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行者

1279年3月19日，南宋崖山海戰失敗，南宋滅亡。南宋的滅亡，同時也宣告了整個宋朝的終結。大凡一個王朝的滅亡，主要不外乎下列幾方面的原因:農民起義，統治集團內鬥、幾個政權間的相互兼併、外族入侵。

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既非農民起義，也非內部算奪，而是外族入侵。但是，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告訴我們，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正是由於南宋國力的不強，才導致外族入侵的得逞。由此可見，研究南宋滅亡的原因，首先必須探討南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所存在的向題，然後再來考察宋、元雙方力量的對比。南宋所以滅亡，從其自身而言，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南宋的滅亡是它政治上(特別是到中後期)的腐敗所致。這種政治上的腐敗主要表現在皇帝闇弱、宰相擅權、貪汙盛行和剝削苛重等方面

(一)皇帝闇弱，腐朽加深，無力控制朝政；

南宋一朝，如果將最後三個尚不足十歲的恭帝、端宗、帝昺都統計在內則傳了七代九帝。在這九帝中，作為“中興之主”的高宗，對金人雖然怯儒，統治手段儘管卑劣，但駕馭群臣、玩弄權術的本領，卻超過北宋諸帝，多年的戰爭使他受到鍛鍊，在軍事指揮上也並非全是外行。

“紹興和議”簽訂前後，南宋軍事力量在與金人的戰爭中已經壯大，並湧現出了以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兄弟等人為代表的批傑出抗金將領。孝宗與高宗相比，是一個有為之君，雖然受國力所限，沒有能夠實現恢復中原的夙願，但軍事上仍保持相對強大，加之金朝國力也日益衰落，使南宋有足夠力量來抵禦金人的南侵，以維持偏安局面。

可是從光宗朝起，歷經寧宗、理宗、度宗、恭帝諸帝，他們中或健康狀況不佳，不得不受制於後宮;或出身疏族，不得不依賴於權臣;或腐朽日甚，懶得顧問朝政;或是一個黃口小兒，根本不知政治為何物，所以都顯得十分無能和闇弱。他無力革新政治，整頓朝政，以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國勢便在因循守舊中日漸衰敗。

(二)宰相擅權，結黨營私，敗壞政治；

宋朝的統治體制完善，官員間互制約的功能健全，按理說最不容易出現權相政治。但是，在當時種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卻先後出現了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四大權相，他們擅權的時間共計長達七十二年之久，佔了整個南宋時期的將近一半，這不能不說是對宋朝歷史的一大諷刺。

南宋權相政治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控制檯、排斥異己、結黨營私，結果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鬥爭加劇，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不能形成一個和衷共濟、共同抗敵的局面，從而嚴重地削弱了抗擊外族人侵的力量。如韓侂冑擅權時，以史彌遠為首部分反韓侂冑的官員(包括皇后李氏)，他們就樂於見到開禧北伐的失敗，以此可以作為韓侂冑“輕啟兵端”而將他殺害的理由。

再如在賈似道擅權時，他支持呂氏軍事集團，壓制與呂氏軍事集團有矛盾的劉整、高達等將領，從而嚴重地挫傷了劉、高等人抗擊元軍的積極性，並促成了他們的叛變。每當一個權相均臺後，政局就會出現反覆，結果是新的擅權代替了舊的擅權，政局不僅毫無改觀，反而腐敗日甚。

(三)吏治腐敗，剝削苛重，民心離散：

政治黑暗，吏治腐敗，貪汙盛行，加之軍費負擔沉重，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剝削十分厲害，情況已一如前述。這就產生了兩個嚴重惡果:一是由於竭澤而漁，造成人民群眾的極度貧因，每當國家遇到危險，他們就無力從物質上予以大力支持。

造成群眾對南宋政權的極端不滿，使階級矛盾尖銳化，既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也削弱了抵禦外侮的力量。國家一旦遇到危險，不僅不能有效地組織人民群眾同仇敵愾地去反抗侵略，反而會在敵人的威脅、利誘面前，出現兵敗如山倒的局面。

其次，南宋軍隊人數雖然不少，可是除了水軍因得自然之利而略勝於女真和蒙古人一籌以外，步兵和騎兵的戰鬥力皆遠遜於他們。究其原因，制度上的因素最為主要，也就是南宋一直繼承北宋以來以文驅武、抑制武人的政策，造成武人地位低下，最終遭致武力的不振。另外，軍政的腐敗和軍馬來源的斷絕也嚴重地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具體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文臣主軍，無異於以狗捕鼠

