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星星，貴州遵義人。201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以國家公派留學生身份，在韓國高麗大學留學。現為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貴州大學青年學術骨幹。研究方向為：漢文學研究、域外《詩經》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朝鮮半島《詩經》學史研究”，在《文學遺產》、《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詩經研究史探微》、《詩經風雅頌研究論稿新編》(與張啟成教授合著)、《詩經研究史論稿新編》(與張啟成教授合著)。
推薦書目：《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中華書局2017年版。
2009年，我考入南京大學，跟隨張伯偉老師讀書，他在2009級博士研究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激勵了那時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們，他說：“張載最出名的是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的先賢對讀書人提出的四項要求。‘為天地立心’，就是要在天地之間樹立起一個值得追求的理想；‘為生民立命’就是要給萬民提供一個價值觀，為什麼而活；‘為往聖繼絕學’，就是要在文化上做薪火相傳的接力者；‘為萬世開太平’就是要將這種文化價值推廣開去，在空間上是‘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在時間上則是‘千百年之上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簡單地說，中文系就是以‘為往聖繼絕學’而自任的。”張老師是為往聖繼絕學的自覺承繼者、導路者，同時又是繼什麼樣的“絕學”，怎樣來“繼絕學”的思考者與行動者。
張老師致力於東亞漢籍的研究，他提出“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是對當前佔據主流的“西方式”的或曰“外來”的學術方法、理論框架、提問方式的反思，是對西方學術影響並改造中國學術的反思，也是對中國學人能否提出並實踐一種有別於西方的理論與方法，即發現一個東方的、亞洲的、中國的知識生產方式的重建與期待。《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就是張老師在此學術反思下，關於中國古典學重建與東亞漢籍研究方法相融合的著作。
《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中華書局2017年版，另有韓國高麗大學出版部韓文版)主要由四編組成：第一編：總論；第二編：書籍環流與文學互動；第三編：行紀與筆談；第四編：目錄與史料。域外漢籍是存在於中國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漢字撰寫的各類典籍，屬於中國文學研究的新材料。域外漢籍研究自20世紀以來，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面對這些新材料，張老師用新材料、新問題、新方法來概述域外漢籍研究的三個階段。他指出：“第一階段是作為‘新材料’的域外漢籍，主要是文獻的收集、整理和介紹。第二階段是作為‘新問題’的域外漢籍，主要是就其內容所蘊含的問題作分析、闡釋。第三階段是作為‘新方法’的域外漢籍，針對文獻特徵探索獨特的研究方法。目前的總體狀況大概在一二之間，少數論著在二三之間。”對於一些僅從新材料維度出發的域外漢籍研究，尚無問題意識與方法創新的研究形態，他批評道：“在現代學術史上，用新材料建構舊房子的情況並不罕見，假如我們有幸遭遇新材料，卻不幸建構成舊房子，其令人悲哀的程度甚至遠過於無緣新材料。”東亞漢籍是長期存在於東亞世界的“知識共同體”，它蘊含了無窮的新問題，新理論與新方法，是一個值得追求的學術領域。
域外漢籍是書籍傳播與環流的動態呈現，以往的研究者常常注重漢籍東傳之單向傳播。張老師指出：“無論曰‘東傳’曰‘迴流’，其考察的路徑往往是單向的，而‘環流’的視角所見者，則是曲折的、錯綜的、多元的流動，而且這種流動還是無休無止的。……書籍環流，包含了書籍本身在傳播中的多向循環，書籍內容的閱讀、接受並反應的互動，以及由此引發的觀念和文化立場的變遷。”本書以朝鮮詩話《清脾錄》為例探索東亞書籍環流所包蘊的思想觀念與文化立場的變遷。《清脾錄》以寫本方式由朝鮮傳入中國，在中國刊刻後，又經由中國回傳朝鮮，並從中國傳入日本，形成一個有意味的“東西流傳”。以《清脾錄》為例的書籍環流呈現出東亞知識人逐漸清晰的東亞視野與並世意識，以及由此引發的關於《清脾錄》的閱讀與迴響。正如張老師所指出的：“本文所討論的便屬於這樣的範圍和方法，而我更希望通過這一個案研究，能夠尋找並實踐書籍史與文學史的結合點，即透過‘閱讀’這一關鍵，理解東亞世界中漢文化演變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東亞漢籍是域外人士用漢字書寫的典籍，這些典籍構成了東亞漢文化圈。在此文化圈內，人們的內心感受方式、道德觀念、宗教倫理、知識結構大多根據儒家的基本原則展開，呈現出東亞漢文化圈的知識生產方式與東亞價值觀念。本書“以人的內心體驗和精神世界為探尋目標，打通中心與邊緣，將各地區的漢籍文獻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尋求其間的內在聯繫，不只是揭示中國對周邊國家、民族的文化傳入，而是呈現漢文化圈在內外接觸中的‘受容’和‘變容’，強調不同地區人們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建構”。
東亞文明是寓多樣於統一的文明，體現的是儒家“和而不同”的大同思想。域外漢籍的大量存在，證明了文化可以超越人種、語言、民族的不同，可以超越政治、經濟、信仰的差異。本書注重文化意義闡釋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漢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東亞文明對人類的貢獻”。
《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是域外漢籍研究的標誌性成果，提供了域外漢籍研究的諸種範式，不僅是研究領域的開拓，也是研究方法的自覺，同時也彰顯出一個區別於西方的東亞知識生產方式。跟隨張老師讀書的三年時間，是我學術旅程中最為難忘的記憶，我始終被他的學術理想和學術熱情所鼓舞，被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智慧與慈愛所鼓舞。在學術上，張老師身上總是洋溢著充沛的浩然之氣，正如該書《後記》所昭示的那樣：“今年春節的初一之夜，我做了個奇怪的夢。那是紀曉嵐、阿多尼斯(Adonis)和我在討論中國文學與世界的關係。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阿多尼斯，難道僅僅因為我喜歡他的詩嗎？還是作為一個敘利亞詩人，他也同樣面對阿拉伯文學與世界的問題呢？不知怎麼的，年近花甲的我，常常像一個渴望飛翔的少年，對更高更遠的天空充滿嚮往，阿多尼斯的這兩句詩或許可以依稀彷彿吧——高峰過後便是下坡？我不信：高處永遠將人引向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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