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發表後
<tt-link>）引起熱烈反應，網上本來一面倒的聲音出現了分化。許多讀者本著兼聽則明的態度，對上一篇一天多粗糙趕出、還未來得及提供完整畫面的文章的包容和寬容態度，使我從中看到了時代和大眾輿論的進步。
我看了網上的各種反饋和評論，提出的問題主要有三，一是問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寫這種自己不懂的跨界文章的原因與目的。二是問我是否是高福的代言人，為其洗地，缺乏公允性。三是我文中引用了那麼多“如果”、“聽說”，是否有真實的依據。我下面分別作答。
首先，我確實只是一名經濟學家，不過近年來也關注了醫療衛生和健康經濟領域。從2015年起，我還有幸擔任了幾年“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該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衛健委）。近年來還在武漢大學招收了“健康經濟學”專業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因為這些原因，我有機會結識了這個領域的很多專家、機關與事業工作人員乃至一些領導，同時也就正巧在武漢方面有一些朋友。去年我還領銜在《中國工業經濟》雜誌上發表了“簡政放權的邊界及優化”的文章，該文的文字部分也被《新華文摘》詳細轉載。做這個研究的一個副產品，是使我對我國現行的疾病控制體系的設置產生了懷疑，因為它與我們的理論分析是相矛盾的，儘管我當時並未想到這個體系的運行，很快就會出現這樣災難性的問題。因此我從這次疫情一開始，我首先就關注這個體系的運行情況。疫情發展以後，我的研究團隊就開始全面追蹤，準備從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角度做幾篇學術文章，認真總結這次疫情發展與防治工作的得失與經驗教訓。 但實際上高福這個人，本來並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就在上篇博文發表的前幾天，在我召開的研究團隊和學生們參加的近二十人的網絡會議上，大家熱烈討論了疫情相關情況，但幾個小時中沒有一次提到高福的名字。
其次，因此關於我是否是高福的代言人，為其發聲洗地。當然不是，而且我與他也並非是什麼朋友。我當年在牛津時並不認識他，我想也許他應當是我去劍橋工作後才去了牛津。這幾年在牛津、劍橋的同學會上見過幾面，但隔行如隔山，也就有個點頭之交。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我看到網絡上對他的圍攻鋪天蓋地，形成了一面倒的定論。就我瞭解的全面情況，關於他個人的那些指責基本上是杯弓蛇影，屬於那種越想越傳越像，其實並無道理和依據。我看了就很奇怪，這種很容易澄清的事情，有關方面或他自己，出來說明一下就行了，為何就無人吭氣。後來一瞭解明白了，因為儘管國家衛健委12月30日晚上剛知道，第二天就派大部隊奔到武漢，確實堪稱令人驚異的高速度高效率，值得點贊。但在他們介入之後，抗疫的第二場戰役在條塊協調、信息傳遞交易成本導致疫情判斷上的搖擺蹉跎，結果導致防疫戰的第二條防線失守，以至進入第三條防線的戰役後，武漢市政府領導還借接受央媒採訪，公開甩鍋給國家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因此衛健委本身也在瓜田李下。特別是國家衛健委介入指導後的抗疫工作，由於依法仍然是以地方為主，再加上條塊協調摩擦的成本，也是問題不少，疑點重重，受到社會眾多質疑和批評。很多人力圖自保就好，誰還顧得上去救他啊。而他本人，據真熟悉他的人介紹，領導不發話，只要一天沒有被立案查辦移送司法，也會心存僥倖，不敢自己出去對媒體說摘清自己的話。我當時聽了就想，幸虧他這次從頭到尾都沒有被分派去參與武漢的抗疫工作，而一直做病毒研究，否則這種人就是被冤死也沒人救得了。
