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鐵川，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師範大學沈鈞儒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黨組書記、館長
文學家論說謊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已過古稀之年的巴金率先疾呼要講“真話”。他先後撰寫了《說真話》《再論說真話》《寫真話》《三論講真話》《說真話之四》《未來(說真話之五)》等數篇散文，也把自己的《隨想錄》第三集命名為《真話集》。巴老說：“五集《隨想錄》主要是我一生的總結，一生的收支總賬。”文藝界人士認為這是一部“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的“講真話的大書”。
在這部“大書”裡，巴老是怎樣分析說謊的呢?他寫道：“我不斷地探索講假話的根源，根據個人的經驗，假話就是從板子下面出來的。”所謂“板子”，是指形形色色的體罰或酷刑。
那麼，在解放後“左”的年代(尤其是“文革”時期)，人們為什麼常常講假話呢?巴老坦誠地說道：“回顧我這一生，在這十年(即十年‘文革’——筆者注)中，我講假話最多。講假話是我自己的羞恥，即使在說謊成為風氣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錯誤，但是帶著人講假話的造反派應該負的責任更大……封建官僚還只是用壓力、用體刑求真言，而我們(即造反派——筆者注)卻是用壓力、用體刑推廣假話。”
總之，在巴老看來，人們之所以說謊，除了個人品質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帶著人講假話”。巴老的話當時對我震動很大，因為從小到大，不管是父母，還是老師，都教育我要誠實，並且把說謊歸結於個人品質的不端，而巴老則指出說謊有時是被社會逼出來的，這是當時的我前所未聞的。
但我覺得巴老說得還有點不到位。因為，巴老並沒有剖析帶著人們說假話的某種不健全的制度，沒有在如何建立一種保障人們說真話的制度上潑墨構思，而給人一種只是良心譴責、義情抨擊的感覺。也許這對終身從事文學創作的巴老是一種苛刻的批評。
史學家論說謊
在讀了巴老《真話集》數年之後的1990年，我購得了中年夭折的史學家謝天佑教授的未竟遺著——《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在此書中，謝先生通過剖析《韓非子·說難》，揭示了說謊不完全是一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更重要的是社會制度問題。
在封建社會，臣下與君主是很難相處的。“伴君如伴虎”，言行稍有大意之處，便遭殺身之禍。為此，韓非寫下名篇《說難》，列舉了臣下隨時可能遇到的七種殺身之禍和八種猜疑。處在這樣的困境中，既要進言又要避免殺身之禍，怎麼辦呢?韓非就叫進言者在君主面前講假話。
由此可見，講假話、不敢講真話，是出於畏懼，而在手握臣民生殺予奪之權的專制君主面前又不可能不畏懼。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講假話的根子在於對專制主義的畏懼。韓非寫《說難》，公開傳授講假話的技巧，鼓勵臣下去爭取君主的信任，也屬於情不得已的生存之術。
法家思想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不居統治地位，但韓非宣揚講假話的技巧在中國卻有生存的土壤。因為，中國被專制主義統治了幾千年，影響很深。
文學家巴老揭示人們說假話是社會某些人“逼出來”的，史學家謝先生更進一步點明是專制政治害得人們講假話。但如何改變這種局面、營造一個人人敢講真話的環境呢?對於這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巴老和謝先生都未論及，也許已超出他們的專業範圍，不該由他們來論述。
法學家論說謊
著名學者王亞南曾於“四人幫”橫行時期在上海對一位朋友說，專制制度下往往會生出兩種特產：一是聾子，二是騙子。專制制度是一個社會說謊行為的總根源，是醞釀騙子的溫室。要想杜絕說謊，就要消滅專制。法學家們正是由此出發，設計了一套民主法制制度，以根除專制制度，確保人們敢於講真話。
第一，以權力制約權力。法學家認為，它是為了自由而限制權力的最好的原理，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政治組織原理；它是以對國家權力及行使權力的人，持防範的態度為出發點的。自由和權力制衡是密切相聯的，自由要得到保障，就一定要制止權力的濫用，為了制止權力的濫用，就要以權力制約權力。雖然西方的三權分立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權力制約形式，機械照搬並非有效，但權力一定要受到制約，否則，權利就隨時會遭到滅頂之災。
第二，以權利規範權力。權利為公民所享有，權力為國家所獨佔。為了防止權力對權利的侵害，就必須劃定國家權力行使的範圍。憲法的職能即在於此，它是人民頒給國家的一張營業執照。其中註明國家的權限範圍，如果國家違法經營，人民則可吊銷其營業執照。憲法對於公民的權利，遵循“法不禁止皆自由”的原則，只規定哪些事情不能做，而除此之外皆系公民的自由天地。憲法訴訟制度和行政訴訟制度是實現“(對國家而言)法無授權不得行、(對公民而言)法不禁止皆自由”兩大法治原則的兩道屏障。
第三，以社會權力約束國家權力。當國家機關侵犯公民權利之後，公民雖然可以通過憲法訴訟和行政訴訟來起訴國家機關，但國家機關實力強大，公民個體勢單力薄，即便勝訴，也難免“贏了一次，輸了一輩子”。因此，為了克服公民個體的軟弱性，就需要通過工會、婦女組織等社會團體來捍衛自己的權利。社會團體的權力是一種社會權力，它在制約國家權力方面比公民個體有力。
以上三點是法學家們設計的使人免於恐怖、敢講真話的憲政制度。
可以看出，文學家對說謊的抨擊，著重於良心、道義的譴責；史學家對說謊的批評，著重於社會制度的剖析；而法學家則更著重於設計一套防範、制裁說謊，保障人們講真話的制度規範。文學家多情，史學家明智，而法學家冷峻且實際。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沒有法律的褒善抑惡機制，這樣的結局就難以避免。古代的儒家努力了幾千年，但最終也沒有成功地從“內聖”開出“外王”，或成為專制制度的奴隸，或“英勇赴義”。為了建立溫馨、真情的世界，我們還是選擇“道是無情卻有情”的法治吧!因為法治可以使人免於恐怖，可以為良知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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