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經歷過生死線的袁海濤感慨，不管醫護人員平時如何，但需要他們挺身而出的時候他們決不會退。
武漢的一月，氣溫總在10度以下，陰雨天氣佔了大半。2020年1月14日那天，不僅有雨，還有三到四級的風。武漢協和東西湖醫院重症監護室（ICU）主任袁海濤和他的同事，推著一個因病毒性肺炎插管的病人，從傳染科轉移到重症監護室。
病人37歲，沒有基礎性疾病。他是一個1月8號才有名字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這之前，還被稱為不明原因肺炎）的“疑似病人”，正面臨著“生死劫”。
“疑似”只是因為缺少程序上的“核酸檢測”，在袁海濤等一線臨床醫生的判斷中，早已是新冠臨床確診病人。這種新型病毒，往往讓病人早期出現特殊的“毛玻璃”狀的肺部CT影像，後期變為“白肺”，明顯地區別於一般細菌性肺炎。而這個病人，四分之三的肺部都已是“白肺”，已是極其危重的重度ARDS（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徵）狀態，已到了不得不插管的地步。
傳染科病房轉到ICU只有600米，是一個病人瀕臨死亡，用常規方法已經無法救治的標誌。
一個病情逐漸加重的病人，病毒載量都異常高，即使在戶外，空氣也並不安全。病毒讓他的肺部功能幾乎喪失，病人像溺水的人一樣，呼吸困難，掙扎躁動，袁海濤他們不得不用力按著他，雨水混雜汙水流進他的護目鏡，打溼了他的二級防護服。第二天，他就開始發燒了。此後的二十多天裡，當袁海濤自己的身份轉為新冠疑似病人、確診病人、病情不斷嚴重到插管邊緣時，他才意識到，1月14日那600米的路程，也是一個醫生，在抗擊新冠疫情中的“生死劫”。
袁海濤工作照，受訪者供圖
感染：一開始，醫生們在防護上卻並未特別在意轉移完病人的那一天，袁海濤在醫院住了一夜。那段時間，他特別忙。從1月初，他就成為武漢東西湖區不明原因肺炎專家組（後改名為新冠專家組）成員，他要參與東西湖區新冠相關病例的會診。在1月14日之前，每天都要查房、會診、討論的袁海濤已經經歷了幾十個病人。他所在的醫院，協和東西湖區醫院在1月中上旬有三十多個“疑似病人”住院，住在醫院感染科。
收治的病人中，大部分都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1月初武漢市並沒有核酸檢測試劑，後來有了，也有一個漫長的確診週期：經過專家組會診後，上報市疾控，市疾控確診後，上報省疾控，病人等不及。大部分醫院，在早期床位充足時，收治病人是通過肺部CT影像——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肺部CT有顯著的毛玻璃狀，明顯區別於其它肺炎。
雖然當時專家組的意見是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確診患者數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停留在41例，沒有增加。但武漢各大醫院感染科、發熱門診的醫生根據自己往年的經驗，對這一點存疑：他們認為，只要是病毒性肺炎都存在人傳人的風險；在已確診的40餘例中，有一例有家族聚集史，這預示著人傳人的可能。
但長期在醫院這種事業單位體制內生存的醫生們，對外遵循統一的口徑，他們只能在私下裡悄悄交流各自醫院的情況。醫生們隱約從別的醫院聽說，武漢市中心醫院可能有醫護人員感染，武漢協和神經外科有十幾名醫護人員“中招”，神外出身的袁海濤曾問過武漢協和神經外科的醫生，對方沒有明說，只說了一句“現在科室停診”。重症醫學科的醫生們私下交流，互相提醒，接觸這種病人要小心。
一開始，醫生們對新冠病毒的傳染性不瞭解，加上早期發病的病人以輕症患者居多，即便認為可能人傳人，大家在防護上卻並未特別在意。袁海濤在早期會診輕症病人時，和其它專家一樣，只戴一個口罩，然後洗手，有時甚至連口罩也忘記戴。至於其他對這種疾病不太瞭解的醫生，接診病人甚至連口罩都不戴。
疾病發展需要一個週期，在武漢各大醫院中，輕症患者中有一部分的病情逐漸加重，對於症狀加重的病人，東西湖醫院自己要求醫護人員防護升級到二級防護。
1月14日，那個插管病人，是袁海濤印象中的第一例危重症病人。對這個病人，東西湖區疾控來了工作人員進行會診。不經意間，區疾控的工作人員說了一句話，大意是，這個病可能比你們想象的嚴重，輕症病人要做二級防護，像這樣的危重症病人插管、吸痰時要做三級防護。