促使我突然起意就此事寫篇文章的起因，是那兩天我看到網上關於他已經涉嫌違法違規被立案的消息傳的沸沸揚揚。我想象我這樣知道情況的人再無人出來說幾句澄清問題的話，恐怕也就沒機會了。在我看來，象高福這樣同時又是美國科學院等國際上權威科學院院士的人，畢竟在我國兩院院士中也為數不多，在當今科技革命的時代，象這樣的中國頂尖人才，還是應當有人幫著說句真話。更重要的是，只有不讓無辜者頂鍋，才能真正將責任者現形。須知我們過去發生的錯案冤案中，每當抓錯罪犯時，總是會有真兇逍遙法外。我想，只要是正直的人，看到無辜者被冤、而讓國家和人民付出如此慘痛代價的肇事者遁形，恐怕都難以無動於衷。
當然一定會有人說，為幾乎不相干的人去惹事擔風險，這太不能讓人相信了。我要說，就如在很多冤案中做出不屈不撓，努力的相關法官或歷史律師一樣，其實這樣的人本來也不少。許多人只是因為沒有機緣巧合，不瞭解情況罷了。我就正好屬於愛打抱不平這種犟脾氣的人。如幾年前萬科之爭時，我本來作為坐了幾年冷板凳、又不拿一分錢的獨立董事，還真就是僅僅為保護企業家精神、建立真正的經營者主導、所有者監督的現代企業制度，我還就是淌了一趟渾水，就算遍體鱗傷，也無怨無悔。我當時說過我其實對王石本人挺有看法，我們並非朋友，太多人根本不信。現在幾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了我們確實就不是朋友：事過去這幾年來我們從無聯繫，甚至還不如一些幾十年未謀面、當時也無深交的的老人，有時過年還會想起發來句問候語。
這次情況也是如此，就象我當年正好當了萬科獨董，瞭解真實情況遇事總得有點仗義直言一樣。我想今天因為機緣註定，老天爺以無形之手讓我研究疫情知道一些基本情況，冥冥之中我還真相信這就是命運的安排，自己就不該逃避。說一個不怕大家見笑的插曲，當時我確實是忽然有了一個老夫聊發少年狂的福爾摩斯靈感。記得我年輕的時候，福爾摩斯探案記以及他的助手華生醫生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我經常因為自己的名字被別人打趣，逗我“華生來了，福爾摩斯呢？甚至我80年代時，陪著國家的領導同志到外地調研，他也逗我說，“有你在，我們就不用擔心安全問題了”。我想我得這麼一個名字，也許早就是個暗示：我命中會有一次福爾摩斯式的探案。儘管後來有個在海外的朋友氣憤地給我打電話，說華生你的文章真是救了高福，但我剛看了一則新聞，高福今天回答記者提問，不僅對別人承擔風險為他澄清汙名毫無感激之意，反之避之唯恐不及，說“我不能去網絡吵架”，這樣的人真不值得你這樣幫他。我回答說，他不敢否認我寫的東西就已經已經說明問題了，況且我寫這篇文章本來也不是為了他個人，他只要沒怪我給他惹麻煩就好。
至於我的文章是否有失偏頗，我想一些讀者的感觀也是事出有因吧。因為文章趕得匆忙，救人心切，一時間用詞用意可能就有了點感情色彩，但基本的判斷並無偏差。現在人們一口咬定高福必有責任，許多人由於不瞭解我們的政府與下屬事業單位的關係及其運行體制，以為叫中國疾控中心就必然是管全國的疾控工作的，以此類推叫什麼中國法律中心的那就得管全國法律。這樣就把高福這個職務的人在什麼地方真有重大職權，在什麼地方又毫無職權，完全搞錯了。
高福作為中國疾控中心的主任，是我國設置的疾病防控預警的第一道防線作為彙總者的主要行政負責人。因為國家網絡直報中心的總樞紐，就設在中國疾控中心。這是我們在Sars之後，國家重金打造、國際招標，精心設計建造的。正如一些熟悉和曾在那工作過的人介紹，這個“橫向道邊、縱向到底”的國家網絡直報系統，要求每個醫院在包括鄉鎮衛生院在發現法定傳染病時，須在幾小時內向當地疾控中心彙報，並同時在網絡直報系統輸入填報。吸取Sars教訓，2004年原衛生部發布《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實施方案(試行)》（2007年進行了修訂），開始將“不明原因肺炎”作為39種法定傳染病以外的其它疾病，納入監測並要求實行網絡直報。