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章（ ）發表後引起熱烈反響，⽹上本來⼀⾯倒的聲⾳出現了分化。許多讀者本著兼聽則明的態度，對上⼀篇⼀天多粗糙趕出、還未來得及提供完整畫⾯⽂章的包容和寬容態度，使我從中看到了時代和⼤眾輿論的進步。
我看了⽹上的各種反饋和評論，提出的問題主要有三，⼀是問我作為⼀個經濟學家，寫這種⾃⼰不懂的跨界⽂章的原因與⽬的。⼆是問我是否是⾼福的代⾔⼈，為其洗地，喪失了公允性，特別是不能接受為⾼福撇清責任。三是我⽂中⽤了那麼多“如果”、“聽說”，是否有能拿得出的真實依據。下⾯我分別作答。
⼀，關於寫作起因
我確實只是⼀名經濟學家，不過近年來也關注了醫療衛⽣和健康經濟領域。從2015年起，我還有幸擔任了⼏年“國務院深化醫藥衛⽣體制改⾰領導⼩組”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該領導⼩組辦公室設在國家衛健委）。近年來還在武漢⼤學招收了“健康經濟學”專業的博⼠和碩⼠研究⽣。因為這些原因，我有機會結識了這個領域的很多專家、各個層級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作⼈員，同時也就正巧在武漢有⼀些朋友。去年我還帶學⽣在《中國⼯業經濟》雜誌上發表了“簡政放權的邊界及優化”的⽂章，該⽂的⽂字部分也被《新華⽂摘》詳細轉載。做這個研究的⼀個副產品，讓我對我國現⾏的疾病控制體系的設置產⽣了懷疑，因為它與我們的理論分析是相⽭盾的，儘管我當時並未想到這個體系的運⾏很快就會出現這樣災難性的問題。
因此我從這次疫情⼀開始，就挺關注這個體系的運⾏情況。疫情發展以後，我們研究團隊就開始全⾯追蹤，準備從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度做認真總結這次疫情發展與防治⼯作的得失與經驗教訓，做些系統深⼊研究。但實際上⾼福這個⼈，本來並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就在上篇博⽂發表的前⼏天，在我召開的研究團隊和學⽣們參加的近⼆⼗⼈的⽹絡會議上，⼤家熱烈討論了疫情相關情況，⼏個⼩時中沒有⼀個⼈提到⾼福的名字。
⼆，我與⾼福的關係以及⾼福的職務責任
因此，問我是否是⾼福的代⾔⼈，為其發聲洗地，當然不是，⽽且我與他也並⾮是什麼朋友。我當年在⽜津時並不認識他，我想他應當是我去劍橋⼯作後才到⽜津。這⼏年在⽜津、劍橋的同學會上⻅過⼏⾯，但隔⾏如隔⼭，也就有個點頭之交。
最近⼀段時間以來，我看到⽹絡上對他的圍攻鋪天蓋地，形成了⼀⾯倒的定論。就我瞭解的全⾯情況，關於他個⼈的那些指責基本上是杯⼸蛇影，屬於那種越想越傳越像的事，其實並⽆道理和依據。我看了就很奇怪，這種很容易澄清的事情，有關部⻔或他⾃⼰，出來說明⼀下就⾏了，為何就⽆⼈吭⽓呢。後來⼀瞭解明⽩了，因為儘管國家衛健委12⽉30⽇晚上知道，就連夜部署派⼈次⽇⼀早奔襲到武漢（這也從開始就預示了這場央地合作難以很和諧），確實堪稱令⼈驚異的⾼速度⾼效率，值得⼤⼤點贊。但在他們介⼊指導後的抗疫⼯作，由於依法仍然是以地⽅政府為主，再加上條塊協調摩擦的成本，前線指揮者相對地⽅⾸腦級別也低，導致責任推諉從⽽疫情判斷和應對上的搖擺蹉跎，飽受社會質疑批評，最終導致武漢與湖北的醫療資源耗竭，苦苦⽀撐的防疫戰第⼆條防線失守。幸虧中央果斷決策，調集全國之⼒增援武漢與湖北，才改變防疫戰場上的被動局⾯，逐步取得了戰略上的主動權。後來武漢市政府領導還借接受CCTV採訪之機，公開推給國家衛⽣⾏政管理部⻔。因此國家衛健委本身也在⽠⽥李下，⽆⼈還顧得上去救他。⽽他本⼈，據真熟悉他的⼈介紹，領導不發話，只要⼀天沒有被⽴案查辦移送司法，也會⼼存僥倖，不敢擅⾃出去對媒體說話，擇清⾃⼰。我當時聽了就想，幸虧他這次從頭到尾都正好沒有被分派去參與武漢的抗疫⼯作，⽽⼀直做病毒研究，否則這種⼈就是被冤死也沒⼈救得了。