在南宋，主持軍政的樞密院長官、都和同都督，基本上由進士出身的宰執兼任，作為統帥一路的最高軍事長官安撫使和制置使也多以文臣擔任，遇到重大戰爭時，又多以文臣出任主帥。文臣學的是經義、詩賦和策論，對軍事可謂一竅不通。

在北宋時，文臣尚能騎馬，到了南宋，多數人改坐轎子，連最後一點尚武精神也喪失殆盡，由他們主軍，造成失誤頻頻。

(二)多數武將素質低下，在戰爭中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南宋，由於武人地位低下，有才能者多不希望就武職。當時雖有武舉，然以經義(策向)定去留，弓馬定高下，考取者基本上也是文士。以武舉出身的人，授官既不高，人仕後又常受文臣輕侮，所以多以換成文資為幸。即使出任武職，也大多不在軍中，原因是“武舉人以文墨進，雜於卒伍非便也”。

這就是南宋所以沒有出現像唐代郭子儀那樣由武舉出身成為傑出將領的原因。南宋的武將基本上由行伍出身，他們中的多數人缺乏教養，素質低下，平日裡很少訓練，而以販貨牟利、虐待士卒為能事，一遇戰爭，搶劫害民，貪生怕死，一觸即潰者不可勝計。

為了鼓勵軍隊殺敵，南宋政府的慣用手法是給將領以大量犒賞，這樣就極大地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一旦賞賜分配不均或告乏，就會消極怠戰，甚至發生內訌讓這樣的將領去帶兵打仗，當然很難取得勝利。

(三)武將不是受猜疑，就是遭排斥，有作為者往往資志而沒

南宋一代，也有不少脫穎而出的優秀將領，如前期的岳飛、韓世忠、劉琦和吳玠兄弟，中後期的扈再興、孟宗政、孟珙、趙葵、餘玠、王堅、張世傑等人他們都為抗擊金朝或蒙(元)立下卓越的戰功，有些人還升至樞密使副、安撫使、制置使一類大官。可是，朝廷採取以文制武的原則，對他們總是“防”字當頭，處處掣肘，動輒生疑，不予信任，嚴重的甚至被陷害至死，人們從岳飛和餘玠等人的遭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前方將領的命運，還受到朝廷內部權力鬥爭的嚴重影響:得宰臣支持的將領，容易發揮作用;得不到支持，就會遭到無端猜疑，甚至排斥致死。如淳祐十一年(1251)十ー月，左相鄭清之去世，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餘玠失去了他的支持，以新任左相謝方叔為首的反鄭清之一派，立即開始收拾與鄭清之關係密切的邊將，餘玠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召回行在，然後藉故對他進行整肅，遂使餘玠齎志而沒。

再如南宋末年，賈似道信任以呂文德為首的呂氏軍事集團，故在實行打算法時，該集團中的將領沒有一人被打算。反之，對於認為不聽話的將領如劉整、曹世雄、趙葵、高達等人，個個皆遭“打算”，有的還被迫害致死。

(四) 士兵軍紀敗壞，不善戰鬥

兩宋實行募兵制，不論是各地的駐軍還是禁軍、廂軍、土兵、弓手，大都採用招募的辦法，為防止士兵逃跑，就在他們的臉部或手部等處刺字，所以招募土兵又稱“招刺”。由於宋代武人地位低下，受人歧視，打仗又有生命危險，故除了生活無著的流民和遊手好閒的市井無賴應募以外，一般人都不願應募，從而造成兵源的嚴重不足。

於是便以配隸和抓夫加以補充。配隸多強盜等不逞之徒，對軍紀的敗壞尤其嚴重。抓夫既非自願，其戰鬥力也可想而知。自北宋後期起，開始招募一些一般來說，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能戰，南宋軍隊戰鬥力最強的是軍，原因就在於此。可是，南宋喪失了準河以北的大片國土，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勇敢善戰的士兵來源，這也是軍隊戰鬥力所以不強的一個原因。

(五)騎兵弱小，戰略保守

南宋御前諸軍與三衙，雖然也有騎兵，但由於秦馬來源困難，川、廣、淮馬多矮小而不可用，戰馬極缺，高宗朝以後尤甚。

由於缺少騎兵，所以南宋軍隊的作戰機動性能很差，行動遲緩，常常途中乏食或坐失戰機，北伐中原固然沒有強大的騎兵不行，就是與金、蒙(元)軍隊相對抗，沒有相當的騎兵也不行。再加上戰略保守，一貫採取消極固守，被動挨打的線作戰方式一旦城池被圍，糧盡援絕，只能坐以待斃。

