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與東西方文化交往的新時期，是公元前6世紀中期至公元前4世紀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從人類歷史交往角度看，阿契美尼德帝國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試圖既統治東方又統治西方的帝國。它以軍事和政權的力量把東西方緊密地聯繫起來。
帝國的版圖在居魯士二世時期(約公元前559~公元前530年)，已擴展到從地中海沿岸到印度河、從鹹海到印度洋的廣大地區；而在“王中之王”的大流士一世時期(約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帝國的統治進一步擴展到埃及和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城邦。
阿富汗的許多地區，如巴克特里亞(大夏)、赫拉特、喀布爾、坎大哈和賈拉拉巴德等地，都歸屬阿契美尼德帝國，在這個跨越東西方帝國的統治之下，阿富汗成為許多民族更廣泛交往的地區。這種廣泛的交往和經常的接觸，必然在這一時期文化交往中表現出來。
研究中亞的學者斯塔維斯基說得完全正確：“既然成了阿契美尼德帝國的臣民，那麼中亞各民族就不僅要和波斯人、米底人交往，而且也會和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以及小亞細亞的居民進行交往。也正是這時，中亞各民族與希臘人發生了最初的接觸，不僅是作為敵人在戰場上相逢，而且是作為難友——被阿契美尼德王朝驅使的建築工匠和手藝人，乃至作為官吏和波斯軍隊的軍人而與希臘人發生交往。”
作為中亞中心的阿富汗，就是阿契美尼德帝國通往東方的橋樑。在這個龐大帝國中，它同許多民族進行了頻繁的文化交往。
首先是祆教文化的擴大。祆教或稱拜火教，它同阿富汗有密切關係。該教的創始人瑣羅亞斯德在傳說中被認為誕生在阿富汗的西北部。公元前6世紀，他在阿富汗的巴爾赫創建祆教，並得到阿富汗大夏國王維斯塔帕(Vishtappa)的支持，大夏宰相娶他的小女兒為妻。在大夏統治集團的支持下，該教盛行於阿富汗及波斯。大多數歷史學家同意這樣的傳說：瑣羅亞斯德於公元前552年在阿富汗的巴爾赫附近，被入侵的遊牧民族所殺害。總之，祆教文化的中心地區是在阿富汗，其影響輻射到古波斯而成為國教。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的奠基者居魯士二世敏銳地看到了祆教教義中能為帝國擴張所利用的世俗面。尤其是把最高神集中為善端的“阿胡拉·瑪茲達”的智慧主宰之神和惡端的“安格拉·曼紐”的凶神，以及該教強調“哈沙特拉”(塵世主宰的強權力量)的教義，使居魯士二世最為中意。著名的祆教經典《波斯古經》(《阿維斯陀》)就是在居魯士二世統治時期初次寫下的。在居魯士二世支持下，祆教迅速傳遍了整個阿契美尼德帝國，形成了一個祆教文化圈。《波斯古經》中記載的社會組織(大宗法式的家庭、氏族、部族及上層地區統治機構)，反映了阿富汗和東部伊朗社會面貌。毫無疑問，這是文化交往的一個重要成果。
其次是與阿富汗民族有關的遊牧文化的交往。現存阿契美尼德帝國徵稅地區名單中，保存了有價值的古民族名稱的文獻資料。其中提到阿契美尼德帝國東部郡中某地的巴克基伊人，研究者認為是阿富汗部族的自稱，即今日的巴什東或巴赫東。巴克基伊人與帕米爾的遊牧民族薩迦人為界。在這裡發現薩迦人(即塞人)的墓葬證明，他們居住在山谷中，與巴克基伊人為鄰。正如現在完全或部分包括在阿富汗地域之內的巴克特里亞、阿拉霍西亞、德蘭吉安納及其他地區的地名所表明，這些地區在公元前1000年居住著操伊朗方言的居民。這些古代東伊朗的部落也就組成伊朗民族發展的基礎。這些居民移居到現在的阿富汗。在巴克特里亞語與現代阿富汗語之間有一定的聯繫。這裡需要指出的，薩加語在阿富汗語的起源中也起著相當大的作用。薩迦人相當早的時候就向南遷移，而後來又和其他的遊牧部落遷移的浪潮一起繼續遷移。在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由於阿富汗民族與薩迦人相鄰而居，必然有更多的文化交往。操東伊朗方言的阿拉霍西亞和德蘭吉安納的定居居民和講薩迦語的遊牧民族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對阿富汗民族起源有重要意義。當然，這是一個長期過程，而且相當複雜。順便要提到的，是巴克基伊人居住在印度河流域，他們已開闢了沿河而下通往印度文明的水上航道。大流士一世為管理領地曾向這裡派出了船隊。
