超過500萬人口的死亡,而且有史料表明,這場瘟疫實際上就是由征戰美索不達米亞的古羅馬軍隊帶回去的。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突破了原有疾病圈,帶來了瘟疫傳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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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再來說古代中國,在東漢末年,準確來講是公元三世紀初的時候,210多年,發生了一場叫“建安大瘟疫”,對三國比較瞭解的朋友可能聽說過。當時建安大瘟疫嚴重到什麼程度?著名的中國古代醫學家張仲景寫過一本《傷寒雜病論》,在這本書裡頭他寫的是:“死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也就是說當時2/3的人都死掉了,那麼死者當中的70% 是源於這場瘟疫,你簡單計算一下,就將近一半的人口因為瘟疫死去,這非常可怕了。

有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當時建安年間著名的文學家“建安七子”,這七個人包括孔融,王粲,陳琳等等。而“建安七子”其中的五個都在那一年,公元217年,死於這場瘟疫,所以當時死去的人數量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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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伴隨著絲綢之路的興起,對於絲路兩端的兩個大帝國——中國和古羅馬都形成了災難性的瘟疫。但這兒也有個問題,大家可能也發現了,為什麼伴隨著絲綢之路傳播的瘟疫有點兒定向打擊的意思?就打兩頭,一個古羅馬、一個古代中國。那中間的這些古文明——印度、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為什麼他們就沒有遭遇那麼大規模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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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尼爾是這麼解釋的:

原因不外乎是或者中東和印度城市的人口不害怕中國和地中海的疾病,卻有自己的致命疾病輸出;或者存留的記錄不完整,無從考證發生在中東和印度的疾病災難。


但是在這兩個原因當中,麥克尼爾顯然更傾向於前者。他認為在公元紀元早期,

歐洲和中國這兩個舊大陸當中最少遭遇疫病的文明,在傳染病上曾經處於跟後來的美洲印第安人相似的境遇,容易染上新的傳染病,而造成社會的混亂。

這是麥克尼爾的一個觀點。


03 車匪路霸,紛紛建國

所以伴隨著絲綢之路的貿易興起,傳染病開始形成了在亞歐大陸上的傳播,這種“微寄生”的平衡被打破了。我們一直在說“微寄生”和“巨寄生”的關係,一旦“微寄生”的平衡被打破,“巨寄生”的平衡往往也會被打破,這是一個互相制約互相平衡的系統。那麼絲綢之路沿線的“巨寄生”平衡形成了什麼樣的變化?

麥克尼爾主要提到了兩點:第一個是形成了沿線的一系列小的政權和國家。說起來有點意思,就當時商隊的通商,你沿線要給這些強盜或者叫劫匪,就是今天的“車匪路霸”,你要交保護費。“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所以對於這樣的一些“車匪路霸”來說,他拿到了大量的商隊的保護費之後,他就逐漸的擴充自己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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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在沒有商隊需要他保護的時候幹什麼呢?他不如就建立起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建立自己的一個小的國家,於是絲綢之路沿線的這種很多小國就形成了。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絲綢之路沿線,你總得有一些提供相應的配套服務,讓商隊歇歇腳、吃個飯的地方,這些地方從小到大也可能建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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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樓蘭古國,包括像龜茲、疏勒,這都是很多古老的小國家,但是更多的小國如今已經不可考據了,隨著風沙淹沒在歷史的塵埃當中了。因為首先是它們的這種據點城市都已經被沙丘吞沒,另外很多這種小的古國沒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沒有了記錄。但的確絲綢之路沿線這種國家是非常多的,從小到大、從古至今,包括往後的很多大的政權都和絲綢之路的貿易其實有關係,這是一種新的伴隨貿易興起的“巨寄生”的平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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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瘟疫來襲,羅馬敗落