襄樊、潭州、揚州、江府、重慶和四川釣魚城等重鎮和山城的失守或投降，與此有很大關係。鹹淳十年(1274)，待賈似道認識到這一點，準備進行外線作戰時，但為時晚。

南宋統治者在大多數時間裡採用柔術進行統治，即允許臺諫官風聞言事，允許臣僚提出不同意見，即使在權相擅政的時候，一般也不輕易誅殺。雖說這是重用士大夫和政治寬厚的表現，但最終目的還是要讓臣下互相牽制，做到“異論相攪”。

於是統治集團內部環繞和戰之爭、理學與反理學之爭、端平入洛之爭、宇宗和理宗繼承人之爭、遷都之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時發生激烈的爭論。統治集團內部喋喋不休的爭論，看似很有道理，大多是意氣用事，甚至相互攻訐，最後皆爭而不決，不能形成共識，從而坐失良機。這種現象，早在孝宗朝已經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南宋就是在這種激烈的黨爭和無休止的清談中將江山斷送。

對歸正人政策的失誤，造成歸正人的叛降。

南宋對歸正人的政策，或納或拒，經常發生變化，使那些流離失所的歸正人歸著無所，或遭到金人報復，於是他們就從原來的嚮往南宋政權轉而對南宋政權產生了怨恨。紹興三十ー年(1161)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張闡告誡高宗說:“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

南宋政府對歸正人的猜忌和歧視，更將他們推向蒙(元)一方。如山東紅襖軍起義失敗後，大批北方民眾逃到南宋，組成“忠義軍”。“忠義軍”本來是一支抗金的重要力量，並且在防禦金人對兩准入侵的戰爭得了很多勝利，可是由於南宋政府對“忠義軍”只知利用，不予信任，甚他們視為異己勢力，最後就促成了李全的叛亂，壯大了蒙古在山東的勢力。

在南宋軍隊中，南人歧視和猜疑北人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無敵軍在襄陽與由歸正人組成的克敵軍發生衝突，造成克敵軍的叛亂，雙方發生火併，襄陽被焚燒、搶劫而空。金朝滅亡以後，南宋政府拒輪金將汪世顯的歸降，使他成了蒙古入侵四川最為得力的幫兇。

至於對劉整的壓制和迫害，促使他叛降蒙(元)，危害性之大，更是不容低估。

至於蒙(元)所以能滅亡南宋的原因，不外乎其軍事力量的強大和滅宋策略的正確。蒙古軍戰鬥力之強，是他所以能夠滅亡南宋的最主要原因。蒙古汗國和稍後的元朝，是一個僅僅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時間，就從草原部落制迅速向軍事封建制過渡的國家。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之前，蒙古草原上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生活條件，以及各部落之間空前殘酷的相互廝殺，造就了蒙古人長於騎射、剽悍善戰的本領和吃苦耐勞、不怕犧牲的精神。蒙古汗國建立後，連年不斷的對西夏、金朝的戰爭，以及三次西征，都使蒙古軍得到了長足的軍事鍛鍊，使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一支軍隊。

因此，與歷代中原王朝(包括江南偏安政權)相比，南宋前有金朝，後有蒙(元)的軍事威脅邊患最為嚴重，而這一點卻往往為人們所忽視。蒙古軍滅掉西夏和金朝，先後只用了不到三十年時間，與此同時，蒙古又發動了三次西征，橫掃歐亞大陸，猶如暴風驟雨，勢不可擋，令人談蒙色變。

可是蒙(元)滅亡南宋，從端平元年(1234年)襲擊南宋入洛之師起，到祥興二年(1279年)崖山之戰取得最後勝利止，用了整整四十五年時間，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南宋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竟然能堅持近半個世紀之久，並且戰爭進行得如此頑強不屈，可歌可泣，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

其中原因，不能單純從軍事力量的大小可以得到解釋。因而，當我們分析南宋滅亡的原因時，也必須對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科技等各個方面所構成的綜合國力予以充分的背定。以往那些視南宋為腐敗無能，不堪一擊的傳統觀點，實在有必要加以改變。

但是，南宋最後畢竟為元朝所滅亡。元朝所以能滅亡南末，從其自身而言，除了軍事力量比南宋強大以外，元世祖能傾聽漢族士大夫和南宋降將的意見，及時調整戰略、戰術，並採取收買民心，發展水軍等政策措施有很重要的關係。

