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21日晚，小區新返杭1100餘戶居民，新冠肺炎零確診、零疑似……”這是杭州市江乾區筧橋街道天新社區紅街公寓的“抗疫”現狀。紅街公寓是個特殊的小區，它的特殊性在於——1899戶居民中，籍貫在省內疫情重點地區的居民多達1030戶，佔比一半以上。
每個在火車東站坐過車的人，一定對“紅街公寓”這個小區不陌生，它和高鐵樞紐僅一街之隔。在當地有一句打趣的話：“火車東站日均客流30多萬人次，一半以上都會從紅街公寓門前經過。”
居民構成如此特殊，地理位置又是“城市窗口”，這個頂在聯防聯控第一線的住宅小區，如何打好防控戰？近日，記者來到紅街公寓，尋找它的“抗疫”密碼。
對於“重點地區”居民，社工每天上門確認他們的身體狀況
大年三十做了決定
這可能是杭州最早封閉管理的小區
早上8時，記者來到紅街公寓位於新風路的大門。
記者看到門口值守的工作人員正在一一檢查出入人員的健康碼，並測量體溫。復工潮漸至，不遠處杭州東站入站口的出租車也多了起來。正在社區門口巡視的天新社區黨支部書記張葉平不時提醒執勤的保安：“雖然開始陸續復工了，但我們的小區還是在封閉管理。防疫不能鬆懈，進小區必須要看健康碼。”
在天新社區工作了十多年，張葉平每天行走在社區一線，心裡揣著一張詳實的“防疫地圖”。
“紅街公寓共有18幢樓房，39個單元，2009年年底正式交付。當時因為鄰近還沒啟用的火車東站，吸引了大量溫州、台州的市民前來組團購買，買房的人幾乎都是做生意的。”張葉平告訴記者。直到現在，1899戶居民，老家在溫州和台州的居民依然有1030戶，佔了總戶數的54.2%。
這個數據，一直裝在張葉平的心裡，卻在1月24日那天突然亮起了“紅燈”——那天是大年三十，浙江啟動重大公共突發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的第二天。
張葉平沒待在家裡準備年夜飯，而是來到社區辦公室值班。電腦屏幕上的幾個數字，讓她的內心有些不平靜：截至1月23日24時，浙江省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3例，其中，溫州6例，台州18例……
“我心裡‘咯噔’了一聲。第一直覺就是——紅街公寓要管起來了。”張葉平的回憶裡，有一種分秒必爭的緊迫感——因為按照慣例，每年年三十吃完年夜飯後，紅街公寓裡就會迎來最早一批返程的居民。
社區第一網格組長在核對居家隔離居民的“代購“需求
雖然更具體的要求還沒下達，但張葉平心裡明白：必須得做點什麼。1月24日晚上，張葉平匆匆扒了幾口年夜飯，便回到自己的房間，敲下了一份《紅街公寓關於新冠病毒防控的工作聯繫函》。
在這份函裡，她制定了10項“非常舉措”：關閉5個出入口，臨停車輛從東一門進出，居民統一從西門進出；進入小區的訪客必須憑有效證件登記；快遞、外賣等外來人員不允許進入小區，如有居民腿腳不便，物業工作人員代為送貨……
張葉平第一時間將這份函發在“社區物業業委會工作群”裡，統一思想“上發條”，群裡包括11個業委會成員和15個物業公司工作人員。“當時，我心情挺沉重地告訴大家，小區的重點疫區居民多，疫情也比預想的更嚴重，我們必須對每位居民負責，一旦鬆懈，後果可能不可挽回。”
當晚10點多，聯繫函正式發佈在業主群裡。1月25日，大年初一的那個夜晚，業主群裡的400多個成員難以忘記。“支持！”在發出聯繫函的一分鐘內，社區熱心居民張展第一個站出來，說出了大家的心聲，“社區、物業如果缺人手就直說，業主們可以組織志願者！”
有人贊成，但也有少數業主表達了不理解。這個時候，張葉平將群裡的熱心居民用了起來。“我就告訴大家，小區是每個人共同的家，社區的防疫措施有多嚴，就代表對大家有多負責……”
慢慢的，意見開始統一。兩個多小時討論下來，全體業主一致同意“加碼”——小區只留一個出入口。“我們也許是杭州最早自行封閉管理的小區了。”小區居民裘導笑著說。這個決定，比街道的通知還早了一天。
社工正在核對“重點地區”居民個人信息
沒有一個人袖手旁觀
一場內外合力的“摸底戰”打響
“你好，我這邊是天新社區的，請問你決定了什麼時候回來嗎？身體有沒有不舒服的地方？”社工秦蕾撥通了一位溫州居民的電話。對方答覆過段日子再回後，秦蕾趕忙將信息登記在電腦裡的表格上，並備註“暫不回”三個字。
上午9點，在天新社區居委會辦公樓一樓，這樣的對話此起彼伏。每天花一個上午給居民打電話，秦蕾早已習慣，也正是靠著這個法子，天新社區將紅街公寓的防控大數據第一時間握到了手裡。
“以前社區只掌握紅街公寓的大概數據，比如，戶主是誰、電話多少，再進一步的信息就不掌握了。”秦蕾告訴記者，在決定封閉管理後，居民的防控數據顯得尤其重要。居民是否離開了杭州，什麼時候返回杭州，春節是否去過湖北，身體有沒有發熱症狀等等，“這些空白成為社區管控疫情的不穩定因素”。
包括社區黨支部書記張葉平在內，社區只有7名社工，面對紅街小區1000多戶的非杭州居民，如何在短時間內摸清數據？
1月26日，延長春節假期到2月2日的消息發佈後，這讓天新社區每位工作人員清醒地認識到——所有摸底工作必須搶在這個時間之前完成。
