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歷史沿革或現實需要，中國現行的行政區劃，特別是省級區劃，並不會嚴格按照地域文化或自然地理單元進行安排。省內各地區互不認同已經屢見不鮮，跨省界的地域認同也很常見，例如華東地區有泛吳方言認同，南方各省存在泛客家認同等。但是，一般而言，跨區域的認同感很少能超越省籍認同，但中國東北地區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20世紀，一個分佈超10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億的漢族民系在中國東北橫空出世。這個連片分佈於今天遼寧、吉林、黑龍江和內蒙古東部四盟市的民系，內部差異小於關內其他民系，並迅速形成了足以影響全國的區域流行文化；更令人稱道的是，東北居民的泛地域認同至今仍不輸於各自的省籍認同。
當面對其他地區的居民時，他們往往首先介紹自己是東北人；即便他們自稱“吉林人”或“黑龍江人”，也經常被交談的對方下意識地直接歸為“東北人”。東北內部的地域認同或地域文化之所以如此堅固，並或多或少地給人留下刻板印象，這與東北民系形成較晚、行政區劃變動頻繁、區域封閉性強等原因密切相關。
從闖關東說起
東北為滿族龍興之地。為確保旗人獨佔東北和“國語騎射”的傳統，防止漢民隨意進入旗人聚居區，清廷在今遼寧、吉林等地用堆土的方式修築邊牆，再在土牆之上“插柳結繩”作為籬笆，形成“柳條邊”。凡進出邊門各族人民，必須持有證明，從指定的關卡驗證進入，否則就以私入禁地論罪。
清初柳條邊示意圖
然而中原災荒不斷，人民苦不堪言，地廣人稀、水美土肥的東北地區自然吸引了他們。於是，來自中原地區的破產農民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柳條邊，“偷渡”至邊外開墾，頗有今天敘利亞難民勇闖歐洲的架勢。這一趨勢自乾隆朝開始愈演愈烈，柳條邊已形同虛設。清廷被迫於咸豐年間採納了“開禁放墾”的政策，首先在黑龍江地區實行。清末，東北邊地成為沙俄不斷蠶食的對象。“移民實邊”也逐步成為清政府應對沙俄入侵的有效手段，“闖關東”隨之形成風氣。
從1861 到1911年的50年間，東北人口翻了近六倍，除去當地人口的自然增長，至清末遷入東北的移民至少有1000多萬。民國建立以來，東北移民有增無減，在前期的20餘年中，就約有近千萬人出關謀生。清末開始的“闖關東”運動深刻改變了東北的人口構成，客觀上加強了東北與關內的聯繫，奠定了該地在經歷一系列殖民浩劫之後仍能順利光復的群眾基礎。
1870-1880年間東北墾殖人口集中地區“闖關東”的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海路，膠東半島移民大都泛海而來，自遼東半島登陸，或定居於半島，或北上散居東北各地；二是陸路，直隸和山東西部的移民則大都沿陸路出山海關，奔向東北各地。海路移民在遼東半島一帶成為優勢民系，較少與其他移民融合。至今大連一帶口音仍和膠東半島保持一致，與東北其他地區“新方言”的差異很大，再加上俄日租借地的獨特背景，發展出異於“大東北認同”的“大連人認同”也就不奇怪了。
直隸移民在熱河地區（今朝陽、赤峰一帶）也佔據數量優勢，該地因此保持了京畿一帶的口音；當然，從學術層面上講，北京周邊（天津市區除外）、熱河，甚至冀東口音也可以被視為廣義東北方言的一部分。
海陸兩條線的移民繼續深入東北腹地後，操著直隸方言、山東西部方言和膠東方言的人們不斷融合，一種相對簡單的“普通話”就誕生了，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狹義“東北話”，而講這種方言的人就自稱或被稱作“東北人”。狹義的東北話，在語音語法上與普通話基本非常接近，雖內部差異極小，但地理上越往北越則越接近標準普通話發音，說明這些移民越遠離祖籍地，混合的程度就越高。
東北方言分佈示意圖
“闖關東”的大門在“九一八”後為戰亂所阻，少數移民開始往原鄉迴流，但東北人口結構還是穩定了下來，並在接下來的偽滿洲國分裂階段和新中國集體化運動中發展出明顯有別於山東、河北的地域文化，逐漸形成了一個新民系並延續至今。相對其他漢族民系而言，東北民系形成最為晚近。