從戰略、戰術上來說，元世祖放棄了從四川乃至廠廣西遷回作戰的戰略方針，而採取集中力量，突破襄樊，沿江而下，直搗內地的方針。他針對南宋擅長水軍作戰的優點，也大規模地發展水軍力量，並採取步、騎、水軍聯合進攻，輔以回回炮的火力支持這樣一種全新戰術，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從政治上來說，元世祖及時調整侵略政策，加強了對南宋統治集團的政治攻勢，以達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蒙古軍入侵南宋之初，所到之處，實行野蠻的屠殺政策，這樣更加激起南宋軍民的強烈反抗。忽必烈即位後，在攻城略地時採取屠殺和懷柔相結合的政策，多次下詔告誠將士:“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對投降來歸的南宋將領和守臣，原則上都能加以信任、重用，同時整飭軍紀，減免賦稅，以此收買民心。這對加速南宋軍隊的瓦解，渙散民眾的抗元意志都起到重要作用。

鄜延路節度使李

到了宋朝，文人們已經對歷朝歷代滅亡的原因作了大量的分析，凡是能夠威脅到皇權的因素都被控制得死死的。宋朝的皇帝應該是最不用擔心外人會篡權的。

權臣是最有可能篡位的，歷史上的權臣無非是從軍閥、外戚、太監這幾種人中產生的。威脅最大的是軍閥，趙匡胤顯然不想出現第三次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軍隊不再為將領個人所有，養兵和領兵分開，盡收天下賦稅於汴京，最大程度地抑制了軍閥的產生。

宋朝也發生過多次兵變，但領頭人都是下級軍官，甚至是類似於班排長的兵頭，沒有高級將領參與，兵變都很快被平息。可見，宋朝防範武將作亂的措施是非常有效的。

我們可以發現，在宋朝已經消除了內部篡權的各種可能性，不出意外的話，可以延續很多年。換句話說，作為一個封建王朝，其統治技術已經十分成熟。可惜的是，北方又有強人南下了。

宋朝以文治武，軍隊戰鬥力低下，對內進行殘酷的鎮壓和壓榨，農民起義只多不少，沒有亡於內亂，卻兩次亡於外患——靖康之變、崖山投海，說明宋朝積貧積弱，統治階級以人民為魚肉，籠絡官員、地主等權貴階層，亡國是不出意外的。

宋朝不禁止土地兼併，不搞均田，也不增加田賦，這就使得宋朝土地兼併比任何朝代都要劇烈，流離失所的農民比以往更多，這給了當時城市繁華的各種冶金、瓷器、紡織等城市手工業部門以充足勞動力，藉助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獲得豐厚的利潤。

對外戰爭靠歲幣、對內鎮壓靠招撫，再加上沉重的官俸支出，以至於宋朝最高峰時期財政收入達到一億六千萬貫，絕對的世界經濟中心，但居然還是無法彌補支出黑洞，例如寶元元年(1038年)，全國財政總的收入為1950萬貫，支出卻已經高達2185萬，財政赤字將近三百萬貫，這可是人人稱讚的宋仁宗時期啊！

政府沒錢，那就重稅加之，這就是宋朝的邏輯。在租庸調之外，對民眾日常生活見縫插針、雁過拔毛式徵稅，買農具要交稅、買種子要交稅、商業稅更是高達30%，還另外搞茶酒鹽等專賣和強制攤派制度，變相搶奪民脂民膏，和明朝三十稅一、幾乎不收商業稅形成強烈的對比，這就是為什麼《水滸傳》發生在宋朝，而《金瓶梅》出自明朝的道理。

宋朝之富裕、汴京之繁華，都創下歷史之最。金滅北宋前，宋徽宗還自我感覺良好，天下豐亨豫大，一片盛景。哪知被女真一擊便碎，兩個皇帝被俘，靖康恥猶未雪。

歷史上那些事

宋朝表面上亡於外族，先是和遼國耗了幾十年不分勝負，剛好籤下澶淵之盟可以休養生息，但又來了個西夏，又耗了近百年。

由於失去了燕雲，整個河東和河北便成了預備戰場，常年陳兵，到了北宋中後期便是兵痞混雜，打打土匪都力不從心，面對打草谷的遼國散兵更是緊門閉戶。邊境老百姓自然今天是宋人，明天便成了遼國奴隸。

陝西路的西軍情況稍好，名將輩出，折家，種氏，狄青，姚家兄弟，王韶。狄青自然不用說，其他人也是獨當一面將帥之才，但在以文制武的情況下，就如狄青，也不能倖免，甚至傳聞是被嚇死的。西事終北宋一朝都未曾有解決之道，更為荒唐的便是司馬光當政時要把打仗搶到的地盤還回給西夏，這樣的舉動，宋庭又有什麼軍心可言。

同時，也因為終北宋一朝，西北，河北，軍務是第一要事。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北方農民要事生產，又要服各種軍務徭役，生產力能到什麼水平，便可想而知。於是更多的軍糧要從南方轉運，轉運所耗之人力，又是農民承擔，可以說一年下來，一個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就去了服役，農業生產就是老弱婦孺的任務了。而神宗年間的北方大旱，更是差點要了北宋的命。

