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雙浦鎮的確診病例引發疑問：27天未出村，她從哪裡染來病毒
病毒“捕手”：穿越迷霧找傳染源
2月19日，上午9時16分。很多杭州人的手機響起新的推送消息：連續兩天沒有新增後，當日凌晨，杭州再度確診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患者是57歲的雙浦鎮湖埠村女性村民潘某。
湖埠村，是杭州市區西南一座傍山小村。幾乎同一時間，網上傳出齊刷刷的疑問：“她去哪裡染上的病毒？”
作答時限進入倒計時。
24小時內，一份標準“答案”，應該包含患者發病前14天和發病後的日常活動、其間發生接觸的人群，以及可能的感染路徑。
與時間競逐，與病毒鬥智，是流行病學調查(簡稱“流調”)人員的日常工作。他們是一群“病毒捕手”。
證據每分每秒都在消失
2月19日晚10時20分左右，謎底揭曉。
“1月17日，前往寧波、嵊州探親。1月20日下午返回家中。1月22日上午，乘坐家庭自備車前往靈隱寺遊覽，中午返回家中。此後一直未離開湖埠村。”潘某的幾次活動被標上重點記號，而最早的活動軌跡甚至追溯到確診前一個月。
每次流調，杭州市疾控中心應急小分隊的隊員們需要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即便是在深夜。為此，不少成員會選擇睡在單位，接到命令可以抹一把臉，拎起應急流調箱就出發。
壽鈞所在的杭州市下城區疾控中心，專門組建了一支經驗豐富的流行病學調查組，有22年傳染病防控經驗的壽鈞入組。他們兩兩組隊，一旦接到疑似或確診病例報告，小分隊便會直面患者，完成採樣、問詢。
“好比公安查案、記者暗訪，證據每分每秒都在消失。”4天前的晚上10點，壽鈞接到通知，轄區內發現一例疑似病例，等待流調。
消毒、戴口罩、穿防護服……壽鈞穿過隔離病房，站在病床前，直面患者。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症狀？”
“去過哪些地方？”
“乘坐什麼樣的交通工具？”
“和哪些人接觸過？”
簡單問詢後，問題逐漸深入而細緻：就餐時和誰坐在一塊，什麼位置？和人聊天持續了幾分鐘，距離多少？去過幾家市場，常光顧的攤位有哪些……
有時，患者會記混，甚至會隱瞞某個事實。“碰到這種情況，都會追問。”壽鈞努力抓住每一處邏輯矛盾。
隔離室裡的對話持續了50分鐘，直到壽鈞收起寫字板。
問詢、採樣、追蹤、畫圖、大數據，他和同事在紛繁複雜的“一手證物”前串聯事實。趕在凌晨3點前，第一版流調報告出爐。
兩次撲朔迷離的感染
對潘某的流調，孫晝感到責任重大。
潘某從1月22日最後一次出村，到2月19日確診，前後一共27天。
有媒體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細節，並很快在網絡上形成傳播——27天未離村，怎麼感染的？難道新冠肺炎的潛伏期不止14天？
孫晝明白，如果不盡快查明，剛開始復工的城市很有可能陡增困擾。
“患者本身就有‘老慢支’(慢性支氣管炎)，目前還很難確定具體發病時間。”孫晝和杭州市疾控中心能做的，就是儘量擴大流調範圍。他們剛剛向寧波、嵊州兩地的屬地疾控部門發去請求，希望配合進行調查。
大多數時候，“懸案”終能破解。
1月21日，杭州市疾控中心接到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兩起確診病例。兩名患者都沒有湖北旅行史和居住史，乍看之下，讓人摸不著頭緒。
孫晝和同事立刻開展調查，發現兩人同屬一家公司。追問之下，他們相繼回憶起，一週前公司曾組織過一場會議，到場的有30名員工。
兩支流調隊伍立刻出發，分赴公司和會場，“會場很小，才不到40平方米。一查名錄，有從武漢來的員工，第一判斷是開會時傳播的。”疫情變化很快印證孫晝的推斷，幾天內陸續又有幾名與會者確診。
此次會議上的30名與會者，最終有11人被感染。
除了傳統的詢問方式，流調人員這些年有了不少高科技加持，監控和大數據信息成了“斷案”關鍵。
2月5日，杭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0例，其中一對夫妻的感染頗為蹊蹺。
1月25日，丈夫徐某突然發病，兩天後妻子王某感染。初步流調顯示，兩人發病前14天，都沒有疫區居住及旅行史，也沒有野生動物接觸史，與此前確診的患者不相識。
直到確診後進一步流調，才發現他們受到感染，可能因為一次50秒的“偶遇”。
“仔細問詢後才知道，患者發病前3天去過一家藥房，而幾天前剛確診的一例病患也去過這家藥房。”流調人員順藤摸瓜，調閱藥店監控，查到1月22日下午2點21分的視頻畫面：徐某和另一名確診患者楊某，在同一吧檯處正面相遇，儘管時間只有50秒，但距離很近，兩人均未戴口罩。
就這樣，通過流行病學調查，不少原本“孤立”的病例，連成了一幅病毒傳播“圖譜”。“其實更多時候，我們無法確定這一定是傳染原因。”孫晝反覆強調，這只是目前發現患者與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一次“親密接觸”。
儘早發現傳染源，及時切斷傳播途徑，正是“流調”的意義。
追逐“零號病人”不是唯一目的
這幾天，尋找新冠肺炎“零號病人”的新聞，成了媒體追逐的熱點。
“這是上世紀80年代被提出的概念，代指傳染病中第一個感染並開始傳播病毒的病患，繼而將病患串聯成一個源頭或多個源頭的傳播網絡，”壽鈞說。
不少人認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足夠我們追索每一起確診患者，最終找到“零號病人”。事實上，監控錄像時間過短，數據信息共享不足，人員流動過於複雜，都有可能造成證據鏈的缺失。
壽鈞手頭上有一個不算特別清晰的病例。“只知道患者去過市場，坐過高鐵，但還沒找到確切的傳播來源。”通過時間方面的判斷，患者極有可能是在高鐵上受感染的，但仍缺少確鑿證據。
孫晝說，追溯傳染源頭只是流行病學調查的一個環節，更重要的是能夠提前獲知各種可能存在感染風險的危險地帶或人群，將防控關口從醫院前移至社區，從而儘可能地降低疫情傳染風險。
2月19日晚，湖埠村流調報告剛剛公佈，雙浦鎮連夜佈置封控措施。全村366戶村民全部隔離在家，村裡緊急調配抑塵灑水車和消殺人員，噴灑消毒。
而孫晝和壽鈞已經開始為下一例流行病學調查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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