東北官話“入派四聲”都很紊亂，且很多東北人至今仍能準確說出精準到鄉、村一級的祖籍地，這是民系形成較晚的兩大表徵。短短一百年的光景，東北地區想要像中國其他區域那樣，孕育出按照行政區劃或其他因素劃分的亞文化區，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大東北”的統一認同還會長期維持下去。東北民俗文化除內部高度一致性外，近年來還展現出了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文化自信的加強也必然會進一步鞏固內部認同。
複雜而動盪的行政區劃調整
穩定不變的行政區，對省籍認同的形成有很大幫助。如福建省，雖然內部方言大相徑庭，但自古就是個穩定而獨立的行政區，因此包括客家人在內的省內居民都高度認同“福建人”的身份，也會依照行政邊界把本省和周邊的廣東、浙江、江西刻意區分開來。相形之下，近現代行政區劃的混亂多變嚴重破壞了東北人構建各自省籍認同的政治基礎。自“闖關東”以來的一百多年時間，特別是在新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東北地區幾乎每一二十年，甚至一兩年就會有一次“傷筋動骨”的大調整。
在1907年，在徐世昌的推動下，東北廢除旗民分治制度，採用一元化的民政統治手段，仿照關內設省。三省各設一名巡撫，徐世昌為三省總督。“東三省”這個名詞就此誕生。當時的奉天省主體上是今天的遼寧省和吉林省南部，吉林省則管轄松花江、烏蘇里江、圖們江合圍起來的一個三角形區域，黑龍江省則分管松花江以北區域。
清末東北行政區劃格局
民國建立後，基本繼承了清末東三省格局。只是北洋政府在承德、赤峰一帶設置相當於省一級的熱河特別行政區域，目的是為了抑制蒙古王公分裂勢力；南京國民政府北伐後，將熱河行政區改為正式的省。雖然熱河建省成功，但背後的實際管理者卻是易幟後的東北軍，省主席的位置也歸屬東北軍的原熱河都統湯玉麟所有。
熱河省人口結構和行政管理等諸多方面與東三省比較接近，通常也被視為東北地區的一部分。此外還出現了“東省特別區”這個非常特殊的省級政區，獨立於東三省之外，管轄滿洲里到綏芬河，以及哈爾濱至長春原中東鐵路沿線一帶。
“九一八”事變前夕東北行政區劃格局
“九一八”事變後，偽滿洲國隨之成立。對於這個傀儡國家而言，高層區劃只設四省一區顯然是不夠的。在省區不斷縮小的嘗試中，東北省級區劃一下子進入了動盪期。偽滿洲國先是在西部蒙古族聚居地區設立興安省，隨後將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等東北四省一下子改劃為十個省；興安省則被劃分為興安東、西、南、北四省。1937年以後，偽滿洲國又新設通化、牡丹江、北安、東安、四平等省，省份數量最多時曾達到19個。由於偽滿洲國統治東北14年的過程中頻繁進行區劃調整，清末以來逐步構建的東三省或東四省認同已經消失殆盡。
偽滿洲國後期行政區劃格局
東北光復後，偽滿洲國的那一套區劃自然不可延續。考慮到東北經濟基礎遠比關內殷實，南京國民政府還是設置了“東北九省”區劃，再加上熱河共計十省，另有大連、瀋陽、哈爾濱三個行政院院轄市。此時，東北各省無論從面積還是人口上，都遠遜於關內省份，但在經濟指標上卻大幅領先。
民國後期東北行政區劃格局
新中國建國前夕，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東北區劃出現了兩個顯著變化：一則，出於落實民族區域自治的承諾，東北西部統一劃歸了新成立的內蒙古自治區；二則增設眾多直轄市，突出了東北各大工業中心的行政地位。瀋陽市、撫順市、本溪市、鞍山市、旅大行署區（後改為“旅大市”）、長春市、哈爾濱市等直轄市先後設置，剩下的區域則整合為熱河、遼西、遼東、吉林、松江和龍江六個省。這六省六市均由東北行政區代管。
新中國建國初東北行政區劃格局
1954年到1955年，新中國經歷了一次省級行政區劃大調整。東北行政區撤銷，其所屬的六省六市先後整合為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與現在的黑吉遼三省管轄範圍幾乎一致。本該就此穩定的東北區劃卻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受衝擊。受當時政治風暴的影響，原本橫貫東西的內蒙古自治區被拆分，東部的昭烏達盟劃入劃歸遼寧，哲里木盟和呼倫貝爾盟南部兩縣劃入吉林，呼倫貝爾盟大部則劃入黑龍江。