外有虎狼耽視，而自己頑疾遍身，如若北宋是屯田制，如若武人地位稍高一些，可能北宋的沒落也不至於這麼快。

事物的發展終是內因為主，在遼，宋，西夏三國鼎足的情況下，北宋沒有審視自身的能力，各皇帝除了神宗有改革之心外，其餘更像仁宗，四十年治國如溫水一樣，國家與士族在政治戰略上死氣沉沉，遠不如遼夏二國。

在歷史眼光看，宋朝只是單一民族，中原小王朝，缺乏外來文化的衝擊，讓理學發展到了顛峰，同時也讓士族派系黨爭在朝堂上影響到國家戰略。這才有上面所說司馬光的荒唐行為。

文不知兵，治國又私心重重，兵制虛耗國力，朝庭毫無進取之心，這樣的內憂才是宋朝亡國之因！

鐵烏龍

“漢亡於外戚,唐亡於藩鎮,宋亡於外敵,明亡於黨爭”，這只是一般的歸納。任何一個朝代的滅亡其實都有內外兩重因素，很難絕對的說宋亡於外。宋亡於外敵，一方面是外敵強大，善於馬上作戰，個體實力勇武，更多的是宋建國三百餘年來，世家形成，黨爭愈發激烈，民眾怨聲不斷，國家上下難以形成合力，這應該是主要因素。

驚魚亂水紋

宋朝確切的講是亡於內憂！自宋朝立國以來便採取重文抑武的國策，所以在大宋開國之初兵勢最強之際都無法實現九州的統一！

到了宋真宗時期同遼國簽訂了檀淵之盟，算是從法律上認可了契丹對幽雲十六州的合法佔有，宋朝實際上也放棄了對燕雲一帶的收復！到了仁宗時期党項族崛起，大宋又被迫放棄黃河以西大面積領土。這還是實力較為強悍的北宋，南宋已經是純粹的苟延殘喘，最終亡於異族之手。

宋朝的滅亡不可否認因為異族的強大，然而主要原因還是宋朝內部問題太多。重文輕武貫徹了整個宋朝，使得為大宋保家衛國的武將得不到應有的權力。北宋文人直言“武將收復幽雲十六州的功勞比不上文人考上狀元”；金國完顏亮入侵南宋，一個五品文官到前線慰問，對一個職位遠高自己的武將說“打贏了認對方當乾兒子”，那位武將特別高興！如此畸形的朝代焉能不亡？

石說大史話

導語：任何一件事情，都會有其兩面性，更何況一個朝代的滅亡，那是更復雜的事情。

而宋朝的滅亡,原因也很複雜，外有強有力的大敵，內有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南宋的滅亡，雖有其強烈的外部原因，但內因也很多，當時的政治、軍事、思想等方面都出現了問題。

皇帝闇弱、無力控制朝政

南宋一代，如果將最後三個不足10歲的恭帝、瑞帝、帝昺都統計在內，共傳了七代九帝。九帝之中的高宗，對金人雖然怯懦，統治手段雖然卑劣，但駕馭群臣、玩弄權術的本領卻很高明，他在軍事指揮方面也並非外行。

“紹興和議”前後，南宋的軍事力量在與金人的戰爭中已經壯大，並且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抗金將領。這使南宋前期有力量來抵抗金人的南侵，以維持偏安局面。

但從光宗朝起，歷經寧宗、理宗、度宗、恭帝諸帝，他們或健康不加，或出身疏族，不得不依賴權臣；或腐敗不堪，不問朝政；或年紀尚小，不知政治為何物。

所以這些帝王都顯得十分無能和闇弱，因為無力控制朝政，只能依靠權臣。但令人遺憾的是，南宋幾代都沒有出現能力挽狂瀾的政治家，出現了人們惋惜的“北宋缺將，南宋缺相”的尷尬局面。

不僅如此，還先後出現了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四大權相，他們擅權的時間長達72年之久，佔整個南宋時期的將近一半。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不僅造成了社會的混亂，還嚴重削弱了抗擊外族入侵的力量。

以文役武、抑制武人

南宋一直繼承北宋以來的祖宗家法，實行重文輕武，雖然解決了武臣割據，擁兵稱雄的現象，卻也嚴重地削弱了其軍事力量。

遇到重大戰爭時，多以文官出任主帥，武將為輔。北宋的文臣還能騎馬，到了南宋，多數人改坐了轎子，最後一點尚武精神也丟失殆盡。雖然也有文天祥、張浚這樣的文人，但大部分文官都沒有軍事才幹的。