有這樣一個下情上達、覆蓋全國的傳染病預警系統，就可將這類由各種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在病毒剛剛從動物由各種偶然原因跨跳至人類，還在人類這個新宿主身上開始適應性生存變異的最早期，就為我們中央信息處理中心獲悉。在這個階段，可說是殺雞用牛刀，不用投入多大力量，也可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根本不會造成任何更不用說象今天這麼巨大的損失和代價。
但問題恰恰在於，這個精心打造的系統，在這個防疫戰爭中，成了二戰中的馬奇諾防線：戰爭還沒拉開序幕防線就失守了。這相當於敵人摸掉了我們的崗哨就悄悄殺進了村。因此，如果這次失守的原因主要在高福這兒，他不僅該撤職查辦，而且要移送司法，即使判個死刑也不為過。
有人說，作為中國疾控中心的主任，即使是下面的疾控中心沒報，他也有領導責任。這個說法就是不懂行了。中國的疾控體系與美國等國的疾控系統不同。雖然大家翻譯出來都叫CDC，但人家是垂直領導體系，一竿子插到底，我們是分級管理體制，即地方的各級疾控部門，歸當地同級的衛健委這個政府部門領導，高福所在的這個中國疾控中心管不著。
至於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1月1日到1月20日，即武漢抗疫的第二場戰役中高福所應的責任，說實話那裡又跟他沒有關係了。因為從1月1日起，國家衛健委就成立了以主任為首的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並在前一日向武漢派去了領導帶隊的工作組、專家組，統一指揮和部署。
有人說，高福不是中國疾控中心主任嗎，派去武漢的第一批專家組裡就有不少疾控中心的領導、專家嗎？他怎麼會對指揮抗疫沒有責任？這就太不瞭解我們國家行政機關與下屬事業單位的關係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只是國家衛健委下屬的三十二個司局級事業單位之一，真有行政權的是國家衛健委機關內部的疾病預防控制局。國家機關即便平時到自己下屬單位去調人用人，根本不用什麼部領導，即便是個司局長、處長，也是一句話的事。許多時候甚至是直接調人幫機關幹活，讓被調用的人告訴一下單位領導就行了，更不用說是在已經進入應急狀態的特殊情況。況且高福只是疾控中心的技術型二把手，上面還有一把手黨的書記，調人用人這種人事上的事，根本不用通過他。他只要做好組織上和領導交辦也極為重要極為緊迫的病毒分析、鑑別研究以及相繼的病毒溯源，進而前線最急需的新病毒的試劑研發等項重要工作，我們就不能說他對這階段的整個疫情防控工作還有什麼責，或他對疾控中心被領導機關抽調去的人員在武漢的言行付有什麼責任。
在我看來，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專長就是病毒學，因此他就被分配指派去負責實驗室攻關等工作。這樣也使他在20號之前根本就沒有機會見媒體。我想如果他也被派去武漢，我看像他這麼守規矩聽話的人，也會按現場的紀律和口徑發聲，那就更會被輿論圍剿，成為所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最佳射靶。那樣的話可能誰也幫不了他，我的上一篇文章估計就不會也沒法寫了。
有人說，我的文章不是提到1月10日他還去過武漢嗎？病毒溯源無進展，作為疾控中心主任前線的情況他能不瞭解？他到了武漢還無所作為、貽誤戰機不就是責任嗎？但要知道病毒溯源談何容易，中國科技界至今也莫衷一是，還沒搞清病毒究竟從何種動物作為中介傳給人類，要高福去個武漢一天就破解，這肯定不現實。至於1月10日，武漢還是一片歡樂祥和，在指揮協調整個工作的又是上級機關的領導們和從各地調來的相關人員包括專家，以高福這種小心謹慎的性格，自己的分派工作還沒有幹好，他還在急忙中去插一手？他恐怕不敢，稍有官場經驗的人恐怕也絕不會。我們可以不喜歡這種人、這種官場之道，但說因此要去追責那顯然就不對了。
