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最早見於南朝時期的《文選》，是東漢末年一些失名詩人傳世五言詩的選輯。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藝術形式上，“古詩十九首”都是對春秋中期以來中國詩歌唯美性的總結和昇華，為此後的詩歌文人化開闢了方向，奠定了六朝特別是隋唐時期詩歌創作大發展的基礎。為此，本文也就從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在中國古代詩歌發展的長河中分析“古詩十九首”的唯美性，即：思想上使“詩言志”狹義化；藝術上使詩歌精緻化。
一、“詩言志”的狹義化
孔子曰：“詩言志。”所謂志，是指詩人對客觀世界的全面認識，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是非判斷、個人價值取向和人生抱負。也就是說，客觀存在的社會生活是非常複雜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壞的，有的是既不好也不壞的，詩人從其特殊的人生際遇、世界觀、人生觀和個人理想抱負等方面出發，會對社會作出自己的判斷，有的要被讚揚和發揚光大，有的要被無情揭露和批判。
孔子編修《詩經》正反映了其“詩言志”的目的。
孔子的“志”是把自己和後學者塑造成為輔佐天子以恢復和維護天下大一統局面的君子。但是君子在成長過程中會受到社會的影響，社會可以使他墮落，也可以使他積極向上，他只有正確認識社會中好的和壞的部分，並且能夠批判壞的，禮讚好的，他才會逐漸向君子靠攏。所以《詩經》中既有下層人民抨擊政治黑暗的詩，又有下層人民稱頌統治者的詩；既有各級官吏對現實政治表達不滿的詩，又有各級官吏抒發人生的各種憂傷的詩；既有下層人民開放、熱烈、真摯、纏綿的婚姻愛情詩，又有政治綁架婚姻以及女子被無情遺棄的婚姻愛情詩。當然，還有追溯遙遠歷史，描寫農桑活動，反映祭祀生活等其他方面的詩。
孔子編選了思想內容如此豐富的詩，就是為了幫助學人快速認識社會，及時作出判斷，迅速實現“志”所確定的目標。可以這麼說，孔子“詩言志”的主要方向是“治國平天下”，個人是要服從天下的需要的。
《詩經》之後的詩歌創作基本延續了孔子“詩言志”的原則。戰國時期，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無情揭露投降派的醜惡嘴臉，反映正直者遭受誣陷和人生迫害的情形，表達了詩人追求真理和人生抱負不屈不撓的意志。西漢時期的大賦禮讚盛世，表達了作者建功立業的人生情懷。東漢時期的樂府詩或批判戰爭，或反映下層人民的疾苦，或表現民間愛情的純真，抒發詩人們對美好未來的嚮往之情。以上這些都遵循了詩人心懷天下的“詩言志”原則。
孔子所確定的“詩言志”充滿說教色彩，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寫出的詩歌作品都是嚴肅的，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剛性需要，沒有反映詩人個人的“小我”心理。“古詩十九首”就試圖反映“小我”心理。《詩經》中有為數不多的描寫士大夫感嘆人生的艱難和憂傷的作品，楚辭中有為數不多的描寫詩人內心苦悶的作品，漢樂府詩中有為數不多的描寫詩人對自己無助人生憂思的作品，東漢末年的一些詩人從這些作品出發，注重用詩歌表現詩人在複雜的現實生活面前無奈、彷徨甚至悲觀的情緒，使孔子的“詩言志”狹義化，從而創作了“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在表現詩人的無奈、彷徨及悲觀情緒時往往忽略現實生活，無限渲染自己的情緒，即忽略敘事，著重抒情。近代象牙塔中那種自憐自哀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悲鳴往往沒有人願意去理解，但是“古詩十九首”不同，詩人的內心體驗可以穿越時空被讀者感同身受，產生心靈共鳴，因而具有悽婉的唯美色彩。具體說，“古詩十九首”思想內容上的這種唯美色彩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遊子懷鄉的離愁別緒。常年漂泊在外的遊子，每逢佳節倍思親，這種情感常常讓他們憂思難眠。比如在《明月何皎皎》中，一個月圓之夜，遊子因思鄉而心情煩躁，他不斷的在屋裡屋外徘徊，他憂傷的寫道：“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無計可施的他只得再度回屋，他難過的掉下淚來：“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二是閨婦念遠的離愁別緒。閨婦念遠與遊子懷鄉是相輔相成的，遊子一事無成，卻還在外掙扎，撇下閨婦獨守空房，閨婦難免愁苦不堪。比如在《行行重行行》中，一年又一年過去了，遊子還沒有回來，婦人因思念他而逐漸消瘦並衰老下去，她悲嘆道：“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她並不需要丈夫成就什麼功業，她只是想跟他長相廝守，他不回來，而她一個女流之輩又不能千里去尋他，除了希望他多多保重身體，並“努力加餐飯”，她又能怎麼做呢？
