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1800 前後～1860 前後），姓費莫氏，字鐵仙，一字悔庵，鑲紅旗滿洲人，大學士勒保（1739～1819）的次孫。
文康著有《兒女英雄傳》，傳世有光緒四年(1878) 北京聚珍堂活字初印本，封面題兩行小字“燕北閒人原本”、“吾了翁重訂”，接著一行大字“兒女英雄傳”，後又兩行小字“京都臨福寺路南”、“聚珍堂書坊發兌”，下面有“聚珍堂擺印”章，另標有“光緒四年歲次戊寅孟秋校字”。木活字印行，下書口鐫“聚珍堂”三字。正文四十回，回目兩行共十六字。每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初印本上有三人作序，其先，首題“《兒女英雄傳評話》原載序文”，序文中提到了《紅樓夢》、曹雪芹，末署“雍正閼逢攝提格上已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其次，首題“弁言”二字，末署“時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東海吾了翁識”；再次，首題一個“序”字，末署“時光緒戊寅陽月，古遼閬圃馬從善偶述”。由於有前二個末署，學界有認為這是《紅樓夢》成書於雍正朝或以前、曹寅孫曹霑不是《紅樓夢》作者的“鐵證”，跟打籃球投籃一樣，打鐵不斷。只是，鐵是很容易生鏽、氧化成三氧化二鐵的。
實際情況如何呢？
《兒女英雄傳》書中涉及到有晚清其它著作，請看：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道：“何嘗不要回來？也是不空和尚鬧的，他說明日有好戲。果然昨日換了一個和甚麼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對我的勁兒”。 第三十九回， “最奇不過的是這老頭兒家裡竟會有書，案頭還給擺了幾套書，老爺看了看，卻是一部《三國演義》，一部《水滸》，一部《綠牡丹》，還有新出的《施公案》合《於公案》。”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道：“我只納悶兒，怎麼狀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戲館子串座兒呢？問了問不空和尚，才知，那個胖子姓徐、號叫作度香，內城還有一個在旗姓華的，這要算北京城城裡城外屬一屬二的兩位闊公子。水蛇腰的那個東西，叫作袁寶珠。我瞧他那個大鑼鍋子，哼哼哼哼的，真也像他媽的個‘元寶豬！’”
從小說文本中這些內容可以推出信息：
《綠牡丹》又名《四望亭全傳》，現存最早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芥子園刻本《新刻異說綠牡丹》。《施公案》，亦稱《施公案傳》、《施案奇聞》、《百斷奇觀》，現存最早的是嘉慶三年（1798）刻本；《於公案》現存最早的是嘉慶五年（1800）序刻本。既然《施公案》、《於公案》是“新出的”，那麼，《兒女英雄傳》就是此後不太長遠時間後出的了。
鄧九公說到的狀元夫人、徐度香、華公子、袁寶珠等，都是陳森（約 1797～約 1870，字少逸，江蘇常州人）《品花寶鑑》裡的人物，該書現存最早的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刻本。
從以上信息可以推出，《兒女英雄傳》的成書時間，不會早於道光朝，它比《紅樓夢》晚出大約一百年。
除此之外，根據馬從善 《序》：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為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資為理藩院郎中，出為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為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
書故五十三回，回為一卷，蠹蝕之餘，僅有四十卷可讀。其餘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緝，且筆墨簡陋，疑為夫已氏所續，故竟從刊削。書中所指，皆有其人，餘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為尋繹可耳。
從馬從善序可推出信息：
首先，馬從善明確寫清，小說書名《兒女英雄傳》、前四十回原創作者文康，沒有什麼前人原創、文康續作的胡猜，倒是寫了四十回後有人續寫。
其次，馬從善跟文康淵源極深，因而寫文康的生平翔實。
再有，文康是大學士勒保（1739～1819）的次孫。在中國古代，平均每代人 30 年左右。據此，可粗估文康生年在嘉慶五年（1800）前後。2011 年，哈爾濱師範大學李永泉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考論》考出文康生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馬從善寫序之時為光緒戊寅陽月即光緒四年（1878）十月，此前不久，“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窮餓”，說明文康不是中年就去世的，是有過老年生活的，粗估去世在咸豐十年（1860）前後。
文康丁憂、歸裡以後，未再外出任職，因兒子們不肖，文康晚年才窮困潦倒；朝廷特起為駐藏大臣，因病，未動身，不久卒於家。歸裡以後，完成小說《兒女英雄傳》。馬從善在序裡直斥文康的“諸子不肖”，那些不肖子孫此時還在世吧？可見馬從善對文康的諸子（孫）的痛恨。
馬從善是從友人處得到的文康著作，共五十三回（卷），每回一卷，因年久、保管不善，已有蠹蝕；其中四十回可確定是文康原作；後十三回是他人續作，因而馬從善安排書坊只印四十回，更可能是馬從善只提供了四十回內容給書坊印刷。這續作之人，馬從善懷疑是“夫已氏”（“費氏”？），馬從善也認識夫已氏；而且，夫已氏是續作，未必冒名偽續。
馬從善“宦遊南北，遂不相聞”，從友人處得到了文康著作，那麼，也可以認為：這友人可能也與文康有淵源，馬從善得到的文康晚年情況，有友人提供的，可能包括這友人提供的；這友人手頭的文康著作未必是文康原稿，更可能是，夫已氏拿到或借到文康的原稿、自行續作、然後將總共五十三回的文稿或其過錄稿傳給這友人，也可能是這友人從夫已氏處借來閱讀甚或自行過錄，然後，給了馬從善。
“其餘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緝”，有些象程偉元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程甲本《序》寫的，“數年以來，僅積有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翻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筍，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
八十回後的部分，程偉元獲得的最後那十餘回，因是得之於鼓擔上才漶漫殆不可收拾的，原藏家不只是保管不善，更是不重視或不懂其價值，就當垃圾拋棄了或當廢紙賣了，倒是有可能是新出的、新寫的，因為，當垃圾拋棄了或當廢紙賣了的文稿書籍，就算是新出的、新寫的，在鼓擔上作為舊文稿書籍或廢紙，都會很容易弄得漶漫殆不可收拾。
馬從善是從友人處得到的後續十三卷，不是從鼓擔上得的，品相“殘缺零落，不能綴緝”，既說明此前保管不善，也說明就是這後十三卷，寫成時間，也有多年了，粗估一、二十年前續成的，也未嘗不可；前四十卷可讀、而後續的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緝”，未必有人造假，更可能是續作者造成的，比如反覆閱讀修改等等。
馬從善只提到有四十卷原作、十三卷續書，未提到緣起首回，未提到此前有人作序，未提到其它書名。據此又可以推得：緣起首回，包括裡面獨有的人名、書名，都是馬從善交到書坊以後，書商另行安排的，一句話，偽託的。馬從善未提是否此前額外有人作序，但我們暫時還無法排除有人作有序、但馬從善未提到的可能，要在下述解讀文字後才可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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