現在很多人列舉高福所說的可防可控之類的話以及相關視頻，我看了都是12月20日以後的事。這時人傳人已經廣而告之，習總書記不僅再次批示而且向全國公佈，各地都開始緊急動員起來，這之後說疫情可防可控，不要驚慌，要有抗疫成功的信心，就不會象信息公開前說同樣的話不同，不會對公眾產生誤導。
其實，說疫情可防可控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武漢、湖北防控不力造成災難，說不可防不可控，乾脆聽天由命，那會是什麼局面？這次疫情不是死亡率很低的季節性流感，而是未知的新病毒，變異尚不可知。在醫療資源不足或擠兌的情況下，死亡率是以流感的十倍以上計。即使以後這一新病毒經過在人體內的適應性變異，傳染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降，疫苗也出來了，我們不會再用高成本的嚴防死守辦法對付它了，仍然要向對待流感那樣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
當然，我說我沒看出高福有多大行政或司法責任，並不是說他的話都得當都對。如他說兒童不易感，現在看來從統計上看也沒錯，但面對公眾，同樣意思用中老年人更易感這樣的話就得當得多。再如他在去年全國政協會議上，拍胸脯說有了現在的監控體系和力量，像Sars那樣病毒會有，疫情則是絕對不會發生了。現在網友以此嘲笑怒罵他，我也認為他就一點也不冤枉。世界上有絕對的事嗎？制度再完備，技術再先進，飛機公司敢說飛機再也不會掉？鐵路敢說再也不會發生大事故？我們做科研的人都知道任何事都有條件有前提，只有先說如果怎樣，然後才能說就會怎樣。在這樣嚴肅的大會上，連頂尖的科學家也不知從哪兒學的吹牛說大話，還有點科學精神嗎？這種假大空之風再不整頓扭轉，真是怎麼得了！
最後，許多讀者質疑我說了那麼多“如果”“聽說”，很不嚴謹，也不像我一向以來寫文章的風格。這個批評當然有理由。象我這個年齡和經歷的人聯繫面確實很廣，渠道和消息來源也多，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幾十年來一貫是真正維護中國穩定富強、人民自由幸福的建設性改革派，同時對問題的批評也直言不諱。我過去說過，任何人都不敢說他什麼真話都敢都能講，我也一樣，但除了個別場合的幾句套話，不說假話，儘可能說真話說實話是應該可以做到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的書籍、文章、講話很多，許多當時也爭論很大、褒貶不一，但回過去看，我今天沒看到有什麼讓自己臉紅後悔的話。所以我在體制內外都有一批朋友乃至所謂粉絲，願意幫我研究提供信息，相信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背棄信任自己的人。實際上對於上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我都至少通過二、三個以上不同渠道反覆驗證。但儘管如此，我應當承認我畢竟不是權力機關，沒法把證據拿在手上。有的即使有，為了不違反法紀、保護消息來源也不能公開。否則的話，我上篇文章說到那麼多的人和事，發表之後隨便一個人、一個單位出來澄清闢謠，那我早已萬劫不復，還能現在坐在這兒寫文章？
除了多渠道瞭解核對情況，還要與官方公佈的新聞和數字相對照。這樣，即使沒有第一手證據的證實，從邏輯上也已經可以得出確鑿的結論。做到這一步，就能像福爾摩斯那樣的私人偵探一樣，大大減輕執法機關破案的難度，往往只需最後立案審訊取證。
其實權威公佈的官方信息量也很大，認真梳理，相互對照，證據、結論也就可以有指向。只是現在太多人忙得沉不下來，不願深入去做認真的資料整理工作。下面我就給大家來展開一下公元2019年的最後一個月發生的，這個可進入教科書的國家疾控預警防線失守失靈案例的發展脈絡。
首先，讓我們先追溯事件的主線索。
