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5月，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三元里人民不滿英軍在三元里的殘暴行為便自發集結起來武裝對抗英軍，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元里抗英鬥爭事件。那麼，這一事件的經過和結果究竟如何呢？
1841年5月25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英軍攻陷廣州城北諸炮臺，設司令部於地勢最高的永康臺。永康臺土名四方臺，距城僅一里，大炮可直轟城內。清軍統帥奕山等求和，5月27日與英訂立《廣州和約》，以支付英軍贖城費﹑外省軍隊撤離廣州等條件，換取英軍交還炮臺﹑退出虎門。
但和約墨跡未乾，英軍就不斷竄擾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蕭岡等村莊，搶掠燒殺，姦淫婦女。廣大民眾義憤填膺，各地團練共圖抵抗。29日，三元里村民擊退來犯小股英軍，三元里民眾料到英軍必會報復，所以在三元古廟集合，相約以廟中“三星旗”作為指揮戰鬥的令旗，宣誓“旗進人進，旗退人退，打死無怨”。同時，愛國士紳何玉成等出面聯絡附近103個鄉的群眾，會後，他們分頭聯絡附近103鄉的群眾，準備共同戰鬥。次日，南海﹑番禺百餘村團練手持戈矛犁鋤，群起圍困永康臺。相持近半日，英軍司令臥烏古(又譯作“郭富”)親自帶兵出擊。團練且戰且退，誘敵至牛欄岡丘陵地帶。時大雨驟至，英軍火槍受潮不能發射（印度僱傭兵，英方給他們裝備的是比較落後的燧發槍，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團練民眾冒雨反擊，將英軍分割包圍，肉搏鏖戰。追擊過程中，英軍第三十七團的一個連（60人）被義軍截至稻田中，三四十名印度僱傭兵被刀砍斃傷。英軍派出兩個水兵連，帶著“雷管槍”（不怕雨天）前來增援。被圍困兩小時之後，英軍撤退至四方炮臺。
5月29日，一小股英軍又竄到三元里村搶劫姦淫，村民奮起搏鬥，打死英軍數名。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鄉群眾數千人，手持鋤頭、鐵鍬、木棍、刀矛、石錘、鳥槍，向英軍盤踞的四方炮臺挺進佯攻。英軍司令臥烏古率領侵略軍負隅頑抗。在戰鬥中，敵軍少校畢霞緊張恐懼過度，加以天氣炎熱，昏倒在地，幾分鐘內死去了。敵軍亂放槍炮、火箭，群眾按計劃且戰且退。據參與此次戰役的英軍記載說：“我們（英軍自稱）的火箭炮繼續對著他們的隊伍一行一行地推過去，他們仍然沒有什麼畏懼的表現，搖動著旗幟和盾牌，引誘我們向前進。”臥烏古氣急敗壞，命令英軍追擊。農民群眾牽著驕橫愚蠢的敵軍的鼻子到達牛欄岡附近，忽然戰鼓擂響，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裝農民猛衝出來，將敵人團團圍困。此時旌旗蔽野，殺聲震天，婦女兒童也上陣助威。以林福祥為首的五百餘名水勇也聞聲趕來，參加戰鬥。各鄉群眾愈來愈多，英軍急忙開槍射擊，但擋不住武裝群眾的洪流。臥烏古指揮部下分兩路突圍，武裝群眾當即從兩翼包圍英軍後路，並趁他們渡河和單列行進的有利時機，衝上前去肉搏。
按國內通行說法，此戰共斃傷英軍少校軍需畢霞（Beecher一譯比徹）以下近50人，生俘10餘人（一說殲敵二百餘人）。而據臥烏古報告，為戰死5人，受傷23人，畢霞系“疲勞過度而死”（另一說法死7人，傷42人）。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圍四方炮臺。廣州手工業工人以及附近州縣如花縣﹑增城﹑從化等地團練也陸續趕來，圍臺民眾增至數萬，相約餓死英軍。他們用土槍，土炮,矛戈，盾牌，鋤頭，鐮鍬等，與英軍作戰。可謂“刀斧犁頭在手皆成武器，兒童婦女喊聲亦助兵威並且各鄉的農民戰士送飯。”臥烏古不敢再戰，轉而威脅官府，揚言毀約攻城。奕山等聞訊恐慌，急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出城，先安撫英軍，復率番禺﹑南海兩縣令向團練中士紳施加壓力。士紳潛避，團練逐漸散去，臺圍遂解。英軍撤出虎門時發出告示，恫嚇中國人民“後勿再犯”。人民群眾當即發出《申諭英夷告示》，警告英軍，若敢再來，“不用官兵，不用國帑，自己出力，殺盡爾等豬狗，方消我各鄉慘毒之害也！”
三元里之戰，相較於開戰以來，定海之戰、虎門之戰，英軍損失較大。即使按照中方文獻的傷亡記錄（傳說或訛傳），此戰算不上一場重大勝利，更無法改變英軍繼續肆虐中國沿海，國家落敗的結局。英方統帥在拿到所需賠償後（與三元里此戰無關），6月1日英軍退出了廣州，開始策劃進一步北上侵略計劃。
閱讀更多 生命的不可思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