大部分武將素質低下，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由於武將地位低下，有才能的多不喜歡就職武職。

少數優秀將領很容易受到猜疑和排擠，比如前期的岳飛、韓世忠、劉琦和吳玠，中後期的孟宗政、餘玠、王堅等人，都為抗擊金朝和蒙元立下卓越的戰功，有的還身居高位。但朝廷對他們宗時動輒懷疑、不予信任，嚴重的甚至被陷害致死，導致在抗擊外敵的戰爭中總是功虧一簣，讓人憤恨。

黨爭激烈，空談誤國

實幹興國，空談誤國，南宋朝廷內部始終存在著互相對立的兩派，他們相互攻擊，互相扯皮，不能統一口徑，共同抗擊元軍的入侵。

從理宗朝起，理學盛行，幾乎達到了不信奉理學，做不上官的程度。這些理學家藉口“正心誠意”，排斥一切抗戰、理財、改良政策，多以不著邊際的空話、套話來應對。

比如，賈似道推行公田法，一些人便群起而攻之，而對於如何保證軍糧供給，卻是毫無建議。

從某種意義上說，南宋就是在這種激烈的黨爭和無休止的空談中將江山斷送。

元朝軍事的強大和侵略政策的改變

蒙古軍事力量之強，是世界公認的，自1206年立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先後滅亡了西夏、金朝，佔領了自中亞、西亞到俄羅斯的大片領土，可謂所向披靡。

蒙古在入侵南宋初期，到處實行野蠻的屠殺政策，激起了南宋軍民的頑強反抗，因而南侵併不順利。

而忽必烈即位後，接受了漢族士大夫的建議，在攻城略地時採取屠殺和懷柔相結合的政策。對於投降的南宋將領，原則上都加於重用;對於普通民眾，採取減免賦稅的政策收買人心。

這樣就加速了南宋統治集團的分化瓦解，渙散了民眾的抗元意志，到了戰爭後期，竟出現了降將如潮的局面。

在蒙古軍事力量空前強盛的時候，南宋的軍事力量卻因政治腐敗而日漸式微，在這樣的軍事對比下，元滅南宋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綜上，南宋的滅亡，雖然有著強烈的外部因素，但嚴重的內部因素，才是我們應該去關注，去思考的重要方面。

遨遊者

任何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宋朝滅亡是金國製造的。但根本原因並不是來自外患，而是在朝代建立之初，就埋下了禍根。趙匡胤利用自己的軍權，奪得了政權。他最害怕將來自己的事情再重演，所以把軍權全部集中到了中央，地方上的兵力不足以對中央政權造成威脅，這樣他才安心做皇帝。可這樣就卻造成了邊疆守衛力量的薄弱。在敵人入侵時，沒有了屏障，讓外敵輕易地突破了防線。

另外，到了宋朝末年，政治腐敗，人民生活疾苦，皇帝不太關心政治。宋徽宗是有名的文藝皇帝。是被皇帝職業耽誤了的書法家畫家。他只痴迷藝術。另外，在宋朝重文不重武。武將得不到重視，也沒有很高的地位，造成國防力量薄弱，真正有外敵入侵時無兵可派，無將可用。

舉杯邀明月了嗎

任何一個朝代滅亡都有背後的根本原因，比如宋朝就是重文輕武，冗官冗兵冗費，統治集團腐朽等，但是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外患，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蒙古。所以，宋朝亡於外患這一說法沒有問題。

就直接原因來說，宋朝是唯一沒有亡於內亂的統一封建王朝。這當然不是說宋朝沒有內亂，事實上，宋朝的農民起義爆發很頻繁。據統計，兩宋一共爆發了400多次農民起義，其中不乏方臘起義這樣較為出名的造反運動。

但是總的來看，宋朝沒有出現過很大規模的、足以動搖宋朝統治根基的農民起義，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宋朝時期佔據主導的租佃制度和土地兼併

縱觀中國古代史，內亂的原因基本上都可以歸結為土地兼併嚴重，自耕農數量減少，國家稅賦減少，於是只能提高稅賦比例，這下子剩下的自耕農負擔更重，遇到災年等破產的農民更多，形成惡性循環，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食不果腹，最終導致農民起義。

所以歷朝歷代都採取措施來抑制土地兼併，比如唐朝的均田制，就是將土地收歸國有。然而隨著後期制度執行力度的鬆散和人口逃亡，均田制土崩瓦解。有感於前朝經驗教訓的宋朝，乾脆放開了土地兼併，承認土地私有制，結果反而起到了更好的作用。

宋朝之前，佃農的身份地位很低，約等於農奴，連戶籍都沒有，完全附庸於地主，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很重，生產積極性也不高。

