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丨徐學勤
疫情的警報聲仍在呼嘯長鳴，人們心頭的壓力未曾削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的情緒已經悄然發生變化，開始被厭倦征服，變得些許麻木。或許這是災難下正常的社會心理，也是人基於本能的一種自我防衛機制，但我們不應當放棄思考的權利，不應對近在眼前的死亡與傷痛無動於衷。
每日遞增的死亡數字，不只是冰冷的數據庫，而是一條條曾經鮮活卻又瞬間隕滅的生命。長期致力於思想史研究的學者許紀霖，也在時刻關注著疫情的變化，但此刻他思考更多的是社會心理和文化層面的問題。比如，在恐慌和焦慮中，人們的心理如何調適？為何會有很多年輕人對疫情異常冷漠？這與網絡社會的虛擬交往有何種關聯？那些“逆行者”的行動背後，又有著怎樣的責任倫理？這些問題關乎到具體行動背後更深層的文化和心理機制，值得我們深入剖解。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紫江學者，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迴歸公共空間》《讀書人站起來》《安身立命》《另一種理想主義》《家國天下》等。
加繆與魯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新京報：這個疫情下的漫長假期，你是怎麼度過的？心態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許紀霖：到目前為止，我的假期分為兩段，以2月7日為界限。在此之前，我過得比較從容，每天的生活在“三個世界”裡遊走：第一世界，關注疫情及相關的動態；第二世界，做自己的專業研究，完成了一篇關於“五四運動”中虛無主義的論文；第三世界是休閒娛樂，看電影或者到公園散步，心態比較平和，不太焦慮。
但是，2月7日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疫情在繼續，武漢令人焦慮，各種事態令人憤怒。現在第一世界在擴張，第二世界的學術研究，雖然已經基本看完了第二篇論文的史料，有了基本框架，但總是有點心不在焉，無法真正投入。而第三世界的休閒娛樂，已經變得於心不忍。
新京報：疫情期間在讀什麼書？此刻的閱讀有何特殊感想？
許紀霖：我很少有讀閒書的時候，通常都是看與自己的研究或心境相關的書，因為在寫“五四”虛無主義的論文，我又重新閱讀了魯迅的著作。實際上，我和魯迅有一個特殊的淵源，我們都是紹興人，還曾經是“鄰居”，他住在大陸新村9號，我住在大陸新村3號——雖然不是同一個時代。小時候，我家門前的那條路改名叫“山陰路”，也是因為魯迅而改的。少年時期，我讀著魯迅的書成為文青，還模仿他的思考和筆法，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發表一些關於知識分子的文章的時候，很多讀者以為作者是一個飽經風霜的老先生。
後來，我到中年時代開始喜歡胡適，和魯迅漸行漸遠，但魯迅的影響依然揮之不去。雖然思想上有了距離，但心似乎是相通的。最近，我又重讀了魯迅，以及錢理群和王曉明兩位的魯迅研究，才發現少年時期對魯迅的那種模仿和認識都是很膚淺的。我現在才算真正讀懂了魯迅，他在民國時候的感受依然栩栩如生。
“五四”時期是一個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魯迅的應對方式是“絕望的反抗”，雖然內心充滿絕望，但不因此而墮落，成為犬儒，或者放縱自己。在某種意義上，魯迅“絕望的反抗”，與加繆《鼠疫》中的主人公貝爾納·裡厄醫生差不多。前不久，我專門寫了一篇關於魯迅的文章，在4月份有望發表面世。
新京報：加繆的《鼠疫》，也是最近熱門的作品。這本書的再度走紅，不僅因為它的故事契合了現在的疫情背景，更重要的是書中的諸多隱喻具有普遍價值，加繆與魯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處。
許紀霖：是的。上世紀90年代，我有過一場精神上的轉折——也就是從那種革命時代飽滿的、實在的、期待明天的理想主義，轉化為加繆所寫的意識到荒謬、但注重過程的西西弗斯精神。《鼠疫》也是如此，在書的最後說，人類永遠不可能戰勝鼠疫，因為老鼠無時無刻不躲在城市的某個陰暗角落裡，時刻都會出來，這是一個宿命。但是，人類面對這樣一個荒謬的宿命，並不是消極的，而是像那位醫生一樣站出來，這就是魯迅說的“絕望的反抗”。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和加繆是相通的。
此刻，我的內心也充滿了絕望。但是，至少對我個人來說，唯一的選擇依然是魯迅式的。魯迅在和柔石談人生時說，人應該學一下大象，“第一皮要厚，流點血，刺激一下，也不要緊；第二，我們強韌地慢慢地走去。”這段話讓我很震撼——無論對個人，還是對這個多難的民族而言，都應該像魯迅說的那樣“人生當如大象”。灑脫與執著，消極與進取，虛無與奮鬥，竟然奇妙地融合在魯迅的精神世界深處，成為了他的雙重邏輯。這對我們是有啟發意義的。
新京報：疫情期間看了什麼電影或電視劇？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