另一方面就是對於這兩個古文明,就是中國、古羅馬來說,一旦“微寄生”平衡被打破,傳染病橫行的話,伴隨著瘟疫而來的往往是社會動盪。建安年間不用說了,“東漢末年分三國”,那是歷史上最亂的時期之一。而在古羅馬,“安東尼大瘟疫”帶來的就是人口銳減,馬上就造成帝國財政收入的銳減。因為稅收減少了,帝國財政入不敷出,你就供養不起那麼龐大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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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古羅馬帝國是完全由一個龐大的軍事系統來維繫的,一旦你軍隊的開支出現問題,發不出軍餉的時候,就出現了大量的譁變,甚至開始調頭轉向帝國之內,對人民開始燒殺搶掠,這個就進一步減少了人口,所以當時就進入到了一個“巨寄生”關係的惡性循環當中。所以你看這種“微寄生”的關係,一旦被外來的傳染病力量在短時間內突然打破的話,有可能迅速造成一個帝國由盛轉衰,甚至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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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古羅馬,帝國百姓一片哀嚎,但同時基督教逐漸興起了,這就是“安東尼大瘟疫”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盛行,就是在“安東尼大瘟疫”之後,因為基督教是講究救人於苦難之中,當時使得百姓對於這樣的一種宗教的接受度非常高。但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之前講過,在一三四幾年那次中世紀席捲歐洲的黑死病之後,天主教會的公信力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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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隨著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人不費吹灰之力用瘟疫征服了印加帝國、阿茲臺克帝國之後,使得南美洲的這些原住民都信上了基督教。所以對於基督教來說起起伏伏,似乎真的是叫“成也瘟疫,敗也瘟疫”,真是很值得探討的一個話題。


05 瘟疫來襲,阿拉伯興起

好,既然提到了黑死病,提到了鼠疫,接下來我們就講講鼠疫。鼠疫到今天為止仍然是中國規定的兩種甲類傳染病,最烈性的傳染病之一,另外一個是霍亂。而且在人類歷史上,鼠疫也的確是給人們帶來過最多慘痛回憶的傳染病之一吧!

在進入到歐洲中世紀最恐怖的黑死病之前,我們先簡單說說鼠疫和人類社會接觸的一個序曲序章。那是在公元540多年在東羅馬帝國叫“查士丁尼大瘟疫”,這是歐洲有歷史記錄的第一次大規模的鼠疫。當時“查士丁尼大瘟疫”殺死了超過2500萬人,在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每天就要死去將近1萬人。當時西羅馬帝國已經滅國了,在公元四百七十幾年的時候,西羅馬帝國已經是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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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查士丁尼大帝他是一個非常有抱負的皇帝,其實當時他正希望東羅馬帝國能夠向西征伐這些歐洲的蠻族,能夠恢復昔日羅馬帝國的榮光。而且查爾丁尼大帝在發生這樣大瘟疫之前,其實收復了很大一部分曾經的羅馬帝國的土地,包括地中海南岸的北非,也包括了亞平寧半島的意大利這樣的一些地方。但是正是這樣的一次瘟疫,使得2500萬以上的人口死亡,東羅馬帝國的國力一落千丈,國庫虧空,查士丁尼大帝再也無法向西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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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與此同時還帶來了一個副產品,我們之前曾經在《卡塔爾系列》當中講到過的——阿拉伯帝國崛起了。在公元632年阿拉伯帝國建國之後,迅速的向外擴張。首先是佔領了小亞細亞到埃及,然後到倭馬亞王朝也就是“白衣大食”的時候,整個北非全部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實際上這背後就是因為東羅馬帝國面對了這次“查士丁尼大瘟疫”之後,國力日漸式微。所以他們沒有對阿拉伯人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很多的國土快速的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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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歷史真是非常有意思,有時候看起來甚至肉眼看不到的微不足道的細菌和病毒,就能夠導致一個帝國的土崩瓦解,也可以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

要說蝴蝶效應,這是真正的蝴蝶效應最好的例子。那麼下期我們將會繼續講鼠疫,就是要講到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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