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東歐的右翼民族主義評述系列】
蒂索的末日
1944年軸心國陣營敗局已現，“斯洛伐克國”的磚制統治內鬥加劇。圖卡失勢下臺，約瑟夫.蒂索“總統”起用他的堂弟斯蒂芬.蒂索繼任“總理”。蒂索兄弟進一步把斯洛伐克的專制政治推向極端。
1944年8月29日至10月28日，發生了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大起義。劇變前捷共的歷史教科書說這次起義是它領導的。現在事情已經很清楚，捷共當時雖然也反抗法西斯，但力量並不大。大起義是倫敦貝奈斯流亡政府地下力量策反斯洛伐克軍隊中一些軍官領導的。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以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為中心的大部分斯洛伐克國土。但經兩個月苦戰，終於在德軍的全力圍剿下失敗。
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初期形勢圖
斯洛伐克起義與幾乎同時的波蘭華沙起義是二戰末期的兩個大規模起義典型，兩者都是親西方的流亡政府抵抗力量在蘇聯紅軍臨近時為顯示主權的盡力一搏，但因蘇軍支援不力（有人更認為蘇聯存心借刀殺人剪除親西方抵抗者）而失敗，導致流亡政府抵抗力量實力耗盡，為戰後蘇聯扶植親蘇政府造成條件。
區別在於：貝奈斯與蘇聯關係較好，戰後又與捷共合作到1948年，所以戰後“衛星國”對這次起義是肯定的，只是把它說成捷共所領導。而波蘭流亡政府與蘇聯關係緊張，戰後“衛星國”對華沙起義長期持否定態度，認為它是與親蘇勢力爭桃子的“反動”行為。但實際上無論在波在捷，參加這兩次起義的親西方人士後來在“衛星國”都不同程度受到迫害。
而所謂比圖卡“溫和”的蒂索，在圖卡下野、蒂索兄弟把一黨專政幾乎變成一姓專政之後卻更加怙惡不悛。繼起義軍民在戰火中死亡上萬之後，鎮壓者的報復中又殺害了5304人，後來發現了211個萬人冢。最大的屠殺發生在克雷姆尼奇卡（747人遇難）和內梅卡（900多人遇難）。儘管起義發生後德軍已經全面進駐斯洛伐克並實際進行了統治，蒂索完全成為傀儡，但斯軍尤其是赫林卡衛隊也參與屠殺，蒂索等人仍是逃不了責任的。
蒂索的旗幟
1945年蘇美盟軍及羅馬尼亞等反正國軍隊終於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蒂索兄弟與圖卡等人先後被捕，圖卡在審判前死亡，約瑟夫. 蒂索經兩年多的司法程序後，於1947年被重新統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法庭處以絞刑，在布拉迪斯拉法處決，斯蒂芬. 蒂索被判無期徒刑，1959年在關押中病死。
捷克人反思民族主義
我們看看前述的保加利亞，菲洛夫政府作惡要比蒂索政府少得多，卻有連續三屆總理被殺，三屆政府絕大部分部長、議員、貴族都難逃一死，戰爭還未結束，前政府官員和軍人就被報復性集體處決了幾千人——相比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對蒂索等人的司法處理程序長達兩年，最後也僅處死了蒂索等若干人，連作惡到最後的“偽總理”小蒂索也沒判死刑。這樣的處理顯然是相當“西方式”的。
克雷姆尼奇卡（上）和內梅卡（下）遇難者紀念碑
當然，這與戰後頭幾年捷克斯洛伐克還是“人民民煮國家”而非一黨磚正國家，執政的是多黨競選上臺的聯合政府、司法獨立也還在相當程度上存在有關。而這也就導致了今天在斯洛伐克要給蒂索等人翻案的極右派不可能成氣候。
1990年以後，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現了歷史話語隨政治鐘擺“向右”的趨勢，或者用M的說法，“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回來”。大潮之中難免泥沙俱下，鹽論自遊中出現極端意見——往往從極左跳到極右——也不足怪。而1993年捷斯“天鵝絨分手”後，兩邊對與二戰有關歷史的“再顛倒”也各有側重。
在捷克，戰前民族主義主要針對德國人，其中包含捷克境內的蘇臺德德意志人，而非針對蘇聯。二戰中德佔時期納粹主要採取直接統治——與納粹合作的捷克人直接就被視為納粹分子，劇變後也極少有為他們洗白的——並未扶植蒂索那樣的“傀儡政權”，而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流亡政府與西方和蘇聯的關係還都不錯。1948年後前流亡政府人士雖然受到迫害，被鎮壓與流亡者不少，但蘇聯的打擊主要針對其“資產階級的”自-遊民-煮訴求，在種族關係上則主要打擊猶太人，而從未像在斯洛伐克那樣發動清洗“捷克民族主義”的運動。
蘇臺德地區的的德意志居民比重
實際上在1968年以前，蘇聯主要是支持捷克人、壓制斯洛伐克人與猶太人的。由於“捷克民族主義”與蘇聯矛盾不大，在後來的“天鵝絨革命”中捷克人的抗爭主要還是自-遊民-煮訴求在起作用，民族主義影響並不大。