許紀霖：印象最深的是美劇《切爾諾貝利》。起初，我並不認為這部劇拍得好，在半年多前看第一集時就看不下去了。因為技術性太強了，一開始就圍繞著大量的技術問題展開情節，讓人很難進入。恰恰在疫情的背景下，我把它看完了，也有了另一番感受。
《切爾諾貝利》，讓我想起福柯關於知識與權力的著名理論。在高科技主導的現代社會，知識和權力的關係非常隱蔽，很多問題都是高度專業化的，外行很難判斷其中的是是非非。真正的秘密只有專家才能知曉，這就是福柯所說的“知識即權力”：任何權力關係的背後都有一套知識話語，沒有專業知識能力的人很難解開。
約翰·倫克導演的《切爾諾貝利》劇照。
切爾諾貝利的核爆炸，這場差點給歐洲帶來毀滅性打擊的災難，形成事故的原因是高度技術化的。發現這個問題的專家，最開始也未必出於一種政治意識，或者說對人類命運的擔當，而很可能只是出於一種科學家的求真精神，想要在技術層面搞明白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然後一步步追問下去，最後揭開了一個驚天秘密。
在2003年時，我曾寫過一篇討論“知識分子如何可能”
（《從特殊走向普遍:專業化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可能?》）
的文章，談到過去的知識分子都是左拉式的，他們代表人類普遍的良知和正義，是所謂的“普遍知識分子”。但是，福柯認為，這些知識分子已經死亡，原因是後現代的來臨，這種普遍的良知和正義不存在了。我未必贊同福柯的看法，但他接下來引申出的“特殊知識分子”的看法非常有意思：所謂“特殊知識分子”，就是能夠在某一專業領域洞曉知識與權力之間秘密的人，他是專家，更是知識分子，但不是憑藉常識或普遍的正義與良知，而是憑藉自己的特殊知識。在我看來，在這次疫情當中，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專業的王立銘教授，就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特殊知識分子”。
《安身立命: 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許紀霖著，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
“網紅”醫生張文宏與現代責任倫理
新京報：在這場疫情的防控過程中，有沒有什麼人給你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許紀霖：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的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張文宏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醫生“網紅”，他被許多網友親切地稱為“張爸”，成為許多人、特別是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定海神針”。“華山感染”公眾號發的元宵節漫畫就很有意思，畫著張文宏煮湯圓的形象，配文說：“讓我們一起聽‘張爸’的話，再多悶一會兒！”
這其實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當我們面對從未經歷過的未知病毒，許多通常的制度、手段和認知都已失靈，很多人陷入恐慌之中。在這種時刻，普通人都需要尋找值得信賴的人作為心靈的支撐。過去，通常是具有某種神魅性的人物來充當這樣的角色，比如說耶穌、穆罕默德，他們一開始都有一種非凡人的神魅能力，癱瘓的人到他們面前，一聲“站起來”，能夠立顯神蹟，於是眾人就成為了神魅人物的信徒，追隨而去。
你發現沒有，歷史上許多神魅人物都是最早的醫生，具有某種巫術、法術。在今天這個世俗化的社會，古代的神魅人物已經不再有了，但一旦遭遇類似今天這種災難性的大疫情，各種一般的科學常識、人文啟蒙和道德教育都失靈了。一般公眾所恐慌的，是如何活下去。於是，有專業知識、且具有某種李佳琦式世俗魅力的醫生，就輪到他們出場了，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發表演講。
很多人非常敬佩張文宏的口才，但其實最重要的不在於口才，而在於他心靈的透明和開放。他非常自信，也敢於表達、善於表達。許多在關鍵崗位上的專家，一旦到公眾面前，說話吞吞吐吐、含糊其辭，和官員打官腔沒什麼兩樣。也有的專業人士可能水平很高，但只會說一些行業黑話，公眾也不知道他們想說什麼，抓不到要領。但是，張文宏面對公眾時，既是專業的，也是坦然的。
他思維清楚，敢於下結論，下判斷，帶著那種自信、風趣和幽默，能對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結果負責任，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現在這種有擔當的專家和官員太少了，能夠在危機時刻面對公眾從容表現自己的更少。張文宏就像《鼠疫》中的那個醫生，不僅在技術層面治病救人，更可以拯救人心，給恐慌中的人們以信心。