促使我突然起意就此事寫篇⽂章的起因，是那兩天我看到⽹上關於他涉嫌違法違規被⽴案的消息傳的沸沸揚揚。當時我想如果象我這樣知道情況的⼈中，再⽆⼈出來幫他說句澄清問題的話，恐怕也就沒機會了。在我看來，象⾼福院⼠這樣同時⼜是美國科學院等國際上權威科學院院⼠的⼈，畢竟在我國兩院院⼠中也為數不多。在當今科技⾰命的時代，象這樣的中國頂尖⼈才，還是應當有⼈幫著說句公道話。更重要的是，只有不讓⽆辜者頂罪，才能真正使犯法者現形。須知我們過去發⽣的冤假錯案中，每當抓錯罪犯時，總是會有真兇逍遙法外。我想，只要是正直的⼈，看到⽆辜者被冤⽽讓國家和⼈⺠付出如此慘痛代價的肇事者們遁形，恐怕都難以⽆動於衷。
當然⼀定會有⼈說，為⼏乎不相⼲的⼈去惹事擔⻛險，這太不能讓⼈相信了。我要說，就如在很多冤案中做出不屈不撓努⼒的相關法官或律師⼀樣，其實中國這樣的⼈本來也不少。許多⼈只是因為沒有機緣巧合，不瞭解情況罷了。我就正好屬於這種愛打抱不平有犟脾⽓的⼈。如⼏年前萬科之爭時，我本來作為坐了⼏年冷板凳、⼜不拿⼀分錢的獨⽴董事，還真就是僅僅為保護企業家精神、建⽴真正的經營者主導、所有者監督的現代企業制度，不管不顧淌了⼀趟渾⽔，即使遍體鱗傷，也⽆怨⽆悔。我當時說過其實我對王⽯本⼈挺有看法，我們並⾮朋友，很多⼈根本不信。現在⼏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了我們真的就成不了朋友：過去這⼏年來我們從⽆聯繫，甚⾄還不如⼀些⼏⼗年未謀⾯、當時也⽆深交的的⽼⼈，有時過年還會想起發來句問候語。
這次情況也是如此，就象我當年正好當了萬科獨董，瞭解真實情況遇事總得仗義直⾔⼀樣。我想今天因為機緣註定，⽼天爺以⽆形之⼿讓我研究疫情知道⼀些基本情況，冥冥之中我相信這既然是命運的安排，⾃⼰就不該逃避。當然我深知，這次與上回某⼀個公司的事情完全不是⼀個量級。現在防疫抗疫是黨、國家和⼈⺠的頭等⼤事，出⾔稍有不慎，就會身敗名裂，乃⾄粉身碎⻣，累及家⼈。但既然命運在此，也就豁出去了。所以，儘管後來有個在海外的朋友⽓憤地給我打電話，說華⽣你的⽂章真是救了⾼福，但我剛看到⼀則新聞，⾼福今天回答記者提問，不僅對你承擔巨⼤⻛險為他澄清汙名毫⽆感激之意，反⽽，唯恐避之不及，說“我不能去⽹絡吵架”，這樣的⼈真不值得你這樣幫他。我回答說，他不敢否認我寫的東⻄就已經說明問題了，況且我寫這篇⽂章本來也不是為了他個⼈，他只要沒怪我給他惹麻煩就好。
⾄於我的⽂章是否有失偏頗，我想⼀些讀者的感觀也是事出有因吧。因為⽂章趕得匆忙，救⼈⼼切，⼀時間⽤詞⽤意可能就有了點感情⾊彩，但基本的判斷並⽆偏差。現在⼈們⼀⼝咬定⾼福必有責任，是由於許多⼈不瞭解我們的政府與下屬事業單位的關係及其運⾏體制，以為簡稱中國疾控中⼼就必然是管全國的疾控⼯作的，以此類推簡稱叫什麼中國法律中⼼的那就得管全國法律？這樣就把⾼福這個職務的⼈在什麼地⽅真有重⼤職權責任，在什麼地⽅⼜毫⽆權⼒責任，完全搞錯了。
