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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認識、充分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內涵，有助於我們有效應對各項挑戰、持續推進改革發展、順利實現百年目標。
黨的十九大作出“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準確認識、充分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內涵，有助於我們有效應對各項挑戰、持續推進改革發展、順利實現百年目標。
▉以長時間座標定位戰略機遇期
研判我國“戰略機遇期”要以未來30年作為時間座標。戰略和政策分別著眼於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是國家治理的兩個相互區別而又相互聯繫的兩個範疇。國家的戰略目標通常是在一段較長的時間期限內規劃和實施，與之相應地，進行戰略判斷也就要從長期發展的視角和格局出發分析歷史大趨勢。黨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國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因此，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的30年，就是我們分析研判“戰略機遇期”的時間座標。
要避免由經濟運行的短期問題引發長期發展悲觀預期。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種種困難、挑戰，其中既會有短期週期性問題，也會有長期的結構性問題，既有內生於我國發展階段變化的轉型陣痛，也有來自於外部環境變化的衝擊影響。短期的、階段性問題需要關注並及時解決，但不應影響和左右長期的戰略判斷。2018年，我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面臨下行壓力有所加大。引起這種變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從宏觀數據來看，引起經濟運行邊際變化最主要的因素還是總需求的收縮導致了企業收入和利潤增速下降。對於週期性問題，通過強化逆週期調節、實施有效的需求管理就有望化解，不應把短期問題當作長期矛盾，更不應因為一時一地的不利因素而對長期發展前景產生悲觀。
研判“戰略機遇期”要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機遇是相對目標而言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我們未來共同戮力奮鬥的戰略目標。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有兩個層面的重要任務。一是生產力實現充分發展，社會物質文明極大豐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由此得到較為充分的保障。支持生產力發展最核心的要素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因此實現科技追趕是現代化建設的一箇中心任務。二是國家發展的道路模式，包括髮展的思想、理念、制度、文化、理論等一整套體系，要能夠得到國內社會的自我認同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高度認同。世界上有些國家從物質方面來看十分富裕(例如某些中東的石油出口國)，但是由於其發展模式是傳統而落後的，導致其文明的影響力、感召力不強。同時，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也一再表明，一個民族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很難，而要保持住這一地位更難。文明的高度能否持續，取決於其發展道路是否具有先進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我們能否構建出一條符合現實國情和文化傳統、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潮流、代表人類文明前進方向、令其他國家尊崇乃至積極效仿的發展道路，是與生產力發展同樣重要，也與生產力發展相互促進的重要任務。從長期趨勢來看，只要內外部發展環境、條件變化的大方向總體有利於我國科技追趕和生產力發展，有利於我們探索正確先進的發展道路，就可以認為“戰略機遇期”的條件是具備的。
▉結合全球變局認識戰略機遇期新內涵
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趨勢性變化，是研判戰略機遇期需要考慮的基礎性因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對於我們思考戰略機遇期新內涵具有重要意義。
工業化國家集體深陷於二戰以來最為深重的發展困局之中。發端於美國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工業化國家二戰後最為嚴重的、持續時間最長的系統性衰退。2009年經合組織國家GDP增長-3.6%，是二戰後唯一一次負增長;2008-2017年經合組織國家GDP年均增長1.2%，是二戰後經濟增長最差的10年。西方世界將這次經濟衰退專門命名為“大衰退”，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相提並論。更為重要的是，當前工業化國家的整體衰退還不能簡單地視為偶發的週期性波動，而更可能是一種長期趨勢性變化。這是因為，工業化國家長期增速不斷下降的趨勢實際上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經合組織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年均增長5.6%，此後，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分別年均增長3.8%、3.0%、2.6%，2000年後至金融危機前年均增長2.5%，危機後十年增長1.2%，這反映了世界大戰以極其慘重的代價為西方世界帶來的結構調整“紅利”已近於消耗殆盡，而其深層次矛盾持續積累。