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兩江師範學堂教員合影（前排右一為張之洞）
1909年10月，晚清重臣張之洞去世。其時，仍在海外流亡的梁啟超接受日本記者採訪，對張之洞有一段蓋棺論定的話：“張公非政治家也，學人也耳，惜不使公專心學問，以大有所造詣也。其於政治，惟有失敗。”梁啟超還引了多年前李鴻章的評語，說張之洞在官場歷練二十年，難改“書生習氣”。
張之洞（1837-1909）歷官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1907年內召為軍機大臣。“政治家”的生涯，應該是他的本分。不過，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資本和社會影響力，張之洞周圍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國時期的重要學者。在張之洞的贊助下，憑藉著種種學緣、地緣人緣的接近，逐漸形成一個以“清流”人物為核心的學人圈子，在近代中國思想嬗變和學術傳承的歷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一、“清流”底色
在眾多晚清督撫當中，張之洞的幕府能夠獨樹一幟，吸引大量學人。這跟他早年參與“清流”的經歷，也就是李鴻章所謂“書生習氣”的養成，有很大的關係。
張之洞功名早達：十六歲高中順天鄉試解元，二十七歲時會試中式，殿試被點為探花，隨後進入翰林院。在此前後，他結識了翁同龢、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澂等活躍於京城的學者型官僚，成為這一時期京城士大夫交遊的重要組織者。同、光之交的京師學人交往，不僅孕育了金石考古的專門之學，更從學人之間頻繁的詩酒交遊當中，滋長出一股清議的意氣。光緒初年，隨著中俄伊犁之爭、中日琉球之爭、中法越南之爭等邊疆或藩屬問題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嚴峻。張之洞呼吸領會到這種風氣變化，及時從金石考訂圈子淡出身影，加入當時翰林院中熱衷於言事的“清流”行列。
所謂“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對清議集團的稱呼，以朝臣的犯顏直諫為標誌，同時包涵了東漢黨錮、宋代太學生、明末東林黨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論勢力。
晚清“清流”區別於前代清議的一大特點，在於其主體並非負有言責的諫官，而是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寶廷等翰林院的“講官”。他們平日沉溺於詩酒唱酬、金石考據、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聯翩上疏，鞭撻權貴，彈劾督撫，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輿論的壓力。與以往近代史教科書塑造的“頑固派”印象不同，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議分子由於品級較高，大多視野開闊，究心時務，既有與督撫進行交涉的資格，又具備相關學養和人脈。他們自負才情學問，對西方的政治、外交、學術大都有興趣，喜歡縱橫捭闔地漫談國際形勢，甚至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座上賓。
1884年中法戰爭成為“清流”命運的轉折點。張佩綸、陳寶琛、吳大澂等清流人物紛紛被外派會辦防務，卻因戰事不利而淪為舉國非笑的對象。甲申以後，“清流”勢力幾乎全軍覆沒。唯一的倖存者就是張之洞。此前他被外放為山西巡撫，戰爭期間又臨危受命，署理兩廣總督，實際上已從翰林清流搖身一變而為封疆重臣。
“清流”經歷對於外任督撫的張之洞而言，絕不僅僅是一段年少輕狂的往事。作為清流僅存的碩果，張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屬下的書院書局中安置了許多清流人物，如梁鼎芬、吳兆泰、繆荃孫、沈曾植、鄭孝胥、陳慶年、陳衍等，多為當年翰林院清議分子的後輩或門生。當時京城裡流傳的話頭是：“有好主人在，不患無書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還有張之洞這樣的“好主人”，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發縱橫捭闔的議論，堅守儒家義理，熱衷詩酒交遊，關注學術文教，這些舊時清流黨的氣質，逐漸凝結為張之洞周邊學人圈子的底色。
二、“洋務”轉型
今人提起張之洞，首先映入腦簾的，恐怕是“洋務派”三個字。晚清時代，“辦洋務”乃是處理與西洋各國有關的外交、軍事、傳教、製造鐵路等事務的統稱。張之洞在廣東、湖北等華洋雜處之地任督撫，自然要在這方面花很大力氣。他先是在廣州興辦洋務局、實學館、方言學堂；1889年調任湖廣總督，緣起於奏修蘆漢鐵路，更在漢陽鐵廠、兵工廠、織布局等洋務事業上，傾注了大量心血。
說起“洋務派”或“洋務運動”，張之洞絕不是始作俑者。若是從曾國藩、李鴻章等興辦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局算起，怎麼也有三十年了。張之洞大規模從事洋務，是受“甲申馬江一敗”的刺激，在晚清督撫隊中已屬後起者。槍炮、鐵路、鋼鐵、紡織等形而下的“器物”製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張之洞的長項。在一開始，他只能亦步亦趨地摹仿甚至請教李鴻章、盛宣懷等洋務重臣經驗。如何將昔日“清流”經歷及幕府中清流學人的劣勢轉化為優勢，使其翻出與曾、李系統截然不同的新面目？這是張之洞作為“洋務殿軍”必須直面的難題。
大概在1890年前後，張之洞曾致信王韜（1828-1897），請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譯西學書籍。不過王韜返回的題名為《洋務輯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滿意。張之洞不得不從李鴻章那裡請來精通洋務的楊模、楊楷兄弟，組織人員修改譯稿。這位楊楷就是清末民國時期有名的楊道霖（1856-1931）。當時他有一封致張之洞的長信，原件保存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之洞檔案”中。楊楷信中詳細列舉了編輯洋務書的人員、分工和進度。參與重修者，除了楊模、楊楷，還有汪康年、華世芳、葉瀚、秦堅、王鏡瑩、鍾天緯等，多半來自當時活躍在上海周邊的新學圈子。更重要的是，這部洋務書採取分門編輯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學校、工作、商務、賦稅、國用、軍實、刑律、邦交、教派、禮俗共十二門類。其中，官制、學校、刑律、教派、禮俗五門，涉及到西學的制度文化層次，在甲午戰爭以前，應屬較為領先的構想。