因此，捷克地區劇變後的“歷史重構”除了抨擊蘇式極權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對捷克狹隘民族主義的反思——尤其是對1945年後驅逐300萬蘇臺德德意志人時種種殘酷行為的反省。捷克人當然不會允許德族回來，但劇變後的捷克政府和哈韋爾等捷克政治家都曾經對暴力驅逐“給無辜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公正”表示了道歉。這一導致數萬（有說甚至多達20餘萬）人死亡的暴力驅逐過程是對納粹侵略與屠殺的報復，對於蘇臺德人中的納粹分子固然可以說是作惡的報應，但幾乎所有蘇臺德人都遭嚴懲就過分了。
二戰後驅除蘇臺德地區的德意志人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反思不僅針對捷共的體制。如下所述，1945-48年捷共只是聯合政府中的參政黨，當時的驅逐令在國內和國際上都被稱為“貝奈斯法令”。作為戰前第一共和國的總統、戰時流亡政府總統和戰後初期“人民民主國家”的總統，用強硬手段對付蘇臺德人是貝奈斯一貫的主張。此公在經濟上傾向社會民主，政體上是堅定的憲政民主維護者，在民族立場上卻以“捷克斯洛伐克主義”著稱，即主張捷克與斯洛伐克應該作為一個民族來排斥德意志人。
他自稱知道國際上對“大驅逐”反應強烈：“說我們對德國人就像他們對我們一樣，說我們抹黑了自己的道德和至今為止無暇的聲譽，說我們使用了納粹那樣殘酷的、不文明的手段”，但他仍然要把大驅逐進行到底。由於貝奈斯作為捷克開國元勳、二戰抵抗領袖以及他在1948年維護餡正、至死拒籤“STL憲法”，劇變後他的聲望實際是更高的。但他在大驅逐問題上的“民族復仇”做法仍然受到非議。
愛德華·貝奈斯
斯洛伐克“重構”民族主義
總之，劇變後捷克的“歷史重構”並沒有太多的民族主義色彩。但斯洛伐克就不同，由於戰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並不反德，1950年代又遭到STL體制的嚴厲打擊，加之“天鵝絨革命”在斯洛伐克又直接與獨立相連，劇變後“歷史重構”的民族主義色彩就很濃。前面提到的赫林卡在劇變後受到褒揚就是體現。
但儘管如此，對於蒂索及其政權，今天的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主流還是要劃清界限的。儘管在鹽-論自-遊之下仍然有為蒂索翻案的極右聲音，但始終很微弱，沒法與赫林卡相比。至於圖卡那樣的人，筆者就沒有看到什麼翻案的聲音。這一方面是由於蒂索、圖卡等人按前述三個標準確實都罪惡很大：不但投靠德國“站錯隊”，而且作為希特勒的“保護國”自主性也最差，作為“維也納仲裁”的受害者領土更有縮無增。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屠殺等反人類罪行更嚴重。
而另一方面，極右民族主義者要把蒂索說成是“共產極權暴政下的烈士”，遇到的又一個大障礙，就是蒂索被鎮壓時捷克斯洛伐克還根本談不上什麼“共產極權”。1945-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東歐比較獨特的一個“gcd參政的餡正國家”，儘管在二戰後清算德國人的背景下，捷克發生的蘇臺德大驅逐搞得相當殘酷，但在斯洛伐克並沒有這個問題。而在餡正體制下就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對本國戰犯的處置來說，對蒂索等人的判罪，無論就實質公正還是就程序公正而言基本都還是站得住腳的。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與為蒂索叫屈也沒什麼關係。但是1960年代後，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確實又在另一種基礎上發展起來，最終在劇變後帶來了“天鵝絨分手”和斯洛伐克獨立。
實際上，儘管今天的民主斯洛伐克無論左派還是右派政府都與當年蒂索的政權劃清界限，十分明確地拒絕把法統上延到戰時的“偽斯洛伐克國”。但是有論者發現：把蒂索建立的國家稱為“斯洛伐克共和國”或“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國（Prvá Slovenská Republika）”（從而使今天的斯洛伐克沒法避免被叫做“第二共和國”）卻是在劇變前胡薩克時代的gcd體制下就已經出現的“官方稱呼”，例如：1981年版的《斯洛伐克百科全書》和1985年版的斯洛伐克科學院編纂的多卷本《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史》都是這樣寫的。
這是怎麼回事？讓我們從當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煮國家”的興廢說起。
（本文發表時刪去註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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