疾控工作人員這一不經意、非正式的提醒，幾乎證實了病毒不僅人傳人，而且在傳染性上不可掉以輕心。那時不少醫院還缺少三級防護措施，因此這個病人在進行插管時，東西湖醫院向區疾控借了一個三級防護需要的正壓頭套。
1月15日，加班在醫院住了一晚的袁海濤回到了家中，感覺肌肉痠痛，他心想，該不會中招了吧？千萬不要發燒。當天晚上，他獨自在書房睡下了，擔心的情況發生了，他開始發燒，體溫達39℃。
第二天一早他急忙趕往醫院，在路上，給家人打了一個電話，讓他們把書房用消毒液和酒精消毒，開窗通風，做好交待，去放射科拍片，
他的肺部CT已有毛玻璃樣陰影，一做血常規，“八九不離十”是新冠肺炎，於是馬上安排隔離、住院。
病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可能要插管
這時，原來的住院科室已經沒床了，直到當天晚上，袁海濤才住進剛剛改造好的病房。
1月初，武漢協和東西湖醫院被市裡定為收治新冠肺炎的定點醫院。1月中旬，醫院收治的疑似病人越來越多，感染科30多張床位很快就不夠用。
武漢對外公報的病例長期停留在41例時，醫院自己開始將呼吸科兩層樓的開放病房改造為隔離病房，將原來呼吸科住的非新冠肺炎的肺部感染病人和慢性支氣管炎病人勸離出去，改造後的呼吸科全部收治新冠疑似病人。袁海濤的住院，在東西湖醫院內部對全部人員都是一個重大的警醒。一線醫生的感染，坐實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可能。從此，醫護人員主動地相互提醒防護措施做得夠不夠。
一月中下旬病人激增的情況下，醫護人員的防護意識增強是對自身的重要保護。但病人那邊，卻不容樂觀。改造後的床位不斷增加，但趕不上新冠患者的增長速度。1月上旬，只要是肺部CT異常的病人還可以收治入院，到了1月中旬，這個條件就難以執行。
住不進醫院的肺部CT異常的病人，醫生只能建議門診用藥、門診輸液，然後回家觀察。那時，社區參與的居家隔離政策尚未出臺，醫生建議的回家隔離，並沒有絲毫約束力。
在發熱門診，一個醫生後面有幾十乃至上百個病人等待就診，環境嘈雜，醫生不可能有時間詳細叮囑病人回家隔離的種種細節，這些病人回家後極有可能傳染家人，而且這些住不進醫院的病人，因私家車在醫院附近難以停車，他們往往乘坐地鐵、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輾轉各大醫院求醫。
這段時間這些病人成為數量巨大的移動傳染源，而被他們傳染的人有較長的潛伏期，甚至無症狀，成為新的傳染源，這一切為日後武漢新冠病人確診、疑似人數呈幾何數量的激增，埋下了導火索。
一年的年底到第二年初的春節之間，是每年節日最多的一段日子。因為有聖誕節、元旦、小年、除夕，春節這些節日在前面等待。不管武漢的天氣如何，人們都喜氣洋洋，18號是南方的小年，住院兩天的袁海濤問妻子，瞭解到街上戴口罩的百姓依舊寥寥無幾
，他們走親訪友準備年貨，醫院的緊張和外界的祥和，冰火兩重天。核酸檢測的等待期依舊漫長，袁海濤住院兩天之後，18日才做了第一次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臨床醫生都知道，核酸檢測的準確性受病毒載量和取樣的限制，準確率只有30%-50%，很多醫生形容就像釣魚，如果釣上魚來，證明池塘裡一定有魚，如果釣不上來，不代表這個池塘裡沒有魚。不管核酸檢測結果如何，只要症狀不減輕，該治療還要治療。
在這幾天內，他16日開始口服藥，17日開始輸液，但症狀卻日趨嚴重，每天高燒不退，肺部的CT檢查，每次的陰影都有所增加。住院十天時，袁海濤已經到了說話都困難的地步。
在同學同事眼中性格極其淡定的他，在熟人的群聊中總是輕描淡寫，說自己的病情問題不大。在治療過程中，他和主治醫生一起討論對自己的治療方案。
但持續治療不見好轉之後，袁海濤內心開始焦躁，開始有不詳的預感。呼吸極其困難時，他上了經鼻高流量，但症狀絲毫未好轉，身為重症監護室主任的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下一步面臨的很可能是“插管，上有創呼吸機”。
對於插管，醫生內部面臨著爭議。對大部分呼吸科醫生來說，插管上有創呼吸機對病毒性肺炎病人是一個檻，後面每一步都面臨更多風險。插管後，人會極不舒服，容易出現人機對抗，如果使用鎮靜、鎮痛藥也無效，就會用肌松劑停掉病人的自主呼吸，完全靠機控呼吸。
此外，插管之後，病人的口咽屏障消失，門戶大開，面臨細菌、真菌感染，全身的機能、免疫力下降，肺部感染進一步加重，後來可能面臨多器官功能的障礙和衰竭，然後一步步走向死亡。
即使主張對危重病人早插管的重症科醫生，也在評估病人是否插管上，極其慎重。如果不插管能夠扛過來固然很好，但那時的袁海濤以及治療他的醫生，都認為不樂觀了。