⾼福作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的主任，是我國設置的疾病防控預警的第⼀道防線中作為彙總單位的主要⾏政負責⼈。因為國家⽹絡直報中⼼的總樞紐，就設在中國疾控中⼼。這是我們在Sars之後，國家重⾦打造、國際招標，精⼼設計建造的。正如⼀些熟悉和曾在那⼯作過的⼈介紹，這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國家⽹絡直報系統，要求每個醫院包括鄉鎮衛⽣院在發現法定傳染病時，須在⼏⼩時內向當地疾控中⼼彙報，並同時在⽹絡直報系統輸⼊填報。吸取Sars教訓，2004年原衛⽣部發布《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實施⽅案(試⾏)》（2007年進⾏了修訂），開始將“不明原因肺炎”作為39種法定傳染病以外的其它疾病，納⼊監測並要求實⾏⽹絡直報。有這樣⼀個下情上達、覆蓋全國的傳染病預警系統，就可將這類由各種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在病毒剛剛從動物由各種偶然原因跨跳⾄⼈類，還在⼈類這個新宿主身上開始適應性⽣存變異的最早期，就為我們中央信息處理中⼼獲悉。在這個階段，可說是殺雞⽤⽜⼑，不⽤投⼊多⼤⼒，也可集中⼒量打殲滅戰，根本不會造成任何更不⽤說象今天這麼巨⼤的損失和代價。
但問題恰恰在於，這個精⼼打造的系統，在這個防疫戰中，成了⼆戰中的⻢奇諾防線：完全⽆⽤。這相當於敵⼈摸掉了我們的崗哨就悄悄殺進了村，我們只能被迫打遭遇戰。因此，如果這次失守的原因主要在中國疾控中⼼，⽽⾼福是主要責任，那麼，⾼福不僅應當撤職查辦，⽽且要移送司法，造成這麼慘重的⽣命財產損失，按法律即使判個死刑也毫不為過。
有⼈說，作為中國疾控中⼼的主任，即使是下⾯的疾控中⼼沒報，他也有領導責任。這個說法就是外⾏了。中國的疾控體系與美國等國的疾控系統不同。雖然⼤家翻譯出來都叫CDC，但國外是垂直領導體系，⼀竿⼦插到底，我們是分級管理體制，即地⽅的各級疾控部⻔，歸當地同級的衛健委這個政府部⻔領導，⾼福所在的這個中國疾控中⼼根本管不著。
⾄於現在⼤家談論最多的是1⽉1⽇到1⽉20⽇，即武漢抗疫的第⼆場戰役中⾼福所應負的責任，說實話那⾥跟他真沒有任何關係。因為從1⽉1⽇起，國家衛健委就成⽴了以委主任為⾸的疫情應對處置領導⼩組，並在前⼀⽇向武漢派去了領導帶隊的⼯作組、專家組，統⼀指揮和部署。
有⼈說，⾼福不是中國疾控中⼼主任嗎，派去武漢的第⼀批專家組⾥就有不少疾控中⼼的領導、專家，他怎麼會對指揮抗疫沒有責任？這就太不瞭解我們國家⾏政機關與下屬事業單位的關係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只是國家衛健委下屬的三⼗⼆個司局級事業單位之⼀，這⼉的⼈連公務員都不是，真有⾏政權⼒的是國家衛健委機關內部的疾病預防控制局。國家機關即便在平時到⾃⼰下屬單位去調⼈⽤⼈，根本不⽤什麼部領導，即便是個司局⻓、處⻓，也是⼀句話的事。許多時候甚⾄是直接調⼈幫機關⼲活，讓被調⽤的⼈告訴⼀下單位領導就⾏了，更不⽤說是在已經進⼊應急狀態的情況下。
況且⾼福其實只是疾控中⼼的技術型⼆把⼿，上⾯還有⼀把⼿黨的書記。調⼈⽤⼈這種⼈事上的事，根本不⽤通過他。他只要做好組織上和領導交辦也極為重要極為緊迫的病毒分析、鑑別研究以及相繼的病毒溯源，進⽽前線最急需的新病毒的試劑研發等項重要⼯作，我們就不能說他對這階段的整個疫情防控⼯作還有什麼責任，或他對疾控中⼼被上級領導機關抽調去的⼈員在武漢的⾔⾏負有什麼責任。實際上，即便是如⾼福這樣頂了那麼多院⼠頭銜的⼤專家，我們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的視頻上也看到，不是讓專家唱主⻆的場合，他也只能坐在臺下，需要的時候，讓他站起來幫部委領導回答問題。
