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明朝以對外政策上的強硬態度著稱，與中國古代各朝代相比，現代網友們如此戲稱歷代：“強漢、盛唐、弱宋，剛明”。一個“剛”字，可謂是道盡了明代對外政策的核心特色。可是同樣是“剛”，對外擴展和被動防守自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明代初年，國家在對外政策上剛的特點是“拓地御邊”，到了明代後期，核心特點就變成了“斂兵守塞”，那麼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呢？
明代初年，朱元璋和朱棣為代表的開拓之君，一邊以大軍掃滅元朝殘部，一邊以修長城的方式“拓地御邊”，施行的是讓戰火在敵人的土地上燃燒的積極的邊疆政策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一統中原王朝後，幾齣塞外，將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古鐵騎打的沒有招架之力，曾經橫跨大半個歐亞版圖的蒙元朝廷被打的四分五裂，成吉思汗的後代黃金家族不再有曾經的榮光。
當此之時，明朝幾乎是沒有邊疆對外政策的，因為從海路來看，當時的大明沒有敵人，所有能看見的地方，皆是大明領土。從陸路來看，唯一北方的敵人就是元朝殘部，與大明可謂是有血海深仇，對於這樣的敵人，哪有什麼邊境？什麼時候將對方打服了，邊界線就畫在哪裡。
圖丨明朝軍隊
那麼什麼時候開始，大明有了邊疆政策的概念呢？洪武年代後期，隨著統一的蒙古殘部被朱元璋和他的兒子們打的四分五裂，遁入北方草原深處，作為傳統的農耕文明，大明朝的皇帝和將領們，也不得不面對歷史上他們的前輩們曾經面對過的那個問題。
即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來看，打下一大片草原對於大明朝來說，不管是從皇帝的角度出發，還是從普通百姓的角度出發，都沒什麼用。對於農耕文明起家的中華民族，但凡是不能耕種的土地，一律是沒有用處的土地。
再加上追擊遁入到大漠深處的元朝殘部，對於當時百廢待興的明朝政府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經濟壓力，在此基礎之上，明代積極的邊疆政策就產生了。
那麼這種積極的邊疆政策具體表現為什麼呢？表現為修長城。
圖丨明長城遺址
偉大的農耕文明下生長起來的明朝人，想到的積極的邊疆政策，竟然是修長城。看上去這仗打贏了貌似跟打輸了也沒什麼區別，打輸了修長城好理解，是為了防備人家再打進來。那麼打贏了為什麼還要修長城呢？
其實同樣是修長城，打贏了和打輸了，修長城的方法和意義還是由很大的差別的。
從當時的一段記載來看，《明史》記載，萬曆年間：
“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成梁獻議移建孤山堡於張其哈喇甸，險山堡於寬甸，移沿江新安四堡於長甸，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於朝，報可。”
這段話的大概意思是說，萬曆年間一位御史巡邊，發現在某段舊有的長城外面，還有一大片地方可以耕牧，於是上報將原本的長城堡壘向外挪了一段，將這七八百里的地都囊括在內。
圖丨始建明洪武初年的司馬臺長城
由此可以觀之，同樣是修長城，明初乃至到了明朝中葉，整個國家在東北邊疆政策上，是屬於積極拓展的。
明朝中後期，隨著東南沿海倭寇的肆虐，和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明朝政府不得不改變邊疆政策，轉而開始執行“斂兵守塞”的保守型防禦政策
到了明朝中後期，國內土地兼併的嚴重，貪汙腐敗的盛行，資本主義萌芽所帶來的繁榮的海外走私貿易，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倭寇的威脅，都迫使明朝政府在整個北方戰線上的邊防政策趨向於保守，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斂兵守塞”。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歷史，除了大部分王朝的覆滅都是國內因素導致以外，對於一個王朝影響最大的外部勢力，普遍都來自於北方草原。秦漢時期的匈奴，隋唐時期的突厥，宋代以後崛起的女真和蒙古，從西到東，無一例外都是北方草原上的外敵，對中原王朝的影響最為嚴重。
圖丨北方遊牧民族
在此現實基礎之上，政府對於北方邊境線看得再重要，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明朝則更加突出，其王朝建立的基礎，就是在恢復中華的口號之上的，所以說針對北方的遊牧民族，幾乎就是大明朝的政治正確。
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大名北方著名“九邊十三鎮”的防禦制度。
《明史·李懷忠傳》記載：
“從淮安侯華去龍言, 自永平、薊州、密雲迄西二千餘里, 關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