再次，文化交往的頻繁，表現在物質條件的變化上。阿富汗在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一些主要地區社會比較穩定。如巴克特里亞及其鄰近地區，農業和手工業有所發展，《波斯古經》中把灌溉農業看作是神聖的事業。阿契美尼德帝國把巴比倫的灌溉技術和修建地下水系統(坎兒井)的方法在中亞推廣。帝國鼓勵農業發展，對建造坎兒井的人免去一定時期的賦稅或徭役。阿富汗一系列著名的坎兒井(如法拉·格里什克地區)均修建於這個時期。綠洲地區城鎮的興起，手工業的繁榮，促進了交換和貿易的發展。從印度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當時的貿易品：鐮刀、鐵鏟、鐵鍬、犁鏵等鐵製工具，金銀裝飾品、陶器、小船、小車、馬車等。這說明物質文化交往相當發達。這和阿契美尼德帝國保護的“小亞細亞——巴克特里亞——印度”的商道有直接關係。帝國勢力未達到之處，商業貿易也有間接通道經阿富汗開展交往。如人們認為原產於中國的桃與杏就是在大流士一世時期傳到中亞的，甘蔗、柑桔和稻米，也是這時傳入伊朗的。
商品關係的發展集中反映在貨幣流通方面。在歷史文獻中記載帝國各郡的繳稅，都規定用“塔蘭特”幣支付，其中巴克特里亞每年要繳360“塔蘭特”幣。當然，這是以各種不同實物提供的貨幣等價物，但並不排斥部分稅收是以貨幣形式繳納的。在巴克特里亞、甘德哈拉和阿拉霍西亞地區，還發現了少量阿契美尼德帝國自印鑄造的硬幣金達利克(重8.4克)和銀西克里(重5.5克)，但發現了較多希臘各城邦、首先是雅典的硬幣。東西方文化通過貨幣交往在阿富汗反映出來。在喀布爾發現的銀幣庫所剩無幾，只有為數不多的銀幣被收藏在博物館裡。當時，阿富汗的甘德哈拉也鑄造地方硬幣，形狀為方形或長方形的銀錠，上面有各種不同圖案。除上述阿契美尼德、希臘和甘德哈拉的硬幣之外，在阿富汗還發現了29枚十分獨特的硬幣。從形式上看，它們近似希臘的沖模，而根據某些圖案看，又像是甘德哈拉的硬幣。在這些硬幣上的獨創圖案有：鳥、成對的山羊、象頭、鬣狗等。這是文化交往中產生的一種“涵化”(acculturation，或譯為“濡化”)現象。任何兩種不同文化群體發生接觸時，它們之間都可能互相擷取對方的文化要素，在涵化基線上彼此吸收所需要的要素。鳥、成對的山羊、象頭、鬣狗等這些固有的文化特徵，被鑄在希臘沖模上，就是涵化的結果。所以，有根據地推斷說，這些硬幣是阿富汗的卡皮薩或巴克特里亞本地所鑄造。總之，這些硬幣是涵化過程中同化類型的一種表現，但也有擴散類型的要素在內。
最後，上述涵化過程最有力的證據是著名的“烏滸河(阿姆河)寶藏”。這個寶藏是塔赫季·庫瓦德地方居民於1877年在該地的古城遺址中發現的。塔赫季·庫瓦德古城位於瓦赫什河與噴赤河(阿姆河上游)的交匯處，屬古代的巴克特里亞。這批寶藏被倫敦不列顛博物館作為珍藏保存著，其中有16件人像雕塑、5件器皿、26件浮雕、53件帶壓模形象的薄板、16件寶石戒指和小印章、30件手鐲、31件小型飾物和1枚阿契美尼德金幣。但這只是“烏滸河寶藏”的一部分。即使這一小部分，已經可以斷定它屬公元前5世紀~公元前4世紀巴克特里亞北部某貴族或富豪家族的財寶，很能說明這個地區文化交往的特徵。
“烏滸河寶藏”是巴克特里亞富貴家族聚斂財寶和審美情趣的表現。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阿富汗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有趣的物質見證。這批珍寶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種類多樣，涉及多種藝術門類，還在於它是按照阿契美尼德帝國上層統治者所崇尚的風格製作的。其中一部分是從帝國的中心地區輸入的，而其餘部分則是按照古波斯風格和藝術規範在巴克特里亞當地製造的。除了古波斯的宮廷藝術之外，還有古希臘手工藝工匠的作品，它使人感覺到巴克特里亞地區的手工藝工匠們對美索不達米亞、甚至小亞細亞希臘藝術大師們的作品相當熟悉和了解。令人驚異的是，許多珍品上刻有造型剛勁活潑的動物圖像，與遊牧部落(所謂歐亞斯基泰草原部族獸形藝術)風格十分相似。
“烏滸河寶藏”中所反映的主體文化為古波斯文化。阿契美尼德金幣上有國王的圖像，頭上帶有典型的齒狀王冠。玉髓石刻成的柱形小印章，上面刻的是波斯人戰勝遊牧民族的戰鬥場面。引人注目的是，在戰場上方，祆教天神阿胡拉·瑪斯達在空中飛翔，表現了祆教文化所具有的阿契美尼德王權性質。在戒指一類的珍品中，有當地巴克特里亞工匠的作品，這些戒指具有阿契美尼德的寶石雕刻藝術的獨特形式——鑲嵌著寶石的金戒指，其花紋雖然近似小亞細亞的寶石雕，但許多細節與它有所不同。還有一些金戒指形印章，表現了涵化的顯著特徵。如印章上面刻有齒狀王冠的諸神，幻想中的格帕特沙赫一一長著公牛軀幹、大鬍子人頭的有翼怪物，古波斯柱頭裝飾典型的細部構件，印章用阿拉米銘文刻寫的巴克特里亞女神“瓦克沙”或“羅克姍”的名字。這是阿契美尼德官方文字在巴克特里亞傳播的證據。有的印章是希臘工匠的作品，其正面有擲骰子的婦女，站立著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在涵化過程中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所有珍品中都繼承了古代東方在表現人物形象時非常注意衣飾細節和表現動物形象時追求寫實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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