馳仔講歷史
筆者對英斂之是比較看好的，首先，此人比較聰明，小時候的英斂之家境比較貧困，生逢亂世，英斂之以習武為主，後來放棄武術，開始學文。因為比較聰明，所以在書法還有文章上有所成就。
史書對英斂之的記載是，他是自學成才的。戊戌變法時，英斂之深受康梁思想的影響，再加上此人比較聰明，所以當時很多期刊也有他的文章，而且名氣也不小。
公元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創辦了《大公報》，當時他出任這份報紙的總理和編撰，辦報宗旨之一就是開民智，提倡維新變法。此人對封建專制是非常痛恨的，雖然他是一個滿族人，但是他是和滿族人對著幹的，他非常提倡君主立憲制，對外來侵略更是痛恨至極。
此外，英斂之身上還有一股正義之氣，他對貪官汙吏毫不留情，因此在報界受到了很多人的讚賞。這種敢於和貪官汙吏對著幹的人，一般都不畏懼權貴，即便是當時的慈禧太后，英斂之也根本不怕。
在創辦《大公報》之前，也就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他流亡到外國，後來悄悄回來了。當時慈禧太后討好外國人，赦免了一些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英斂之就在其中，不過赦免的名單中並沒有他的名字，慈禧太后說他叫英華，這時候英斂之才被赦免。
種種的種種，我們都能夠看出，英斂之是一個無私無畏的人，他為了維新變法，可以不要生命，這和康梁的精神是一致的，這也說明了那個時代人身上的一種精神。
鳴史
對英斂之的系統評價，較早的要算王芸生、曹谷冰的《英斂之時代的舊大公報》。由於該文寫於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鑑於當時政治環境，難免有許多偏頗之處。
英斂之的一生，經歷了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近60年中國社會的大劫難、大動盪、大變革時期。在時代激流衝擊下，他從一個滿族八旗子弟，轉而為封建士大夫，轉而為天主教教友，轉而為維新志士，轉而為“北方清議之望”，最後又以宗教慈善家終其身。
筆者認為，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英斂之是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在政治上，他提倡愛國主義，主張變法維新，反對頑固守舊；要求民族獨立，反對外來侵略，這是主線。他也不贊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希望通過溫和、漸進的改良方式，實行君主立憲，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
在文化思想上，他辦報10年，以“開風氣,牖民智，抑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為宗旨。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宣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倡西學，反對保存“國粹”；傳播科學知識，反對封建迷信。他熱心宣傳天主教，力倡“宗教救國論”。在這個過程中，熾熱的愛國主義是主線，貫穿始終。
總的來說，英斂之的這條道路，在近代知識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一些作為，對歷史進步有一定促進作用，是應該給予公正評價和肯定的。
因《大公報》自創辦之初，就與天主教有著非比尋常的關係。英斂之本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同時也是一個愛國的天主教徒。他在報紙上宣傳要“自開教會”，在宗教活動中積極主張培養中國籍教士，實行“自傳”。他這種不屈從外國宗教勢力支配，要求獨立自主、自開教會的品格和主張，不僅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即便在今天，也是值得稱道的。歷史學家陳垣說：“斂之以一個忠誠的天主教徒，發奮著書，提倡愛國，受到外籍教士的種種恐嚇威脅,而無一點懼心,真可謂‘豪傑之士’了。”
如果說，在《大公報》創辦之前，英斂之無意於辦報的話，那麼，《大公報》創辦後，英斂之是全力以赴地辦報的。從此，《大公報》與英斂之一起聲名鵲起。一方面，《大公報》為英斂之提供了一個發揮自己獨特的辦報才能的舞臺，使之蜚聲海內外；另一方面，英斂之始終把握、堅持《大公報》的辦報方針與方向，從經營、管理以及言論等各個方面奠定了《大公報》獨立於世的基礎，並迅速形成了以敢言、嚴肅、熱心公益等著稱的大報形象，名重一時，在中國清末的政治、文化歷史舞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歪嘴說歷史
英斂之（1867—1926）號安蹇齋主、萬松野人，天主教徒，滿族正紅旗。1898年前後受康有為、梁啟超變法思想影響，開始評論國事，曾在澳門《知新報》上發表同情戊戌維新變法的文章。1902年在天津創辦《大公報》，兼任總理和編撰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後，名義上仍負責《大公報》工作，實際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靜宜園，以主要精力創辦女學、輔仁社等慈善教育事業，從事天主教革新工作，後又創辦輔仁大學。1916年將《大公報》售予王郅隆。1926年因病逝世。英斂之是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在政治上，他提倡愛國主義，主張變法維新，反對頑固守舊；要求民族獨立，反對外來侵略，這是主線。他也不贊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希望通過溫和、漸進的改良方式，實行君主立憲，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