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除了《鼠疫》，還有哪些關於瘟疫的文學值得我們在此刻捧讀思考？
池莉寫於1997年武漢漢口的小說《霍亂之亂》，講述的是作為傳染病醫生的“我”遇上了“早已絕跡”的霍亂的故事；遲子建的《白雪烏鴉》取材自1910年哈爾濱鼠疫的歷史檔案，重現了鼠疫突襲時的市井風俗景象；畢淑敏的《花冠病毒》基於2003年SARS時期的一線採訪，寫出了瘟疫蔓延時城市封鎖、物資短缺、自殺事件四起的慘狀，從研究病毒、應對病毒的角度呼籲人類需要更加謙遜地面對自然。馬原寫於1986年的《虛構》更是描摹了“我”潛入“麻風村”所遇見的畫面，麻風病人被疾病摧毀的面容與身體，無疑令人感到不安。相較於《鼠疫》和《霍亂時期的愛情》，以上幾位作家書寫傳染病的作品都有著更為顯著的中國語境，比如《霍亂之亂》與《花冠病毒》都提及了對於傳染病消息的嚴格管控，以及政治在公共衛生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月中下旬，新冠肺炎的疫情似乎有所好轉，而拐點仍未到來，對於仍身處疫情漩渦的我們來說，此時書寫現實也許太過倉促，反思災難可能也太過超前，翻開過去的作品，說不定可以得到對瘟疫現實的或者未來的啟示。
池莉《霍亂之亂》：科學啟蒙愚昧
池莉寫於1997年武漢漢口的小說《霍亂之亂》，講述的是作為傳染病醫生的“我”遇上了“早已絕跡”的霍亂的故事。——霍亂“早已絕跡”，這是當年“我”和同學們在唸醫學院時被告知的，不光是霍亂，其他傳染病如天花、鼠疫在課本上都是已經被戰勝的疾病，傳染病課本不屬於考試重點，學生在課堂上學會的不是應對疾病的辦法，而是老師對業已戰勝疾患的自豪感。正因為人們相信傳染病都已經被完全消滅了，傳染科被看作是最不重要的科室，“我”作為流行病醫生也暗自懷疑自己的職業的價值。
即使過往的醫學訓練將我們訓練得如此“自信”，“我”作為醫生對霍亂的處理也還算及時。“我”和同學第一時間就發現了霍亂病症，迅速聯絡了始終專心研究傳染病的資深專家，也對發病地和疑似病人採取了周全的迅速的隔離行動，醫院方、政府方也分別出動力量配合醫生的工作，正因為有這樣周密的配合，在14天之後，霍亂症狀就消失了。
我們可以從《霍亂之亂》中讀出的是，年輕醫生以隔離方法有效控制傳染病蔓延，表面上是醫學救死扶傷的敘事，實質上是科學啟蒙愚昧的故事。科學終將啟蒙愚昧的信念奠定了小說的樂觀基調，許多情節也是圍繞科學與愚昧的衝突展開的：比如說，醫學課本沒有寫清楚霍亂消失的原因和過程，只是“含混武斷”地認為它消失了，主角之一指出這樣的課本是“不科學的”“混賬的”；患病的民工抗拒治療、抗拒隔離，醫生也費盡千辛萬苦找到了他們，完成了科普教育。小說結尾更是強化了這一點，最終，在新一代醫生的努力下，“不科學”的流行學課本課本終於變得“科學”“實事求是”了。
畢淑敏《花冠病毒》：病毒永生
與《霍亂之亂》書寫真實存在的傳染病不同，畢淑敏的《花冠病毒》圍繞一種虛擬的病毒展開，雖然小說的靈感和材料與SARS有關。畢淑敏在書寫病毒席捲燕市時，不僅寫到了病毒對人類肌體的傷害，還著重描摹了病毒在社會層面與心理層面對人們的影響——因為病毒的侵害並不是“斬立決”式的，而是有條不紊、步步為營，足以影響到所有人的。她為讀者繪製了一副暗淡的圖景，在與病毒的長期拉鋸戰中，人們就算不被病毒殺死，也很可能會被孤獨憂鬱和頹廢折磨至死。藉此，小說呈現出瘟疫的嚴酷性：在這場災難中，受到威脅、遭到破壞的不僅是個體生命，社會秩序、公眾信任與人倫道德都有可能土崩瓦解，而這一切已經遠遠超出了醫學所能救助的範疇。
《霍亂之亂》講的是要科學地認識到傳染病的存在（而非政治性地喊口號，一廂情願地自信病毒已經被消滅），以科學的方法對待它，與之相比，《花冠病毒》對科學拯救人類本身都存有質疑，小說中多次警醒著讀者，病毒比人類的歷史悠久太多，病毒對人類的威脅不會隨著科技發展而減弱，人類想要戰勝病毒是太過天真了，“病毒比人類要古老得多，它們是我們的祖先。”科學並不必然戰勝病毒，相反地，人類是因為還不夠了解病毒，正因為對這樣無知，所以才如此大膽。
遲子建《白雪烏鴉》：死亡陰影下的生機
遲子建的《鼠疫》以1910年哈爾濱大鼠疫為基礎資料，還原了鼠疫降臨時傅家甸的市井風俗百態。這場鼠疫最早出現在俄國境內，隨後經由滿洲里，蔓延至哈爾濱，由流民捕獵旱獺引發。小說對這場歷史上的鼠疫的描繪，如同風俗圖卷一般逐漸展開：時間順序是按照二十四節氣編排的，從霜降、小雪一直寫到清明；交叉著多個家庭故事線索，有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的生活，充滿算計與慾望的男女性事也從未消停，這也使得對瘟疫的書寫充滿了鮮活的民間氣息。