我們知道網絡直報系統（全稱為法定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系統）設在中國疾控中心，有專門機構即信是中心管理。據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對媒體介紹，“中國疾控中心是每天有一組人專門監測，每天寫分析報告。並且，一旦發現不明肺炎在一個地方超過5例，就自動觸發核查機制”。這個系統工作卓有成效，在2005年H5N1和2013年H7N9禽流感防控中發揮了重要預警作用，受到了表彰。而這次疫情即使按武漢市衛健委12月31日自己發的通報，武漢12月底之前已發病例已經達27例。武漢市有關方面如果早就每天申報了，早就在12月中過了三例必報五例（中國疾控中心派人）必查的兩道警戒線。如果真報了，這些監測人員和部門這個月全都失職睡覺去了或全體隱瞞不報？或者他們彙報了，分管的副主任以及兩個黨政一把手把報告壓下來？他們何無動機好處的去以身試法，難道全都活得不耐煩了？
其次，來看下面佐證的側線索。
根據現公開資料，世界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在2020年l月29日發表了由13個重要科研單位、共有45名作者署名的關於武漢肺炎的文章。因文中有高福作為普通作者之一署名、被同行妒恨者故意歪曲後在國內網上炒作，引爆網上討伐高福的輿情。
此文由於實際是國家主管部門衛健委組織寫作的，是展示我國科研和防疫工作透明度的成果。因此具有高度權威性。這篇回顧文章中僅根據當時收集的400多例早期發病後又被確診的樣本，就提供了到去年12月8日自首個不明肺炎病人發病就診後，病人幾乎逐日增加，到12月底已達47個病例。而2月20日剛出版的“中華流行病雜誌”上，中國疾控中心對迄今7萬多個病例又作了回溯性分析，估計武漢在12月31日的病例應已超出100人。按發病就診記錄，至遲在去年12月13日病例超過2人時，武漢方面就應當向國家網絡直報系統上報。但是他們現在大張旗鼓地表彰在12月26日向當地有關領導和部門彙報、從而引起重視的張繼先醫生的事蹟可知，在此之前，他們根本不知道各醫院病例不斷髮生和增加的情況。如果不是張繼先醫生的認真執著態度，他們還不知還要麻木到什麼時候。
據央視網報道，張繼先醫生了26日發現一家三口的疑似傳染病情後，27日再次接診兩名同樣情況的病人，當天就向醫院報告，醫院又同日報告給江漢區疾控中心。但有關方面似乎仍未醒來。之後兩天，僅這一家醫院門診又收治了3名來自患者。7名患者症狀和肺部表現一致，只是輕重有區別。這時張繼先又向醫院上報。29日下午，院內專家對這7例病例進行了討論，並在再次向區、市、省級疾控部門報告。直到這時候，湖北和武漢的相關疾控和衛健委部門總算才如夢初醒，感到事情有點不妙。因為他們在此之前，早已多次收到不只是一家醫院的報告。29日下午，在不得不向當地黨政領導機關報告的同時，湖北省和武漢市衛健委下發通知，立即啟動應急處置工作。省、市、區疾控中心趕赴現場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產生於30日的這個省市區疾控中心聯合調查的報告，最近在“知識份子”公眾號上被原圖貼出）。12月30號武漢市衛健委還內部發出了“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這個通知的內容當晚被人透露在網上，被一些人包括高福在網上獲悉。
春節以後，當全黨全國人民整體動員起來，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開始有望遏制這場疫情的進一步發展和蔓延的時候，2月6日，湖北省有關政府部門匆忙給張繼先醫生記大過獎勵。這於張繼先醫生當然是應得的榮譽。但是，疫情的肇事者們是否想到，當臨近12月底，武漢不明肺炎病例已經到達幾十名時，當你們宣佈這時的報告者才是疫情報告第一人的時候，這是否無意中是否就已經承認：你們直到那時根本不知道那前面幾十名病例的發生，或者知道了也從未引起你們的關注和重視。那麼，這豈不就等於同時向社會公開承認了自己先前的違法違規事實呢？