新京報：張文宏最開始在網絡爆紅，是因為那段“一線崗位全部換上黨員”的視頻，這段視頻引起了多元解讀。後來，他在接受央視採訪時回應說，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基於契約精神，這是“大家講好的”。你如何看待他的這種解讀？
許紀霖：這很有意思。因為一般會把入黨宣誓看作信仰，但張文宏把它作了世俗性的解釋，就是所謂的“承諾”和“契約精神”——無論是作為黨員，還是作為醫務工作者，既然是曾經承諾過的東西，在危機時刻就必須兌現。
馬克思·韋伯把人的日常行為倫理分為兩種：一種是信念倫理，即按照信念或信仰去做事，不管結果；另一種是責任倫理，即要對事情的結果負責。他認為，在中世紀，人們只信仰上帝是唯一的神，所以秉持的都是信念倫理，做好該做的，將結果交給上帝。而在祛魅的世俗社會，人們的信念各不相同，不再有共同的上帝，也不再有天國。當信徒所依恃的信念倫理隕落之際，另一種對現在擔當、對此刻負責的責任倫理，就成為了嚴肅生活的價值尺度。責任倫理，是建立在契約精神和個人信用之上。
其實，在這次抗疫之中，這種責任倫理，不只體現在醫務工作者身上，還體現在那些堅守崗位的保安、清潔工、快遞小哥、超市營業員身上。我們每個普通人都對病毒懷有恐懼，儘量不出門，但這些“逆行者”的責任感和勇氣讓人尊敬。可能，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為了養家餬口，但其背後還有一種職業倫理和契約精神支撐著。
《規訓與懲罰》，[法]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1月版。
社會冷漠症與網絡虛擬交往
新京報：你一直在做思想史的代際考察，對於此次疫情中年輕人的表現，你有何觀察和評價？
許紀霖：面對這個特殊時刻，年輕一代的表現是分化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90後”和“00後”。他們有一部分人開始突然意識到，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原來是這麼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他們以前對這種關聯性是缺乏感覺的，即使有，也是正面的：國家強大，我也驕傲。但這一次，家國與個人之間的關係，顯然是另一種呈現。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如果人生當中有一個心理成熟時刻的話，那麼恐怕就是此時此刻。
但是，我也注意到另一個現象，因為特殊時期大家只能待在家裡，通過網絡，在一個個半封閉的聊天群裡進行人際交往。在好多群裡，大家都閉口不談與疫情相關的話題，反應都很淡漠；如果有，反而是那些抖音上的搞笑視頻才會有市場。最讓我吃驚的，是前些天晚上突然流行的掃把直立，竟然風靡整個網絡，成為好多群的爆點。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為什麼許多年輕人普遍迴避災難？在事關民族和個人的危機面前，會如此冷漠？當然，從心理學角度很好解釋，人在恐懼時會本能地逃避，就像當人在電影院裡，看到恐怖鏡頭時會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不看，不想，不參與，以此形成一種心理防衛機制，來克服內心巨大的恐懼感、不安感或負疚感。我相信一定有這個因素。但是，除了心理自我保護機制以外，還有沒有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呢？
我不相信他們內心是沒有想法的，但經過這麼多年的應試教育，他們習慣於接受一個標準答案，失去了思考能力和向公眾表達的能力。朋友圈和微信群也是一個公眾場合，許多人因為長久地不去獨立思考，這種能力就退化了。也許他們並不是真的冷漠，只是當他們需要展示自己內心真實想法和情感時，他們的頭腦是被掏空的，無從表達。
也有這樣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只要不涉及自己直接的利益，不聞不問， 即使是有想法的，也儘量不去想，經常會說：“想這些有什麼用呢？”有一種強烈的無力感，因為沒有用，所以就不去想。他們想要的是即刻回報，奉行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不思考太抽象的、與自己無關的價值與意義問題，只是想如何採取最有效的手段，達成可達成的具體目的，如果不可能，即使是“可欲的”，我也不去想、不去努力。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深入骨髓的虛無主義，既沒有一種明確的人生價值，又缺乏前面我說的責任倫理。
那麼，今天的學校教育到底缺什麼？我認為，缺的是一種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缺的是對人生和生命的深刻理解。因為缺少生命教育，我們塑造出來的年輕一代，彷彿被掏空了心靈，掏空了情感，掏空了意志。腦子是清楚的，情感是冷漠的，心靈與大腦分裂，從中學時代學會的分裂人格，一切以工具理性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我們這代也有這樣的人，但“90後”一代已經成為普遍的精神症狀。我們的教育只灌輸知識，但沒有從心靈層面指導他們，於是，他們到了社會之後，會成為韋伯說的“沒有心肝的專家”，心裡只有冷冰冰的數字，沒有活生生的人。