距離1月14日已半個月，一部分輕症病人已慢慢轉化為重症。醫生們對新冠病毒肺炎的認知在臨床實踐中不斷積累，他們發現，輕症的患者，有一部分人會持續輕症，可以慢慢恢復。而另有一部分病人會轉化為重症，由輕到重的時間是十天到兩週左右。有時輕症到重症，會有一個忽然的變化。
22日前後，在住院的袁海濤聽到鍾南山院士公開講新冠病毒是“人傳人”的，他鬆了一口氣，覺得終於有一個有身份地位、有業界公信力的人公開說這句話了，讓他們這些心存疑慮的醫護人員確認了“人傳人”的事實，也讓各方都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1月28日前後，東西湖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已經住滿了病人，而在普通病房，根本就不具備插管上有創呼吸機的條件。即便袁海濤是重症監護室主任，也不可能把別的病人趕走，自己住進去。他和院領導商量，決定轉院。
2月7日，袁海濤出院，妻子來接他。圖片來源：武漢市東西湖區人民政府官方微博
出院、隔離、重返一線：上了戰場就不能當逃兵1月29日，袁海濤轉入武漢市肺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在這裡做的核酸檢測，結果是雙陽性，也就是確診了。
肺科醫院重症監護室的主任胡明是袁海濤的好友，聽到袁海濤病情危重消息的一瞬間忍不住大哭了一場。親自查看袁海濤病情後，胡明決定賭一下，繼續給袁海濤用經鼻高流量治療，如果這一關熬得過去，就不用插管。當時北京朝陽醫院的幾位呼吸科專家和中部戰區總醫院的ICU鄔明主任來援助肺科醫院，也參與了袁海濤的治療。
經鼻高流量治療，是無創呼吸機的一種，也讓人極度不適，要病人在使用的過程中高度配合，大多數人不容易耐受。在肺科醫院，和袁海濤同房間的那位病人，也是一位年輕的男性，一直不適應無創呼吸機，最終插管上了有創呼吸機。
袁海濤使用經鼻高流量治療，雖然未見明顯好轉，但他告訴自己，再難也要堅持，如果最終不得插管上有創，意識喪失，那就會完全失去對自己病情的決策權，同時面臨更多的風險。
幸運的是，在堅持幾天後中，他的呼吸功能逐漸變好，血氧飽和度脫離危險邊緣，發燒長達半個月之久的袁海濤開始退燒，他很高興：這是個好兆頭。
事後回憶，袁海濤認為，新冠病毒肺炎雖然有許多未解之謎，但在治療方向沒有跳出病毒性肺炎這個大框架。要降低死亡率，有三條治療準則：抗病毒治療、控制併發症和增強免疫力。
袁海濤認為自己治療的轉折點，在於免疫力增強。在轉入肺科醫院前十幾天，他的血象檢查，淋巴細胞一直很低。轉院之後，用了增強免疫力的藥，淋巴細胞增多後，才逐漸好轉。
隨後的一週，袁海濤的症狀不斷減輕。準備出院時，因為不放心核酸檢測的結果，他做了三次核酸檢測——比出院標準的要求還多一次。
三次的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肺部CT有明顯好轉，但並未完全恢復。2月7日，達到出院標準的他出院後，轉入了東西湖醫院為醫護人員專門設置的隔離病房，進行為期十四天的隔離。
住院的這二十多天，外界的變化翻天覆地。武漢市的新冠病人確診人數，已經由最初公佈的41例，暴增至14982例，暴增的原因，包括當初未及時讓人們預防人傳人時的感染，居家隔離不力的交叉感染，潛伏期病人的發病，以及核酸檢測的大力推進。
雖然確診人數暴增，醫護人員的壓力卻沒有他當初入院時那麼大，因為在這半個月內，武漢已經開始四類人的分類收治，定點醫院已經擴展到第5批，可以收治重症病人的床位數已經擴展到9000多張，輕症確診病人到方艙醫院，危重症病人到新建的雷神山、火神山以及定點醫院，疑似和密切接觸人員到賓館隔離點。
不斷有危重症病人從東西湖轉出去，轉到同濟中法醫院等有ECMO的醫院，輕症的病人也不像當初堵塞在門診和急診大廳。袁海濤認為，病人分流的方向是正確的，不同醫院可以分門別類地治療某一種類型的病人，有利於對病人的治療和管理。
2月21日，袁海濤結束隔離期，迴歸一線和同事繼續救治新冠病人。在此時，全國的醫務人員同行，已有3000餘位被感染，其中已有超過10位醫護人員去世。
經歷過生死線的袁海濤感慨，不管醫護人員平時如何，但需要他們挺身而出的時候他們決不會退。新冠肺炎對大家都是未知的，每個人都會有一種恐慌和無助，但只要上了戰場就不能當逃兵，雖然不知道子彈最終會擊中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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