在我看來，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專⻓就是病毒學，因此他就被分配指派去負責實驗室攻關等⼯作。這樣也使他在20號之前根本就沒有機會⻅媒體。我想如果他也被派去武漢，我看像他這麼守規矩聽話的⼈，也會按現場的紀律和⼝徑發聲，那就更會被輿論圍剿，成為所謂“不殺不⾜以平⺠憤”的最佳射靶。那樣的話可能誰也幫不了他，我的上⼀篇⽂章就也沒法或很難寫了。
有⼈說，我的⽂章不是提到1⽉10⽇他還去過武漢嗎？病毒溯源⽆進展，作為疾控中⼼主任，前線的情況他能不瞭解？他到了武漢還⽆所作為、貽誤戰機不就是責任嗎？但要知道病毒溯源談何容易，中國科技界⾄今也莫衷⼀是，還沒搞清病毒究竟從何種動物作為中介傳給⼈類，要⾼福去個武漢⼀天就破解，這肯定不現實。⾄於1⽉10⽇，武漢還是⼀⽚歡樂祥和，在指揮協調整個⼯作的⼜是上級機關的領導們和從各地調來的相關⼈員包括專家，那⾥⽭盾麻煩都不少。以⾼福這種⼩⼼謹慎的性格，⾃⼰的分派⼯作還沒有⼲好，他還再有時間去插⼀⼿？他恐怕不會也不敢，稍有官場經驗的⼈恐怕也絕不會。我們可以不喜歡這種⼈、這種官場之道，但說因此要去追責那顯然就沒道理了。
現在很多⼈列舉⾼福所說的可防可控之類的話以及相關視頻，我看了都是1⽉20⽇以後的事。這時以鍾南⼭為組⻓、⾼福為重要成員的衛健委⾼級別專家組發佈的⼈傳⼈，已經⼴⽽告之。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再次批示⽽且向全國公佈，各地都開始緊急動員起來。這之後說疫情可防可控，不要驚慌，要有抗疫成功的信⼼，就會與信息公開前說同樣的話不同，不會對公眾產⽣誤導。
其實，說疫情可防可控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武漢、湖北防控不⼒造成災難，並⾮不可防不可控。現在很多省份病⼈也不少，不是都防控得很好嗎？武漢與湖北的問題主要是防控不⼒，不說實話，欺下瞞上。⼀些主事⼈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對疫情的掌握與真實情況總差好⼏步。所以武漢⼈說他們是⼀步⾛錯，步步⾛錯，⼜報喜不報憂。春節將⾄要歡歡喜喜過⼤年，誰也不願做報壞消息的⼈。試想如果上來就說不可防不可控，⼲脆聽天由命，那會是什麼局⾯？這次疫情不是死亡率很低的季節性流感，⽽是未知的新病毒，變異尚不可知。在醫療資源不⾜或兌的情況下，死亡率是以流感的⼗倍⼏⼗倍計。即使以後這⼀新病毒經過在⼈體內的適應性變異，傳染率⼤⼤增加，死亡率⼤降，疫苗也出來了，我們不會再⽤⾼成本的嚴防死守辦法對付它了，仍然要象對待流感那樣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
當然，我說我沒看出⾼福有多⼤⾏政或司法責任，並不是說他的話都挺好挺對。如他說⼉童不易感，現在從統計上看也不算錯，但⾯對公眾，同樣的意思⽤中⽼年⼈更易感這樣的話就得當得多。再如他在去年全國政協會議上，拍胸脯說有了現在的監控體系和⼒量，像Sars那樣病毒會有，但疫情則是絕對不會發⽣了。現在⽹友以此嘲笑怒罵他，我也認為他就⼀點也不冤枉。世界上有絕對的事嗎？制度再完備，技術再先進，⻜機公司敢說⻜機再也不會掉？鐵路敢說再也不會發⽣重⼤事故？我們做科研的⼈都知道任何事都有條件有前提，只有先說如果怎樣，然後才能說就會怎樣。在這樣嚴肅的⼤會上，連頂尖的科學家也不知從哪⼉學的吹⼤⽜說⼤話，還有半點科學精神嗎？這種好⼤喜功之⻛再不整頓扭轉，真是怎麼得了！
三，我說的話是否有事實依據