《中國知識分子十論》，許紀霖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新京報：這代人從小就接觸互聯網，網絡空間的虛擬性與這種社會冷漠症是否也有一定關係？如何才能改變？
許紀霖：是有關係。這段居家隔離的日子，老一輩人可能會非常痛苦，因為他們失去了與親友鄰里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同時又不太喜歡網絡上的互動，但年輕人平時就是靠社交媒體互動，因而疫情期間照樣如魚得水。這裡涉及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在現實世界真實交往互動的人，往往會顯得不著地。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交往的都不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就像網戀一樣，那都是想象的、片面的、被抽象為符號的人，很難激起同情心和憐憫心。這也是虛擬世界交往絕對代替不了現實交往的原因所在。網絡媒體的虛擬交往，有時會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加遙遠。
人與人之間，之所以能夠產生同情心、憐憫心，是因為會形成一個“我與你”的關係，而不是“我和他”。按照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的說法，“我和他”是一個主體和客體的關係，“他”是沒有靈魂和生命的，是和“我”不一樣的慾望客體；而“你”和“我”是一樣有情感的，是可以將心比心的，而且這個“你”不僅可以是人，甚至可以是養過的寵物。但是，如果沒有真實的生命陪伴和交往的話，哪怕虛擬社交再熱烈，也只會是一個慾望的對象。因而，社會應該為年輕一代創造更大、更自由的真實交往空間，不要壓抑這個公共空間，壓抑的後果就會產生冷漠。
《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許紀霖著，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
新京報：對年輕一代的擔憂似乎自古皆然、中外皆然，但時代還是按照它的步伐在推進，每代人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是不一樣的，我們真的有必要為年輕人的成長擔憂嗎？是否應該對他們多一些信心？另外，社會應該為年輕人創造怎樣的成長環境？
許紀霖：我承認，你的看法是對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價值、道德和擔當，他們不可能完全重複上一代人。比如，我就觀察到一個現象，晚清時梁啟超批評中國人“有私德而無公德”。老一輩人的確如此，對熟人是講人情的，互相照顧體貼。但對陌生人，就對不起了，非常淡漠。但如今的年輕一代恰好倒過來，在公德領域，要比父輩和祖輩進步很多，在地鐵裡面主動讓座的多數是年輕人。他們被感動了、打動惻隱之心了，不管是熟人還是陌生人，都願意幫助。但
（在私德領域）
對家族的親戚卻未必有同情心，即使是熟人朋友，也要親兄弟明算賬。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梁啟超的命題被倒過來了。
關於個人與家國的關係之間：一方面，在年輕一代身上脫鉤了，他們有了不依賴家國的獨立的內心空間，即使在國家災難時刻，也能找到“傾城之下”的個人位置；另一方面，他們的個人認同，又普遍地與國家的榮譽聯繫在一起，就像對母校的態度一樣，自己罵得，別人罵不得。
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信心的問題，而是認知的問題，上下兩代，心理和行為的隔閡很深，我要做的，只是儘量客觀地認知，然後再思考需要為他們提供什麼樣的社會和文化空間。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需要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重點不在“文”，而是“人”。“文”是一套知識系統，而“人”是活生生的生命教育、人道教育和探尋人生終極意義的教育。我在反省，我們的學校教育是否過於偏重“文”
（知識）
，而喪失了人
（心靈）
的維度？作為一個大學老師，如何做得更好？讓年輕一代不再信奉一串串抽象的數字，而是關注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與靈魂？
如果在慘痛的代價之後會有些許收穫，那麼，是人的自然生命與精神尊嚴的落實，而非追求抽象的、整體的數字，才是希望之所在。
作者丨徐學勤
校對丨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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