宋朝時期，改變了這一狀況。宋朝將全國人民劃分為有地的主戶和沒有地的客戶，二者都被編入了國家戶籍，由此佃農的社會地位大幅提高，和地主之間的人身隸屬關係減弱。

而宋朝時期的佃農交租，主要是分成租和定額租，前者一般是佃戶和地主將土地收穫分成，定額租則是佃戶交完固定額度的地租後，剩下都歸自己所有。這兩種交租方式對於佃戶來說，都是多勞多得，因此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而這一時期開始出現的永佃制將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分離，佃戶可以長期擁有土地的使用權，而不受土地所有權買賣轉移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佃戶抵禦風險的能力。

而承認土地私有制，鼓勵農民開墾荒地，又使得宋朝的可耕地面積甚至超過了疆域廣闊的唐朝。大規模的土地兼併，使得農業生產出現了規模效應，土地的生產效率得到了提高，土地資源得到了有效配置。

因此，租佃制度盛行的宋朝雖然沒有抑制土地兼併，但是佃戶的日子相對來說還算不錯，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減少了農民參加起義的可能性。

宋朝的商品經濟和募兵制

因為土地兼併的原因，很多農民失去了土地。但是除了當佃戶之外，他們還有其他的選擇。

首先，宋朝的商品經濟很發達，催生了大量手工業和商業，這些行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也為朝廷創造了很多財富。所以，宋朝的農民不想種地，也可以選擇從事其他行業。

其次，宋朝有著超過百萬的軍隊可以容納底層民眾。宋朝主要實行募兵制，招募對象多為災荒饑民，並實行災年招募饑民為兵的養兵制度。禁軍、廂軍以及土軍，一般60歲退役，其衣糧供給減半。陣亡軍士家眷有撫卹，傷殘也有安置的規定。

趙匡胤就覺得募兵制是減少叛亂的有力工具。

因為這一制度，宋朝的軍隊數量最多時達到了140萬，我們經常聽到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也足以說明宋朝軍隊數量的龐大。每年，宋廷需要拿出八成的稅賦來養活這些部隊，冗兵成為宋朝突出的問題。

養兵制度下，士兵的整體素質並不高，戰鬥力不強。因此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低下，除了將領層面得不到信任之外，兵源也是一個很大問題。

外患下，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宋朝立國以來，由於燕雲十六州的缺失，長期暴露於遊牧民族的鐵蹄之下。不論是遼國還是金，乃至於後來的蒙古，都對宋朝的安危產生了巨大的威脅。

在這個環境下，階級矛盾讓位於民族矛盾，尤其是南宋時期表現得更加明顯。外部矛盾可以有效轉移內部矛盾，讓整個國家同仇敵愾，內亂髮生的機會也就小了很多。

總的來看，這些原因都相對地緩和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因此，宋朝雖然發生了多次的農民起義，但是並沒有亡於內亂之下。

機智的小熊貓

確切的來說，宋朝敗給了前所未有的敵人蒙古人。

北宋時期，遼國和金國都對宋朝造成了極大威脅，但隨著中原經濟文化的滲透，遼國基本漢化了，金國也最終與南宋隔江而立，雙方來往頻繁，各自安好。

無論北宋，南宋雖然一身都存在一些問題，但不可否認其繁榮發達程度。遼國和金國的威脅都得益於宋朝的歲幣和貿易政策。結果，蒙古人出現了，這是一個國家終結者，佔領了地球二分之一的陸地區域，當然不會放過宋朝。

經過四十餘年抗爭，以皇帝跳海自殺結束了南宋，由此可見，南宋的滅亡確實來自於外部！

以史知今

第一，軍隊經商。

我們常說“落後就要捱打”，可是宋朝不僅並不落後，他的經濟文化水平比遼、金、西夏乃至後來的蒙古遠為強大，卻為什麼老是軍旅不振，被對方吊打呢？這是因為宋朝長期奉行的是“花錢買和平”的政策。靠給對方送“歲幣”來換取自身的平安。比如在對待收復本族領土“幽雲十六州”的問題上，宋太祖最初採取的打算就是建立“封樁庫”，多攢些錢買回來。