許多讀者質疑我說了那麼多“如果”“聽說”，很不嚴謹，也不像我⼀向以來寫⽂章的⻛格。這個批評當然有道理。象我這個年齡和經歷的⼈聯繫⾯確實⽐較⼴，渠道和消息來源也多，⽽且⼤家都知道我⼏⼗年來⼀貫是從⼼⾥擁護國家穩定富強、⼈⺠⾃由幸福的建設性改⾰派，同時我對問題的批評也直⾔不諱。我過去說過，任何⼈都不敢說他什麼真話都敢講都能講，我也⼀樣，但除了個別場合的⼏句套話，不說假話，儘可能說真話說實話是應該可以做到的。改⾰開放四⼗多年來我的書籍、⽂章、發⾔很多，許多當時也爭論很⼤、褒貶不⼀，但回過去看，我今天沒看到有什麼讓⾃⼰臉紅後悔的話。所以我在體制內外都有⼀批朋友乃⾄所謂粉絲，願意幫我的研究提供信息，相信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背棄信任⾃⼰的⼈。實際上對於上篇⽂章中所提到的每⼀件事，我都⾄少通過⼆、三個以上不同渠道反覆驗證。但儘管如此，我應當承認我畢竟不是權⼒機關，沒法把證據拿在⼿上。有的即使有，為了不違反法紀、保護消息來源也不能公開。否則的話，我上篇⽂章說到那麼多的⼈和事，發表之後隨便⼀個⼈、⼀個單位出來澄清闢謠，那我早已萬劫不復。
除了多渠道瞭解核對情況，還要與官⽅公佈的新聞和數字相對照。這樣，即使沒有第⼀⼿證據的證實，從邏輯上也已經可以得出確鑿的結論。做到這⼀步，就像我們看的福爾摩斯偵探集⼀樣，能幫助減輕執法機關破案的難度，往往只需最後現場取證即可。
其實權威公佈的官⽅信息量也很⼤，認真梳理，相互對照，證據、結論也就可以有指向。只是現在太多⼈忙得沉不下來，不願深⼊去做認真的資料整理和深⼊挖掘⼯作。我對研究團隊和研究⽣們說，這次防疫是你們趕上的少有的⼤事件。⽽其中⾸戰中國家疾控預警防線失守失靈也是會寫⼊教科書的案例。你們要學會在紛繁複雜的現象中，象破案分析⼀樣，抓住真正有⽤的線索，導出真象，還原歷史的真實。
⾸先，讓我們先追溯事件的主線索。
我們知道⽹絡直報系統（全稱為法定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和突發公共衛⽣事件報告系統）設在中國疾控中⼼，有專⻔機構管理。據疾控中⼼原副主任楊功煥對媒體介紹，“中國疾控中⼼是每天有⼀組⼈專⻔監測，每天寫分析報告。並且，⼀旦發現不明肺炎在⼀個地⽅超過5例，就⾃動觸發核查機制”。這個系統⼯作卓有成效，在2005年H5N1和2013年H7N9禽流感防控中發了重要預警作⽤，受到了表彰。實際上，只要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的官⽹⼀查，就可知道，這個系統設在中⼼下屬的信息中⼼，⽽且由於其重要性，是由疾控中⼼的⼀把⼿黨的書記親⾃分管，並⾮⾼福的管理範圍。⽽這次疫情即使按武漢市衛健委12⽉31⽇⾃⼰發的通報，武漢12⽉底之前發⽣病例已經達27例。武漢市有關⽅⾯如果早就每天申報了，那麼，12⽉上中旬就會引起中國疾控中⼼關注，最晚⾄12⽉13⽇前後病例達5⼈時，北京就必須派⼈去核查。真這樣的話，就如⾼福所說，只會有病毒，哪⾥會鬧成這麼⼤的疫情？況且系統主機記錄不可更改，報與未報是清清楚楚，武漢和湖北⽅⾯不過是揣著明⽩裝糊塗。試想如果真報了，這些監測⼈員和部⻔這整個12⽉全部失職睡覺去了？或全體掩蓋真相？或者他們彙報了，親⾃分管的⼀把⼿書記把報告壓下來？這些⼈職責和身家性命所在，⼜毫⽆動機與好處，就去以身試法，難道全都活得不耐煩了？
其次，來看可為佐證的相應線索。