這也是因為，決定工業化國家未來長期增長趨勢的基本面因素在持續惡化，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人力資本增速、勞動參與率也在不斷下降，部分國家相關指標已接近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以至於有西方學者提出了“長期停滯”的判斷;這還是因為，持續惡化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格局導致工業化國家的精英階層與一般民眾之間形成嚴重的利益對立，這些工業化國家已難以在既有國家治理體系下解決其長期結構性矛盾，只能依靠寬鬆貨幣、擴張負債、調整稅收等短期政策來刺激經濟，在結構性矛盾沒有解決的情況下，短期刺激性政策終將導致比短期收益更大的代價。工業化國家長期深陷發展困局，對我國未來外部環境的影響是深刻而複雜的。從不利的方面看，相關國家為應對衰退而煽動民粹情緒、向外轉嫁矛盾的動機將明顯增強，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政策也將大幅增多，外需環境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和結構調整將造成明顯壓力，外部衰退的長期性使得我們一些傳統的短期對沖政策手段實施空間大大壓縮。從有利的方面看，主要國家的相對衰退，尤其是國外特殊利益集團實力的相對削弱，將提升我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政策協調和政策博弈過程中的議價底線和談判能力，重點是我們能否根據形勢演變及時準確地判斷、識別並有效利用好我談判地位的變化。
西方提倡的發展模式和制度體系弊端充分顯現，全球迫切呼喚能夠引領人類社會走出當前困境、實現持續發展的新理論、新道路。發展道路模式決定一國文明發展的高度、持續性和號召力，尤其對於大國文明的發展至關重要。二戰後，美國在構建其經濟霸權的過程中，也在向其他國家持續輸出以新自由主義為典型代表的發展理念模式。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強者站位的思維邏輯——工業化國家在其崛起過程中無一不在實行其當前激烈反對的保護主義政策，而只有在其業已建立明顯的產業科技優勢後，高度自由化的經濟制度體系才有助於工業化國家最大程度地拓展全球市場、壓制控制他國產業、提取他國剩餘，同時，也有助於掌握工業化國家產業命脈的利益集團最大程度地發揮資本優勢、擠壓勞動收入。弱勢國家、弱勢群體的發展權利和機會在這套經濟規則體系下難以保障，但在二戰後很長時間裡，西方倡導的發展模式具有很強誘惑力，拉美國家、非洲國家、蘇東國家在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先後於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實行了激進的結構改革和政治經濟體制轉型，但結果不僅沒有帶來國家快速發展，反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經濟低迷和社會動盪。現實與“理論”的巨大反差，使世界各國有識之士開始對西方國家鼓吹的發展模式產生質疑，並重新思考和探索真正適合於欠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引發了現實世界的巨大震盪，也對全球思想領域形成了巨大沖擊，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多邊主義浪潮反映出人們已經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模式存在的巨大弊端，但一時間又尚未找到能夠指引人類社會走出當前困局、實現持續發展的新理論新模式。全球思想領域陷入半個世紀以來最為嚴峻的混亂期、空窗期，導致許多國家的政策難以協調、政治分化加劇、社會衝突層出不窮，全球治理體系也正面臨著空前挑戰。西方發展理論的破產，有助於我們在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上破除迷思、堅定信念;全球對新發展思想的迫切需求前所未有，也為我們加快探索發展新道路提出了要求。如果我國能夠通過發展實踐走出一條符合自身條件和人類社會進步方向的現代化道路，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出全新選擇，將是一項意義十分重大的全球性公共品和對人類社會的重要貢獻，將極大增強中華民族對世界的影響力、號召力，這是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也將反過來有助於團結國際社會各界共同推動我國的現代化建設。
▉我國影響和創造戰略機遇期的能力顯著增強
改革開放之初，按照名義匯率計算，我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不到2%，即便是到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重要戰略機遇期”概念的2002年，我國經濟總量佔全球比重也僅為4%。那時，我們思考戰略機遇期，基本將外部環境作為一個不可控的外生變量。而今，我國經濟總量佔全球比重已經達到15%以上，成為對全球經濟運行影響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我們主動影響外部環境、創造有利條件、開拓發展空間的能力顯著提升，“戰略機遇期”的內生性日益增強，這是我們主動作為，“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的重要前提。
從對全球經濟總體運行的影響看，我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主要的貢獻者和穩定器。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不變價美元數據測算，2009-2017年美國、歐盟、日本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14.6%、8.6%、2.4%，而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2.6%，大幅超過美、歐、日貢獻的總和。這一事實表明，在全球經濟面臨困局乃至遭遇重大麴折時，我國依然有能力實現相對穩定的發展，併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支撐。
