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倫理作為調節規範新聞實踐中道德標準的重要問題，近年來被廣泛討論。
美國學者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在對多個國家媒介倫理觀念進行比較之後，提出將“真實、人類尊嚴和非暴力”作為全球倫理媒介的“原生規範”，以對媒體的失範行為進行道德干預。
泰國媒體數量眾多，十分活躍，而且競爭激烈。尤其是進入網絡時代以後，為了博人眼球，增加流量和收視率，以獲得廣告商的青睞，一些媒體放棄了本應堅守的新聞報道準則，過分追求暴力犯罪、桃色事件等獵奇新聞，對一些本不應重點報道的內容過度渲染，無形之中帶偏了社會價值觀。可以說，泰國頻繁爆發槍擊案，除了槍支氾濫這一問題之外，與新聞媒體推波助瀾不無關係。
最明顯的例證是製造“呵叻槍擊案”的陸軍上士，從他個人社交賬號轉載的內容不難看出，他非常關注媒體報道的重大惡性殺人事件。在他的臉書記錄裡，可以看到他多次轉發1月剛剛發生在泰國中部華富里府的“校長劫金殺人案”的相關報道。1月9日該案爆發後，筆者一直關注著泰國各大媒體的反應。根據觀察，在案件發生至1月22日破案前，所有主流媒體都跟蹤著事件的進展。這些都無可厚非。但破案之後，媒體發現兇手出乎意料的竟然是一名校長，是“千載難逢”的“流量擔當”。於是乎，他們忘記了自己本應承擔的示範、引導作用，沒有去探討案件本身的警示意義，從而傳遞正確的價值取向，反而一味專注於這名兇手的私生活，連篇累牘地報道一些本不應該報道的細節。那段時間，兇手的姓名反覆被報道，一張張生活照出現在電視屏幕上，讓人產生一種錯覺：這不是對兇殺案的報道，而是對一位當紅明星生活的報道！
兇手校長儼然成為了網紅
兇手的私生活被媒體反覆報道
犯罪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模仿犯”（copy cat），是指當某個兇手犯下殘暴罪行後，會有崇拜者效仿他的舉動。 而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處於社會邊緣，平時默默無聞，無人關注，當看到有人因為犯罪而像明星那般成為大眾關注對象後，便也會產生類似的犯罪衝動，以達到出名的目的。心理學家蘇雷特說：“哪怕是被描述成魔鬼，這樣的出名對有些人仍然很有吸引力。”可以推斷，這名上士正是在媒體的不當報道中，走上了一條畸形的“成名之路”。
他不僅模仿那名校長在商場殺人，而且還模仿國外的槍擊案罪犯。行兇過程中，他持續不斷地更新自己的臉書賬號，不僅發一些詛咒性、挑釁性的文字，而且還上傳自拍視頻，神情淡然地表示“扣扳機扣到手抽筋”。直到泰國政府和臉書公司聯繫，關閉了他的賬號。很明顯他是在模仿2019年3月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慘案和2019年10月德國猶太教堂慘案，這兩起案件的兇手在行兇過程中均在網上直播。
呵叻槍擊案兇手不斷上傳自拍照片，直播行兇過程
上士視校長為偶像，不僅模仿校長在商場殺人，並且還“超越”偶像，成為散落在泰國社會各個陰暗角落的邊緣群體的集體偶像。犯罪學家傑弗裡·羅斯認為：“當下發生的事情具有暗示的力量。對於有某種挫折感或者是想要算什麼賬的人來說，當他們聽說別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這會讓他們變得大膽。”“模仿犯”理論加上這一理論，恰好可以解釋，為什麼“呵叻槍擊案”爆發後幾天之內，在差也汶府、芭堤雅等地都有人在網上揚言，要學習槍殺了29人的上士，“幹一票大的”。而且，在曼谷出現了多起槍擊事件，美容院槍殺前妻便是其中之一。
在“呵叻槍擊案”爆發後，泰國媒體對於自身承擔的社會責任進行了集體反思，因此在“呵叻槍擊案”的新聞報道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媒體做出了重大調整，比如儘量不提及兇手的真名，以“上士”或者“兇手”代稱，對於他的私生活也不做過多報道，為的就是儘量減少他本人的“知名度”，以免更多人效尤。
希望這一事件能夠成為泰國媒體改變行業風氣的一次契機，不要讓30名死者的血白流！
呵叻民眾們自發為逝者組織哀悼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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