根據公開資料，世界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在2020年l⽉29⽇發表了由13個要科研單位、共有45名作者署名的關於武漢肺炎的⽂章。因⽂中有⾼福作為普通作者之⼀署名，被⼈故意歪曲後在國內⽹上炒作，引爆⽹上討伐⾼福的⾼潮。
此⽂實際上是國家主管部⻔衛健委組織寫作的，是展示我國科研和防疫⼯作透明度的要成果，因此具有⾼度權威性。這篇回顧⽂章中僅根據當時收集的400多例早期發病後⼜被確診的樣本，就提供了到去年12初始，⾃⾸個不明肺炎病⼈發病就診後，病⼈⼏乎逐⽇增加，到12⽉底已達47個病例。⽽2⽉20⽇剛出版的“中華流⾏病雜誌”上，中國疾控中⼼對迄今7萬多個病例⼜作了回溯性分析，估計武漢在12⽉31⽇的病例應已超出100⼈。按發病就診記錄，武漢⽅⾯早就應當向國家⽹絡直報系統上報。但他們現在⼤張旗⿎地表彰在12⽉27⽇向醫院有關領導和部⻔彙報，從⽽引起視的張繼先醫⽣的事蹟可知，在此之前，他們根本不知道或⽆視各醫院病例不斷髮⽣和增加的情況。如果不是張繼先醫⽣後來持續的認真執著態度，他們還不知還要麻⽊到什麼時候。
據CCTV⽹報道，張繼先醫⽣於26⽇發現⼀家三⼝的疑似傳染病情後，27⽇再次接診兩名同樣情況的病⼈，當天就向醫院報告，醫院同⽇報告給江漢區疾控中⼼。但有關⽅⾯似乎仍未醒來。之後兩天，僅這⼀家醫院⻔診⼜收治了3名來⾃華南海鮮市場的患者。7名患者症狀和肺部表現⼀致，只是輕有區別。這時張繼先⼜向醫院上報。29⽇下午，院內專家對這7例病例進⾏了討論，並在再次向區、市、省級疾控部⻔報告。
直到這時候，湖北和武漢的相關疾控和衛健委部⻔總算才如夢初醒，感到事情有點不妙。因為他們在此之前，早已多次收到不只是⼀家醫院的報告。29⽇下午，在不得不向當地黨政領導機關報告的同時，湖北省和武漢市衛健委下發通知，⽴即啟動應急處置⼯作。省、市、區疾控中⼼趕赴現場進⾏流⾏病學調查（產⽣於30⽇的這個省市區疾控中⼼聯合調查的報告，最近在“知識份⼦”公眾號上被截屏顯示）。12⽉30號武漢市衛健委還內部發出了“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作的緊急通知”。這個通知的內容當晚被⼈透露在⽹上，被⼀些⼈包括⾼福在⽹上獲悉。
春節以後，當全黨全國⼈⺠整體動員起來，付出了極⼤的代價，開始有望遏制這場疫情的進⼀步發展和蔓延的時候，2⽉6⽇，湖北省有關政府部⻔匆忙給張繼先醫⽣記⼤功獎勵。這於張繼先醫⽣當然是應得的榮譽。但是，疫情的肇事者們是否想到，當臨近12⽉底，武漢不明肺炎病例已經到達⼏⼗名時，⽽你們宣佈這時的報告者才是疫情報告第⼀⼈的時候，這⽆意中是否就已經承認：你們直到那時根本不知道那前⾯⼏⼗名病例的發⽣，或者知道了也從未引起你們的關注和重視。那麼，這豈不就等於就同時向社會公開承認了⾃⼰先前的⼤違法違規事實嗎？
⾯對黨、國家和⼈⺠的巨⼤損失，⾯對⼏千病亡⼈和患者家屬的⽆盡遺憾與切⻣之痛，⾯對我們可敬可愛的⼀線醫護⼈員精疲⼒盡與英勇犧牲，我們⾄今沒有看到武漢和湖北⽅⾯的任何⼀個相關責任⼈，引咎辭職，認罪悔過。你們難道就真的沒有任何的靈魂譴責與良⼼發現嗎？！
也許，本著湖北和武漢這些主事者們貫常的思維和做事⽅式，是內外有別、內緊外鬆，儘管之前⽬⽆法規不向⽹絡直報中⼼申報，但是事已⾄此，⾃⼰⼿忙腳亂連續兩天召開了那麼多內部會議，發了那麼多保密⽂件，⾄少也會⽴即向中央政府的主管部⻔做了彙報吧？
第三條線索的補證