梁啟超在民國時代回顧近代西學東漸的過程，分為“器物”“制度”“文化”三個階段。而從“器物”到“制度”的轉化，基本上是以甲午為界。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三十年來李鴻章等軍功督撫以“器物”為中心辦洋務的失敗，從此以後，“變法”“維新”“新政”“新學”等帶有制度學術意味的名詞取代了形而下的“洋務”，成為改革運動的新關鍵詞。不過，對於張之洞從事洋務和編輯洋務書過程的考察，卻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梁啟超的歸納是否過分簡單？“器物”和“制度”是否從一開始就截然分離？
在我看來，正是張之洞及其周邊學人的“清流”背景，使他們在面臨西學、西政衝擊時，能夠保持對於制度、文化、風俗、教育等內容的高度敏感，從而實現“洋務”的內在化突破。“洋務”和“清流”在思維方式上並沒有對立，他們大體都是中體西用論者，在人脈上也多有聯繫甚至重疊。但出自“清流”的張之洞系統，與出自軍功的李鴻章及其後繼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西文化整體的標準，逐漸從“功利”返回到了“義理”，於是洋務自然就從器物流入了制度、文化、教育，甚至倫理。人們看到張之洞晚年逐漸從提倡新學的先驅蛻化為新、舊之間的調和者，視之為退步。其實，這正是張之洞出入於“清流”和“洋務”兩個群體、兩種閱歷之間所獲的進境。
三、群體效應
“風氣”是近來思想史研究注目的一個重要概念。無論天賦秉性多麼特出，思想家總要受制於他所熟悉的社會氛圍、人際關係和表達方式。而新學術方向的確立，不管是有意推動，還是無心契合，往往呈現為一種群體效應。
那麼，“風氣”又是由誰來引導的呢？
在清初康雍乾盛世，皇權較為強勢，他們主張“君師合一”，利用全國性的思想統制和文化工程，對從宋明理學到考據學的學風轉移發揮了引導作用。到了嘉慶、道光、咸豐以後，政治上“內輕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權勢也逐漸向握有實權的督撫轉移。“君師合一”下移為“官師合一”，畢沅、阮元、曾國藩等以督撫的身份和資源提倡學術文教，或編輯大部叢書，或創辦經古書院，或經營官書局。張之洞學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風教傳統的延長線上。
“學人圈”可以說是學派的雛形，卻更強調外部的交往行為。學派的核心人物是學術上的開創者或代表者。“學人圈”與之不同。其核心人物擔當著政治庇護者、學術贊助者、交遊組織者的角色，需要有學術品味和學界人脈，但他自身，卻未必具備很高的學術水準。有關“學人圈”的研究，更多強調學術思想發展的外緣。一般而言，在某派學術的成熟期，研究範式較為穩定，學術思想的發展更多取決於內在理路的延伸；而在新舊學風交替的過渡期，或一派學術萌發的“元氣淋漓”時期，學術進路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學術史上的群體效應，往往在這樣的時期內展現地更為充分。
近代中國正是處在這樣一箇舊範式已殘而新範式未立的過渡時代，學界中人對外在環境的變化越來越敏感，學人交往等外緣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大。近代學術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鋒，無不是在“群”與“群”之間展開。在此過程中，學人圈邊緣人物的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變期間，張之洞與劉坤一等督撫主持“東南互保”，張幕下的錢恂、汪康年等則與海外“勤王”勢力頗有糾纏，甚至有意鼓動張之洞離開清廷而獨立，旋即被張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鎮壓自立會起事的果斷措施。而張之洞作為群體核心人物的個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個學人圈氛圍的制約。庚子以後，張之洞受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覺得一切必須盡變西法，從皮毛學起。這種“全盤西化”的議論，遭到周邊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終他與劉坤一聯合上奏的《變法三疏》，仍採用了較為折衷的論調。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會學啟發而特別重視的一個觀念。不過以往學界往往只重視思想傾向進步的“新學群體”，如學會、報社、政團、政黨等，卻對士大夫社會固有的交遊傳統不無忽視。事實上，康梁一派新學群體的發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體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團體，更完全繼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評選詩文等晚明以來士大夫交遊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張之洞為中心的學人交遊，正是處於新舊之間。然而，由於張之洞學人圈附著於體制內部的特性和執著於名教義理的底色，這段學術史上的大事因緣，卻在近代中國日益趨新求變的社會氛圍中逐漸黯淡下去。在張之洞等晚清督撫身後，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負向讀書社會輸送學術新經驗的使命，也再難聚集起足以在學術文化史上留下印記的學人群體。當年張之洞學人圈所開闢的學術轉型新機運，則多半朝著與其初衷相違的方向急速展開。
（原載於2015年2月16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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