驩兜，在“四凶”小集團中是個很重要卻又顯得頗為神秘的角色。
據《左傳·文公十八年》的說法，驩兜乃“帝鴻氏”之子，就是說，他也是黃帝的後代。從驩兜能以“四嶽”資格參與部落聯盟頂級決策會議這點看，此人在聯盟眾首領中的地位還是相當高的。
在堯主持的舉薦部落聯盟大盟主接班人人選的會議上，當放齊推薦堯之嗣子丹朱繼位的建議遭堯的否決後，驩兜立即舉薦了共工並極力為共工造勢，可見他與共工的關係非比尋常。另外，他和鯀的關係似乎也很不一般，《山海經·大荒南經》雲：“大荒之中，有人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此“驩頭”即“驩兜”，這點早已是學界共識。准此，則驩兜與鯀這兩個氏族，應該是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不僅如此，驩兜與三苗也存在著絲絲縷縷的瓜葛，據《山海經·大荒北經》關於“顓頊生驩兜，驩兜生苗民”的記載，驩兜竟然成了苗民之祖！
再有一點就是，堯、舜對驩兜的制裁，也很有些值得琢磨處。《孟子·萬章》稱，堯“放驩兜於崇山”，《尚書·舜典》和《史記·五帝本紀》也並稱，舜“放驩兜於崇山”；《荀子·議兵》和《戰國策·秦策》則並稱，“堯伐驩兜”。對驩兜進行制裁的發起者，一說為堯一說為舜——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誅“四凶”本來就是堯、舜的聯手行動。倘若情況真如《史記·五帝本紀》所說，當時堯已“令舜攝行天子之政”，那麼制裁的號令無論是以堯的名義還是以舜的名義發佈，就都無所謂了。更值得推敲的，是“堯伐驩兜”這句話中的“伐”字。堯、舜之所以不惜以武力解決問題，那一定是因為驩兜不但不服制裁，而且還組織了武裝抗爭，所以堯、舜才不得不靠征伐來武力解決問題了。
這裡，我們還有個不無道理的大膽推測，即：驩兜這個人，很可能就是被堯剝奪了盟主繼承權的堯之長子——丹朱。這一推測的理由如下：
清代學者鄒漢勳，在《讀書偶識（ 2 ）》中說過：“驩兜(《舜典》《孟子》)、驩頭 、驩朱(《山海經》)、吺(《尚書大傳》)、丹朱(《益稷》)，五者一也，古字通用。”(按：此外“驩兜”還有作“讙兜”、“歡兜”者)從音韻角度講，鄒氏的看法是站得住腳的。
《太平御覽》卷 63 引《尚書逸篇》雲：“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曰‘丹朱’。”《漢學堂叢書》輯《六韜》雲：“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
——注意啦，這兒所說的“丹水”，恰恰就是丹朱被流放之地！
《史記·五帝本紀》稱：“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而對此心懷怨恨的丹朱，在被流放到丹水之後，很可能出於共同的敵愾，與三苗結為聯盟，甚至有可能丹朱竟被推舉成了該聯盟的盟主(如果這是事實，那麼它又恰好又是對《山海經·大荒南經》中所載“歡兜生苗民”這個說法的一種合理解釋)。丹朱（也就是歡兜、驩兜）也因此獲得了與堯、舜武裝對抗的資本，而堯、舜也才會不惜動用武力，對威脅到自身的丹朱大加討伐。這場討伐與反討伐的戰爭，大約是以丹朱被殺(《莊子·盜蹠》：“堯殺長子”，《韓非子·說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大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皆父子兄弟之親也”，《呂氏春秋·當務》：“堯不慈”；《楚辭·九辯》：“堯舜……被以‘不慈’之偽名”——這些閃爍其詞、語焉不詳的文字所透露出來的，正是丹朱為堯舜所殺的消息)、驩兜三苗聯盟遂告失敗。
三苗是與驩兜站在同一立場，對抗堯、舜的一支力量。三苗所在地“赤水”，亦即丹朱被流放地“丹水”。《山海經·海外南經》：“三苗國在赤水東”，郭璞傳雲：“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史記·五帝本紀》雲：“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據此，“三苗”被誅的直接原因，同樣是因為反對“堯以天下讓舜”，間接原因，則是三苗一向不肯聽從堯、舜號令，“在江淮、荊州數為亂”。為去除這塊心病，舜曾多次“親征”，一再以軍事行動對三苗進行圍剿，以至於古籍中記載了這樣的傳說：“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淮南子·修務訓》)。
誅殺“四凶”，應該是舜的主意。《史記·五帝本紀》雲：讙兜（丹朱）、共工、鯀和三苗反骨漸露，羽毛已豐，“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鹹服”——這裡說得很清楚，誅“四凶”是舜“歸而言於帝”，主動獻策，獲得堯批准後，予以實施的決定。舜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保住自己大盟主繼承人的地位。經過“誅四凶”，這一目的看上去似乎已經達到了；但歷史的腳步，終歸是擋不住的，在“國家”這一嶄新社會組織形式誕生前夜，在公權力私有化的滔滔大潮下，“天下鹹服”不過是暫時的假象，而圍繞著等級特權展開的殘酷爭奪，卻必然會隨著原始社會的崩解而愈演愈烈。
社會組織形式，由“部落聯盟”進化到“國家”，其間或有一相當長的過渡階段。美國學者塞維斯等人類學家，將這一過渡階段稱之為“酋邦時代”（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New York：Random House，1962）。
華夏大地上，早已發生過共工與顓頊“爭帝”的事件；逮及堯、舜、鯀、禹時期，社會形態已發展到了“酋邦時代”的晚期。這時，在部落聯盟組織裡，已經出現了居於特殊地位、擁有特殊權力的最高首領，這時各加盟部落首領的地位，已不再像早先那樣，在義務、權利上人人平等；管理部落聯盟事務的最終決斷權，也越來越歸之最高首領個人，而不再像早先那樣，實行所有加盟部落首領“一致通過”的議事決策規則。因此，在堯、舜、鯀、禹時代，部落聯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部落首領們，覬覦最高首領位置的野心，從過去的蠢蠢欲動，迅速膨脹開來；最高首領權位的轉移，也越來越染上了濃厚的血腥味。堯、舜、禹通過“禪讓”實現權力過渡的故事，不過是後世儒家為了美化先賢而編造的謊言。其實，“權力過渡伴隨暴力”這點，在當時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就連《孟子·萬章》這樣的儒家經典著作，也不得不承認，舜執掌權柄，“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國家、王權的確立，部落聯盟中各實力派代表人物對公權力的爭奪，已是歷史發展趨向之大勢，所以鯀的兒子大禹與共工氏的從孫大嶽聯手，從舜手中奪得權力，大禹也乘勢坐上了該部落聯盟最後一任大盟主的交椅，並最終將最高權力交給了自己的兒子啟，建立了國家——夏王朝，也就應當被視為順應潮流的歷史事件了。
（未完待續）
*本文第二部分到此已經發完。從明天起，接著發第三部分——在第三部分裡，我們將對大禹和四嶽聯合治水過程中，豎起以龜蛇意象為“聯合圖騰”的過程進行講述。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們繼續關注我們。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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