那既然宋朝憑藉自己擅長賺錢的優勢，用“破財消災”的策略來維護和平，那軍隊的建設自然就顯得沒那麼重要了。於是，軍隊就被整得很慘：首先，重文輕武。這種國策造成宋人普遍不願意當兵，再也沒有了漢唐尚武的風範，士子們不再向往邊塞立功，再沒漢朝班超投筆從戎的熱血，也沒有了唐朝“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豪情；其次，削弱軍隊。別的朝代都是希望強軍，宋朝國策卻是弱軍，唯恐軍隊強大後，將領們重演自己“黃袍加身”的把戲及唐朝藩鎮的跋扈。於是駐軍上強幹弱枝，勁兵薈萃中央，邊疆不敢多駐精兵；練兵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打仗時陣圖遙控，文官監軍；兵種上，招饑民入伍，將軍隊變成慈善機構，養兵百萬，卻委靡不振。最後，軍隊經商。宋朝人擅長賺錢的本事也向軍隊轉移，不好好操練，忙著賺錢，貪腐成風，喪失戰力。到後來，宋兵的竟然要臉上刺字，以防逃跑，軍隊的士氣可想而知。

宋朝軍隊

在宋朝君臣的成功操作之下，宋朝終成功地削弱了軍隊力量，打壓了漢唐以來的尚武風氣，老百姓也喊出“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口號，但是“弱宋”的帽子也從此丟不掉了！軍隊是國家的臺柱子，軍隊經商，軍人忙著賺錢，軍心散了，軍隊垮了，經濟強大的宋朝成了對方眼中待宰的肥羊，國家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張愛萍上將說：“宋朝皇帝為了彌補軍費的不足，推行軍隊經商之略，結果是武功荒疏，軍紀渙散，面對一個西夏小國，也是屢戰屢敗。金兵入侵時，中央政權失控，徽宗、欽宗二帝被俘。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恥’。”（《開國上將張愛萍解讀北宋滅亡：軍隊經商的惡果》）

俗話說“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北宋統治者也深深地懂得這個道理。於是，為了預防大臣專權，將權力一再分散，一個崗位設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如將相權一分為三，由中書、樞密、三司分別掌管政、軍、財三大權力，三者不相上下，互不統攝；機構設置疊床架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相互牽制，避免專權；將官稱和實職分離，分割各級長官事權，削其權力；“官”常是拿俸祿而無所事事的空名，“職”（如大學士、學士、待制等），一般是授予較高級文臣的清高銜頭，也非實職；只有擔任的帶有“判、知、權、直、試、管勾、提舉、提點、籤書、監”等實際差遣的工作才是實際職務。

這樣一來產生了嚴重後果：首先，皇權穩固。有效地防止了大臣的專權，避免了權臣控制朝政，影響皇帝地位；其次，行政效率低下。“九龍治水”，相互爭鬥、相互扯皮，“龍越多越不下雨，人越多鬥得越歡”，做事情的效率大大地下降，嚴重影響了決策的快捷高效。於是，宋朝常被人譏笑說“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經渡河”。最後，財政吃緊。政府機構空前龐大，給財政造成嚴重壓力。

經過宋朝君主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再操控，終於削弱了軍隊，搞亂了官場，將朝政大權集中在了皇帝的手中。可是，宋朝的皇帝雖然諸如詩歌、書法、繪畫、音樂等文化藝術修養奇高，在腐化墮落上也沒有其它朝代嚴重；但是，他們在軍事、外交上卻極為白痴。先有自命不凡的軍事傻瓜宋太宗親率大軍徵遼，被射兩箭，結果乘驢車狼狽逃竄，並最終因此傷折壽而亡；後有糊塗透頂的軍界奇葩宋欽宗寵信江湖神棍郭京，大開城門讓他領七千七百神兵殺敵，結果都城陷落，被敵人俘虜押解北上而終。

要說皇帝也未必都得懂軍事及外交，可是如果你不懂，就不能尸位素餐，得學會分權用人、委任責成，比如劉邦就說：“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鎮國家,扶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克,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可是自從宋太祖以武將之身篡權得國之後，宋朝皇帝就將兵權與相權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說什麼也不肯輕易給人，非要牽制眾臣，自己獨攬決策大權。偏偏宋帝在軍事上又沒那兩把刷子，所以“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最終落得一個亡國賤俘的可悲下場，只可惜苦了與他們陪葬的大宋百姓。

其實，宋朝也有一個聰明一點的皇帝，那就是宋仁宗，他知道自己無能，就聲稱“王與士夫夫共治天下”，既敢於將帝王權柄分於下屬，經討論得到共識後執行政事，又敢於權用人以避免做事扯皮。比如，他任用了狄青做軍事統帥，不掣肘、不置監軍，充分發揮統帥的調度權職，終於贏得了平定廣西叛亂的重要功績。所以，史書評價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皇帝)”。只可惜後來，王安石變法，一味加強集權，經過一系列黨爭，分裂了北宋社會，使得相權與君權最終脫離了有效制約。終於，北宋在愚蠢的宋徽宗父子帶領下奔向了萬丈深淵。

關鍵字: 滅亡 歷史 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