一開始人們並沒意識到鼠疫的殺傷力，直到死亡人數飈升至四百餘人，緊張的氛圍才驟然降臨——店家紛紛歇業，熟人在街上見面也都彼此隔著遠遠的打招呼。隨著疫情的發展，小說中市井街巷的熱鬧已經轉向地獄般的悽惶，染病的人死了，送葬的場面比以往冷清許多，“染疫的人死了，悄無聲息的，送葬的人零零星星，且都掩著鼻子，好像死者是塊腐肉。跟著送葬隊伍的，只有半空中盤旋的烏鴉。它們呀呀叫著，歡欣無比，不知道人間已成地獄。”恐怖畫面愈來愈多，屍體開始出現在街頭，有人是在街上走著走著就倒地身亡，有的人則是死在家中，後被人棄屍市井。
因為故事發生於100多年前，小說裡提及民間應對鼠疫的方法，更有一層神秘主義色彩，小說寫道，為了預防鼠疫，人們發明了許多方法——唯獨不願實行消毒法。有人迷信放血，有人信賴刮痧針灸，還有人不食五穀，端坐家中，中醫用生鏽鐵釘煮水喝來“排毒”，更有神乎其神的“過陰”——會過陰的人就像短暫的神靈附體，可以傳達神仙的旨意，道出來人的前世今生所犯下的罪孽，只要來人誠心悔過，便可以受到庇佑不染鼠疫。
日復一日，受死亡的威脅久了，傅家甸的人們似乎也麻木了，又敢恢復往日的習慣聚堆說話了，瘟疫和生死成了日常交談的話題。他們品評誰家的壽衣好，棺木該埋多深——彷彿這其中也有著一些生活的趣味，連對於棺材的描寫也講究到棺材外的花紋與寓意：“最奇妙的，是棺材頭的正面有一片花紋，組合成了一朵蓮花，蓮花周圍又有彎曲的水紋，人人看了都說這棺材的主人，將來能昇天。”
與《霍亂之亂》與《花冠病毒》相似，《鼠疫》也提出了抑制疫情的方法，體現為新的科學方法的引進，包括病區隔離、口罩普及以及封城政策等等，而這也與先前的放血、過陰等古怪的土方形成了對比。只是，小說在介紹這些新方法的同時，仍然保留了對民間生活的描繪，彷彿是在說明傅家甸人並不是被動地接受這些方法的，他們也將過去的生活經驗代入了“科學的新方法”中。比如封城時人們的互相見面，他們還是保留了先前的交流方法，“男人們在家裡太壓抑了，碰到一堆兒，就要摘掉口罩，抽上一袋煙，隔著幾丈遠，開幾句玩笑；女人相遇了，則嘀咕幾聲誰死了，誰又被隔離了等等。”這種在死亡威脅下的日常生活描寫，用遲子建在後記中所說的話就是，“將那縷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生機勾勒出來”。
馬原《虛構》：缺損的面孔與完整的溫情
馬原的《虛構》講述了漢人“我”為寫小說，在國家指定的麻風村瑪曲村度過七天的故事。“我”偷偷溜進這個病區，是“把腦袋掖在腰裡”，彷彿一次探險，剛一進來，就看見了一群麻風病人的赤裸身體：有三個女人在陽光下沐浴，其中有一人身上趴著個男孩在吮奶頭。而當他準備與女人們交流，發現這個胸前有男孩的女人的臉令他毛骨悚然，“鼻子已經爛沒了，整個臉像被嚴重燒傷後落了疤。皮膚髮亮，緊繃繃的。表情奇特，兩個瞳孔外斜，像在看我又不像在看我。”在後來與這個女人的交往中，他再一次注意到她的面容，她沒有鼻子的兩個鼻孔，在對這樣的一張臉說話的時候，“我”甚至忘記了恐懼，只覺得這兩個小洞“滑稽到荒唐的程度”。對於被麻風病殘害的面容的描寫之後一再重複，麻風村人看起來十分相似，塌鼻樑，皮膚髮亮，兩眼距離過寬、還都有些斜視。他們的動作也令“我”感到好奇，他們都是不聲不響地進進出出，就像啞劇演員，也像是幽靈。
“我”因為淋雨生病被麻風病女人收留，住進了她的屋子接受她的照料，某一個夜間，“我”在月光下看到了她的光腿，”她的一條光腿從襟袍伸出來，圓滾滾地泛著淺淺的光澤”，這讓“我”這個男人感到激動。與《烏鴉白雪》中的性描寫充滿熱烈的人間氣味不同，這是一段溫馨而怪異的描寫：“蓋在膝上的羽絨服掉到地上，我無意撿起，我憑直覺知道她緊靠著我的肩膀是赤裸的。”“我永遠也忘不了她的溫情。我知道這種激情的後果也許使我的餘生留下陰影，但我絕不會為此懊悔”。
“我”經歷的並不是瘟疫爆發的現場，只是經歷了村莊封鎖後的怪異的平靜，“我”觀察他們已經受過侵害的軀體與面孔、古怪而安靜的行為，還有因為麻風病而單純到只剩活著的生活。 麻風病已經不僅是一種疾病或殘疾，它劃出“我”與“他們”的界限，麻風村的世界是“我”愕然發現的、完全不同於熟悉世界的彼岸世界，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我”的觀察也不僅僅是觀察，最終竟然無法遏制情慾與其中的一位女性麻風病人發生了關係，這種聯繫使得小說模糊了“我”與“他們”、正常與古怪的邊界，讓人感受到隨時可能襲來的危險，隱隱覺得不安，“我”是否會成為“他們”的一員，而這種不安將持續很久很久，用小說中的話說，“我當初不知道麻風病的潛伏期最長可達二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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