放棄春節休息時間，7名社工每天只要一有空，就各自抱著電話聯繫居民。“那幾天，幾乎每個人都忙到後半夜才回家。但由於人手不足，到2月1日那一天，摸底工作只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每個人都感到很焦慮。”張葉平回憶道。
徐華把外賣送到居民手中
2月1日晚間，張葉平給筧橋街道黨委書記張哲明和聯繫結對的江干檢察院檢察長江波均都打了個“求救”電話：春節假期結束後，社區1000多戶溫州台州居民即將返程，人手不夠了……
短短不到一個小時，張哲明和江波均分別緊急抽調4名幹部，並下達“軍令狀”——所有支援的幹部須於2月2日當天趕到天新社區上崗。
“我還年輕，身體素質好，我不怕累！”瞭解到天新社區疫情防控遇到的難處，江乾區檢察院第五檢察部科長羅悅來第一個報了名；
“我要給年輕人做個榜樣，這個時候不上，什麼時候上？”筧橋街道公共服務中心財務包見芳來之前，先將孫女安頓到親戚家裡……2月2日中午時分，8名增援幹部集合完畢，幹部和社工每人認領了60個居民的電話任務，一場爭分奪秒的“摸底戰”正式打響。
“有的電話要打很多遍，有的壓根就不接，有的號碼更換了，60個居民的電話打下來，差不多要打200個電話。”羅悅來笑著說，那天打完8個多小時的電話後，整個人陣陣耳鳴。而這時，杭州市政協的支援幹部也到了。
2月3日凌晨4點，熬了將近一個通宵，張葉平終於拿到最新數據：除了排查出5名湖北籍人員外，1030戶省內重點疫區居民中，未離開過杭州的有216戶，經勸導答應近期不回杭的502戶，堅決要求近一週內要返杭的124戶，已經到杭州的140戶，均沒有發熱症狀，暫時聯繫不上的48戶，社工將逐一上門再次確認。
外援來得快，小區的“內援”也很及時。得知社工們正全身心構建“疫情數據庫”後，小區內的居民自發行動起來——許多保安回家守年了，業主群裡立即拉起了一支10個人的志願者隊伍，隨後又多出了20多位自發報名的黨員。
“你們放心打電話，門口的事交給我們了。”支援門崗、巡邏小區……在這場“戰疫”面前，沒有一個人選擇袖手旁觀。“靠著內外合力，我們迅速在社區織密一個防控網，每個人都動起來了。”天新社區黨支部副書記高媛說。
社區工作人員為居民送貨
秘訣只有“更細”
小區分四個網格，每個配6名專員
在紅街小區門口，記者看到了四頂紅色的帳篷，分別寫著網格一寄存點、網格二寄存點等。執勤的保安師傅告訴記者，這四頂帳篷是居家隔離戶專用的。
而在離大門不到十步的小區裡面，還設有兩張寄存物品的長方桌，是未被隔離的居民專用的——紅街公寓疫情防控的細緻，從記者進門的那一刻起，就深深感受到了。
為了服務好小區回來後居家隔離的居民，天新社區將18幢樓房分成四個網格，每個網格配6名專員，設一名網格長、組長、聯絡員、物管員、運輸員和清潔員。
“網格長和組長負責居家隔離居民的日常排查；聯絡員根據統計名單一對一聯繫，記錄他們的特殊需求；物管員和運輸員送貨上門；清潔員做好居家隔離人員的垃圾清運。”
高媛介紹說，每個角色的安排也有講究，比如，網格長由社區兩委班子成員擔任，因為對社區情況熟悉；組長由街道增援的幹部擔任，負責上情下傳，提高工作效率。“六個角色各司其職，確保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9幢有兩戶居民在網上買了菜，外面雨下得有點大，運輸員給其他居民送貨去了。”下午1點，來自筧橋街道公共服務中心的第一網格組長徐華收到聯絡員的微信後，連忙穿上雨衣朝小區門口跑去。
這幾天，他從不敢放下手機，就怕錯過了居民第一時間的需求。每給一戶居民送完貨，徐華都會在微信裡問一句：“對服務滿意嗎？還有哪些要改進的地方？”
在徐華眼裡，他多問的這兩句話，是想告訴被隔離的居民，有人一直陪在他們身邊。“他們每天被隔離在家，內心其實會有點慌的。雖然大家此前都沒見過面，但現在也相處得像家人一樣。”
為了方便工作，社工金永花把“家”搬到了辦公室
不僅如此，紅街公寓還開通了24小時服務熱線，負責這個特殊電話的是社工金永花。
從2月2日開始，身為共產黨員的她就一直睡在辦公室沙發上。社區領導要調派其他同事和她輪換，她也拒絕了。“我撐得住，其他崗位更需要人。”
晚上11點，金永花接到一個被隔離戶的電話，小區門口有外賣需要派送。金永花揉著惺忪的雙眼出了門，再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後背已被雨水打溼。當記者問起家裡的情況，金永花紅了眼眶——這位24小時堅守崗位的軍嫂，丈夫在抗疫一線已奮戰半個多月，無人照看的兩個孩子被寄養在了戰友家裡。
採訪臨近結束，已接近深夜12點，整個紅街公寓分外安靜，只有天新社區辦公樓依然燈火通明。忙了一天的張葉平和四名網格長，還在和街道衛生服務中心積極溝通，為患有慢性病的居民爭取上門開藥服務。
離開時的最後一個問題留給了張葉平：紅街公寓防控為什麼能做得好？
張葉平揉了揉血絲滿布的雙眼，給出了回答：“我沒仔細想過，如果一定有一個答案的話，應該是‘早一點、拼一點、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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