也許，本著湖北和武漢這些主事者們貫常的思維和做事方式，是內外有別內緊外鬆，儘管沒有按法規正常向網絡直報中心申報，但是事已至此，至少也會立即向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門做了彙報吧？
第三條線索的旁證。
這其實還是眾所周知的公開信息。1月22日國家衛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國家新聞發佈會上這樣表述：“國家衛健委於2019年的12月30日獲悉湖北省武漢市發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一時間派出國家工作組和專家組，實施國家和省市聯動，指導對武漢市全力做好疫情的防治工作”。從這個新聞稿中可以引出以下兩個推論：1，儘管從12月初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在武漢持續發生發展，但直至12月30日之前，沒有任何單位或個人向國家衛健委報告。2，即便是到12月30日，國家衛健委終於知道了消息，也不是接到湖北省或武漢市政府的報告，甚至也沒說是來自中國疾控中心的報告，而是用了一個非常蹊蹺的“獲悉”兩字。我最初的懷疑和調查，正是從這些相關法規規定、相關部門職責、國家疾控網絡直報系統的工作流程，以及地方政府與國家主管部門發佈的消息和數據這些之間的差異、衝突和矛盾開始的。“如果”和“聽說”只是對這些推演出來的邏輯事實投石問路。
不管怎樣，看來在12月30日國家衛健委獲悉疫情之後，湖北和武漢有關方面想自我消化解決問題的想法已無可能，故在31日午後首次向社會公告。但是，他們在得知疫情發生後，仍然想繼續粉飾太平，維護治理模範生的形象，在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和專家組到達之前採取的一系列緊急應對舉措，卻給其後的抗疫阻擊戰埋下了更多更深的禍根。這是後話。
在我上篇的文章發出以後，有人善意的以常識思維，質疑其中的故事太過誇張，難以置信，因此真實性只能為零。但是實際上，不可思議的事情卻在事實上發生了。須知，即便這次的致病病毒確實有些狡猾詭異，但如果不是有相當一批主事的人，從開始就犯而且不斷重複讓人匪夷所思的低級錯誤，怎麼會在我們國家今天具備如此雄厚實力的情況下，把小錯辦成大錯，把大錯釀成災難，以至讓武漢和湖北人民深受其害，全國人民深受其累，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威信形象。這些兩面人平日裡好大喜功，盡做表面文章，唯上不唯下，唯名不唯實，真正遇到情況敵情，那些假大空的招數都不管用了，立刻就現出原形。這些人口口聲聲說是維護當地的發展穩定大局，說他們粉飾太平、謊報軍情只是不想給領導添堵，卻最終事與願違，給領導和全國人民添了大難添了大堵。他們一將無能，累死三軍，讓無數的幹部群眾在疫情蔓延面前疲於奔命還被動挨打。甚至有人在事情敗露之後，還文過飾非，轉移目標，嫁禍他人，實在是讓人忍無可忍！如果我們讓這些真正的肇事者逃之夭夭，天理何在？黨紀國法何存？
當然，我們的目的並非在懲治少數責任者，而是要從這次疫情中深刻總結經驗教訓，以防範此類事件的重演。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補短板堵漏洞。我們要找出治理體系短板，搞清制度設置的漏洞，反思過往的思想和認識偏誤，才能真正對症下藥。因此，在我們轉入這次抗擊疫情的下一階段戰役之前，還必須先對第一道防疫預警線失靈的真正制度原因進行剖析，找到補救和應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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