這一格局一直維持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此後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省界基本沒有大的變化。自1978年以來將近40年的時間也是東北百年建制史中最為穩定的時期，但這40年對於構建東三省各自省籍認同而言，顯然還是太短了。
“文革”期間東北行政區劃格局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雙重孤立
每一個族群都能從與周邊族群的比較中尋找到內部的共同點。東北相對孤立的地理單元和近現代獨特的發展軌跡，給東北人群體打上異於其他漢族民系的深深烙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近幾年東北經濟痛苦的掙扎中，東北人越發體會到自身思維、行為方式與他們口中“南方人”的差異，深陷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雙重孤立；與此同時他們也驚訝於東北各地各方面的共同點，甚至發覺東北各地經濟倒退的步伐也趨同了。
東北地理上的孤立
首先，東北在地形上是一個孤立的地理單元，主體是被大興安嶺、黑龍江、長白山包圍著的縱貫南北的大平原，只有西南面的遼西走廊開口連著華北平原。東北人因其擁有“白山黑水”所環抱的自然環境而驕傲，當然也能意識到背後糟糕的區位問題。從政治軍事層面來說，一旦東北內部出現反對勢力，或遭到外敵入侵，關內軍事力量馳援的難度是很大的。
明末建州女真的勃興、民初奉系軍閥的盤踞，及至日本關東軍的侵略都充分利用了東北地形易守難攻的特點，不僅獨霸一方，還嚴重動搖了中央政權的根基。近代外蒙古的脫離，進一步在地緣政治上孤立了東北。從經濟交通上來講，地理上的天然隔絕令東北融入全國大網絡、大市場的難度陡增，進而難以分享到關內發展的紅利。近期公佈的《中長期高速鐵路網規劃圖》中東北高鐵幹線不僅略有“脫網”，而且密度明顯遜色於關內各省。
地理上的孤立導致了心理上的孤立。在移民文化、相對先發工業化和城市化、更高層次的集體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東北人群體思維方式歷經了兩三代人的塑造後，已經明顯有別於關內漢族民系。東北作為近代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新中國建國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都發揮著工農業支柱的作用，也是政府各類政策，特別是計劃經濟政策落實得最為到位的地區。在計劃經濟時代，東北絕大多數人都能在集體化的體制內安穩生活；僅這一點，東北人心態上就足以傲視全國。
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集體化伴隨而來的是東北人缺乏自主性、競爭性，墨守成規，依賴體制的思維定式。在資源枯竭、傳統工業衰退的背景下，東北積壓下來的社會問題在市場大潮的衝擊下，以更直接、更負面的姿態釋放出來。原本貼在東北人身上的“排頭兵”的標籤消失了，卻而代之的是“大砍省”、“鄉土文化”、“思維僵化”等新標籤。
而東北人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感，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痛苦轉型過程中非但沒有弱化，還在東北人大舉購買海景房，東北籍藝人馳騁演藝圈的進程中得到強化。這些有關東北的新標籤、新變化也逐步被東北人所接納，成為其區別於其他漢族民系新標準和構建統一地域認同的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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