而大明朝九邊十三鎮的防禦制度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北方軍事力量的強大和南方軍力的疲弱。明朝中後期，隨著倭寇肆虐作為大明財稅重地的東南沿海，明朝政府為了穩定大後方，不得不在北方漫長的邊境線上，採取守勢。
圖丨描繪明朝將士的繪畫
另一方面，從東北方向主要敵人的視角來看，明朝一統天下，打敗元朝主力之後，剩餘在東北邊疆地區的，都是一些小而野的部落聚居性的勢力，其對大明的威脅，也逐漸從傾覆國家的威脅，演變成了騷擾搶劫的威脅。
這個時候，再執行積極進取的邊防政策，就是將百姓往強盜的嘴邊放了，畢竟只有千日做賊，沒有千日防賊的道理。
所以說，明朝中後期邊防政策趨向於保守的轉變，一方面是國內的現實環境決定的，另一方面也跟當時大明朝在東北邊疆問題上的主要矛盾變化有關。經過幾十年的打壓，此時的蒙古草原朝廷對大明沒有了直接的威脅，主要矛盾變成了襲擾和保民的矛盾，實行戰略防守的邊防政策，也是出於保民的需求。
圖丨《倭寇圖卷》中的明朝軍隊
當然從後世的角度上來看，這樣做無疑是放任了東北女真民族的崛起，但當時的大明朝，根本沒有將區區一個部落組織的女真或者說後金看成是威脅。
從“拓地御邊”到“斂兵守塞”，明朝東北邊疆政策的改變，其實是整個北方防線上邊防政策的寫照，反映出的是明朝內部經濟實力的惡化和對威脅的麻木
明代邊疆對方政策的轉變，看似是在國力衰弱和東南邊境遇襲之後，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實際上如果仔細研究明朝歷史，就會發現，這種政策的變化幾乎是必然的。
《明史》記載，明成祖也就是永樂大帝曾經說：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
看上去正是現在流行的那句“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由來，聽上去自然也是蕩氣迴腸，可實際情況真的如此嗎？剛明之所以“剛”，是因為皇族氣質的影響嗎？
圖丨明成祖朱棣畫像
當然不是，明朝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歷史上，唯二皇帝被外族搶去的國家，另一個自然就是被稱之為“靖康之恥”中的宋朝皇帝了。
一個王朝都混到被別人把自己的皇帝給搶走了的地步，還談什麼剛不剛呢？實際上任何政策的來源，都是國家現實的需要導致的。
明朝初期之所以執行積極的對外邊疆政策，實在是不得不如此。就如同三國時期偏居一隅的蜀漢為什麼總要伐魏是一樣的道理，你不打人家，人家就來打你了。實際上這種積極的對外政策，是以攻為守的手段。
圖丨描繪明朝將領的繪畫作品
明朝建立的時候，北方草原上的蒙古勢力雖然敗退，但並未徹底被打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時候，蒙元朝廷兵力還是上百萬，而且多是騎兵。只是因為疆域太過廣袤，處處都是烽火，而且作為統治中樞的朝廷被打散了，沒有人統一指揮，所以才敗的那麼徹底。
換句話說，就是蒙元朝廷的勢力還在，只是暫且退居漠北。如果讓他們重新整理江山，或者再出現一個類似於成吉思汗一樣的人物，大明朝怎麼能夠安穩下去。
正是在這威脅之下，朱元璋才不得不一次次的北伐，朱棣才不得不遷都北京，以皇帝之尊統御北方九邊十三鎮的防衛工作，這不是朱家人本身就剛，是你不剛就沒有活路。
圖丨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
同樣的道理，為什麼明末邊疆政策轉向保守了呢？因為明朝當時的經濟中心在南方，但為了應對威脅，不得不把統治中心放在了北方。
如此一來在古代的經濟條件下，維持這種邊防體系，本身就是巨大的經濟負擔，再加上倭寇肆虐，國內政治局勢的惡化，讓萬曆後期的明朝君臣們，去執行積極的邊疆政策，不僅是強人所難，而且毫無說服力。畢竟東南都要不保了，還談什麼東北！
說白了，大明朝沒有銀子去執行積極的對外政策了，只能趨向於保守。
結語
綜上，明代在東北的邊防政策，實際上是整個北方邊境線上，九邊十三鎮的邊防政策的寫照。從最開始的拓地擴土，到中後期的斂兵守塞，從手段上來講好像都是修長城，但從意義上來講完全不同，一個是開疆拓土的積極邊防，一個是守土安民的保守邊防。
而促成這種邊防政策轉變的原因，實際上又是相同的。即內部的政治需要和經濟實力。最初執行積極的邊防政策，是因為不這麼做大明朝就要亡，百姓就又得陷入戰亂，所以大家來緊褲腰帶也要支持政策。
但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積極邊防政策的見效，很多內地百姓，包括官員皇帝在內，根本理解不了朱元璋和朱棣時代那種舉國之力打蒙元的積極性。再加上國內經濟局勢的惡化，就徹底讓積極防禦政策在國內沒有了生存的土壤。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王朝的歷史，和人的一生是很相似的，希望我們現代人，可以引以為戒。
參考文獻：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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