這其實還是眾所周知的公開的信息。1⽉22⽇國家衛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國家新聞發佈會上這樣表述：“國家衛健委於2019年的12⽉30⽇獲悉湖北省武漢市發⽣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第⼀時間派出國家⼯作組和專家組，實施國家和省市聯動，指導對武漢市全⼒做好疫情的防治⼯作”。從這個新聞稿中可以引出以下兩個推論：1，儘管從12⽉初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在武漢持續發⽣發展，但直⾄12⽉30⽇之前，沒有任何單位或個⼈向國家衛健委報告。2，即便是到12⽉30⽇，國家衛健委終於知道了消息，也不是接到湖北省或武漢市政府的報告，甚⾄也沒說是來⾃中國疾控中⼼的報告，⽽是⽤了⼀個⾮常蹊蹺的“獲悉”兩字。這個獲悉⼆字也映證了⾼福並不分管，但並未置之度外，確實是向國家衛健委報告的第⼀⼈，應當是有功的。實際上，我最初的懷疑和調查，正是從這些相關法規規定、相關部⻔職責、國家疾控中⼼與⽹絡直報系統的官⽹信息，以及地⽅政府與國家主管部⻔發佈的消息和數據這些之間的差異、衝突和⽭盾開始的。“如果”和“聽說”只是對這些推演出來的邏輯事實投⽯問路。
不管怎樣，看來在12⽉30⽇國家衛健委獲悉疫情之後，湖北和武漢有關⽅⾯想⾃我消化解決問題的想法已⽆可能，故在31⽇午後⾸次向社會公告。但是，他們在得知疫情發⽣後，仍然想繼續弄虛作假，維護治理模範⽣的形象，在國家衛健委⼯作組和專家組到達之前採取的⼀系列緊急應對舉措，卻給其後的抗疫阻擊戰埋下了更多更深的病根。這些都是後話。
在我上篇的⽂章發出以後，有⼈善意的以常識思維，質疑其中的故事太過誇張，難以置信，因此真實性只能為零。但是實際上，不可思議的事情卻真實發⽣了。顯然，這說明絕不是⼀個⼈⼀個地⽅出了⼤問題。須知，即便這次疫情的致病病毒確實⽐較狡猾詭異，但如果武漢市和湖北省不是有相當⼀批主事的⼈，從⼀開始就犯⽽且不斷重複讓⼈匪夷所思的低級錯誤，怎麼會在我們國家今天具備如此雄厚實⼒的情況下，把⼩錯辦成⼤錯，把⼤錯釀成災難，以⾄讓武漢和湖北⼈⺠深受其害，全國⼈⺠深受其累，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威信形象。這些兩⾯⼈平⽇⾥好⼤喜功，盡做表⾯⽂章，唯上不唯下，唯名不唯實，真正遇到情況敵情，那些假⼤空的招數都不管⽤了，就⽴刻就現出原形。這些⼈⼝⼝聲聲說是維護當地的發展穩定⼤局，說他們弄虛作假、謊報軍情只是不想給領導添堵，卻最終事與願違，給領導和全國⼈⺠添了⼤難添了⼤堵。這些⼈⼀將⽆能，累死三軍，讓武漢和湖北⽆數的⼲部群眾在疫情蔓延⾯前疲於奔命還被動挨打。有⼈甚⾄在事情敗露之後，還⽂過飾⾮，轉移⽬標，嫁禍於⼈，實在是讓⼈忍⽆可忍！如果我們讓這些真正的肇事者逃之夭夭，黨紀國法何在？公道⼈⼼何在？這些⼈真以為在難免會有種種顧慮的知情者中，就都惜身惜命，竟⽆⼀⼈是男⼉嗎？！
當然，我們的⽬的並⾮僅在懲治少數責任者，⽽是要從這次疫情中深刻總結經驗教訓，以防範此類事件的重演。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補短板堵漏洞。我們要找出治理體系短板，搞清制度設置的漏洞，反思過往的思想和認識偏誤，才能真正對症下藥，⽽不是做⼀些膚淺的反思，匆忙給出⼀些似是⽽⾮的建議和對策意⻅。因此，在我的系列⽂章轉⼊這次抗擊疫情的下⼀階段戰役之前，我們還必須先對第⼀道防疫預警線失靈的真正制度原因進⾏剖析，找到補救和應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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