從國家間經貿聯繫看，隨著對外開放不斷擴大，我國已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形成緊密的發展利益共同體。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繫進一步密切，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加快提高。根據相關統計，2006年，美國是全球127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全球7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到了2011年，這一情況已完全逆轉，中國成為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則下降至76個。到2020年，中國有望成為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貿易聯通是政策溝通、民心相通的堅實基礎，在全球貿易格局中佔據中心地位將極大提升我國在國際交往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自主性日益增強的科技創新體系，為我國積極把握變局、主動引導變局提供了有力支撐。目前，我國工業體系擁有39個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覆蓋了聯合國產業分類中的全部工業門類，超過200種以上的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在科技創新領域，我國研發投入規模居世界第二位，科技進步貢獻率提高到接近60%，在傳統短板領域追趕正在加快，在部分新興領域開始呈現與發達國家的並跑乃至領跑的局面。工業體系和科技創新體系的發展，使我們在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時擁有更大的迴旋空間，在發展路徑和政策的選擇上具備更強的自主性，在產業技術革命爆發的窗口期到來時有更加充分的條件實施轉化。
▉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戰略機遇，推動目標實現
謬者必失，怕者必敗，當前的世界變局中危和機同生並存，能否化危為機、轉危為安，最大的挑戰還在於我們自己能否堅持正確的方向，能否主動作為。
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去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明顯升溫，國內有種觀點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及早按照美方要求調整經濟制度和結構，外部壓力就能夠緩解。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歷說明，政治上親近美國並不能避免被其打壓;蘇東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歷說明，制度上遵循美國並不能開拓發展空間。美國根深蒂固的霸權主義決定了其將所有追趕者視為威脅者的思維，決定了其對他國提出的改革要求無不是從其現實利益出發。深化改革是我們加快追趕、實現發展的重要法寶，但必須堅持以符合國家和民族長遠利益作為根本標準，而不能簡單以短期的現實利益為標準。“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堅持把科技創新作為發展的第一要務。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並非因其制度具有歷史先進性，其制度的效仿者、追隨者在過去30年出現整體性相對衰退是不爭的事實。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國的軍事實力等支撐其全球霸權的條件，從根本上是由其科技實力所保障的。我們要突破守成大國的壓制圍堵，克服發展道路上的種種挑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關鍵是要在科技實力上實現追趕超越。科技創新有其客觀規律，從長期來看，人力和資金投入規模是基礎性條件，更重要的是要有效統籌創新資源以集中攻克重大基礎性技術，最大程度地發揮創新的規模效應和範圍經濟。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工業化國家各類結構性矛盾的總病根，發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工業化國家難以進行深層次調整的根本制約。過去半個世紀，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都出現了明顯下降，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增長速度遠遠不及資本收益，國家發展的成果為少數利益群體獨佔，底層人口雖享有形式上的“自由”但發展權利卻被實際剝奪，這也是工業化國家人力資本和生產率長期增速不斷下降的重要原因。我們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僅要跨越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陷阱，更要避免陷入工業化國家當前所處的困局。要堅持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堅持把人民利益放在國家發展的中心地位，通過完善相關制度性保障使發展成果能夠更多地由人民享有。
堅持推進高質量的對外開放。開放帶來進步，進步也必須體現於開放。符合發展階段需要的對外開放有利於我們更好地配置各類資源，有利於深化分工、促進技術進步，有利於培育和增強產業競爭力，有利於改進人民生活福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需要在開放的條件下實現。當前，我國對外開放面臨的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轉折，我國對外開放的條件和需求也發生了明顯變化，需要加快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要更加註重引進外資的結構、質量和效益，避免單純依靠政策優惠進行“賠錢賺吆喝”式的招商引資;要積極主動地擴大進口，通過擴大進口來促進出口;要進一步規範和完善對外投資，通過對外投資有效帶動國際合作和共贏發展。
來源：國研網，攝影：玉榮（中國發展觀察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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