三是遊子對生存狀態的新思考。遊子出門本欲衣錦還鄉，封妻廕子，但如今求取功名卻如此艱難，到底是繼續下去還是放棄呢？《明月皎夜光》的作者似乎參透了人生。詩人跟他的同門好友一起在外闖蕩，結果社會並沒有接納他，蹉跎歲月之際，他沒有像《詩經》中的遊子那樣抨擊現實社會，也拋棄了屈原那樣的狷介性格，什麼雄心壯志？什麼為君分憂？什麼光宗耀祖？他都看得不重要了，他只是想家，想他的愛人，他寫道：“南箕北有鬥，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除了上面這三類，“古詩十九首”中還有的作品寫遊子對人情冷暖的感受，寫閨婦對遊子長期在外會不會變心的懷疑，寫人生在世如同朝露的憂傷，等等。這些詩歌不再崇尚“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壯志，把孔子的“詩言志”壓縮為以詩歌吟詠自己私生活方面的悲愁，從而使詩歌的思想內容由原來的或嚴肅或悲壯變得悽美。
“古詩十九首”對“詩言志”的這種狹義化唯美處理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比如曹操吟詠人生短促的苦悶，陶潛吟詠官場功名的羈絆，李白吟詠人生離別的況味，孟郊吟詠人的生存的淒涼，李商隱吟詠世態炎涼的難料，不勝枚舉，而像“古詩十九首”中的離愁、明月、高樓、浮雲、牽牛星等等後來都成為詩歌創作中長期沿襲的母題或意象。
二、詩歌藝術的精緻化
中國古代詩歌的高峰是唐詩，宋元明清的詩歌創作即便有所開拓，也是在唐詩基礎上“別出心裁”的開拓。之所以說唐詩是古代詩歌的高峰，是因為唐詩在詩歌藝術上達到了唯美，也就是實現了詩歌藝術的精緻化，而這是從“古詩十九首”開始的。
首先，“古詩十九首”使句式上走向唯美。
“古詩十九首”之前的中國詩歌始終存在著句式散體化傾向，但總體上是逐漸從四言句式向五言句式過渡。
《詩經》中的作品以四言為主，但往往於四言中夾雜著其他句式，比如“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王風·黍離》）。楚辭從賦的敘事要求出發，四言不足以達到目的，於是把《詩經》的四言句式發展為不規矩的五言句式，比如“朝發軔於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將其暮”（《離騷》），如果把這些句子中的虛詞去掉，句子就是五言了，但是這些虛詞是詩人強化音樂性的手段，這是詩賦跟文章在形式上的重要區別。當然，楚辭在使用這種不規則的五言句式時還會夾雜著不規則的六言、七言乃至其他句式。漢樂府開始有意識的把楚辭的五言句式實詞化，出現了像“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江南》）這樣的五言詩，但是詩的語言太粗疏。
“古詩十九首”對楚辭的五言句式進行了精緻化處理，其方式主要有三個：
一是去掉楚辭中的虛詞，通過句子節拍的合理搭配來強化詩句的音樂感，詩人還把《詩經》中的疊詞用法引入以加強詩的音樂感。比如《迢迢牽牛星草》中的幾句：“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軋軋/弄/機杼。”四句詩清一色的五言句式，節拍搭配既做到了統一性，又為了避免呆板而出現規律性的變化，加之每句都以疊詞開頭，讀來抑揚頓挫。
二是避免同一個詞語在句中重複使用，詩句在表達詩意時力求兩句一組，規避漢樂府中的隨意性。比如“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青青河畔草》），四句詩中，每一個詞語都只出現一次，每兩句表達一個意思，前兩句描寫室外環境的優美，後兩句描寫室內女子的落寞。
三是開始嘗試使用對仗手法。對仗通過上下句詞語在詞義上的相對和語音上的相反，是把詩進一步與文拉開距離的手段，從而使詩歌繼續走向精緻化。對仗在《詩經》中是沒有的，楚辭在鋪敘過程中雖然時而有詞語相對的現象，卻並不追求語音的相反，“古詩十九首”則有意使用對仗。比如前文《迢迢牽牛星》中的那四句詩：平聲組合“迢迢”應對仄聲組合“皎皎”，平聲組合“纖纖”應對仄聲組合“軋軋”。
五言句式的唯美，即用詞的實詞化，節拍的規律化，詩句意群的規律化，以及對仗的嘗試都為南北朝時期文人五言詩的成熟奠定了基礎，而南朝永明體乃至隋唐五七言近體詩的出現和成熟也與“古詩十九首”的這種五言精緻化努力密不可分。
其次，“古詩十九首”使格調走向唯美。
詩的格調是否唯美，即是否優美、獨特或有意味，關鍵在於構思過程中能否把詞語提純成有意味的意象，把意象熔鑄成有意味的意境。在“古詩十九首”之前，《詩經》通過比的手法賦予詞彙以特別的意義，但是《詩經》過於重視敘事，詞彙的特別意義往往只起到開個頭的作用，《詩經》並不注重詞彙向意象的轉化，進而營造詩歌意境。楚辭常常把香草、夕暮、流水等熔鑄成別有意味的意象，但是詩人的目的只是為了直抒胸臆，而旨在讓讀者慢慢體味詩人情懷的意境構築並不是楚辭所長。而“古詩十九首”在提純詞語使之意象化，熔鑄意象使之意境化方面已經非常自覺了。
一是把口語提純成有意味的意象。《詩經》和楚辭都是通過比興手法賦予平凡的生活語詞以美的特質來表達情感，那樣的詞彙雖然來自口語，但是由於它們被詩人用藝術手法改造了，別說老百姓讀起來費解，就連許多大師都得琢磨多年。“古詩十九首”不然，它直接使用日常生活中的詞語就能準確表達作者的情感，於淺近的自然中散發雋永的意味。比如“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明月皎夜光》）中，“明月”、“促織”、“白露”、“野草”、“秋蟬”、“玄鳥”這些語言雖然是原汁原味的口語，但是由於經過了詩人的精心挑選，這些口語所形成的詩的意象不再具有詞語的本來意義而是別有一種哀傷的意味了。
二是把意象熔鑄成有意味的意境。意象如果不構築成意境，即便它們有意味，其一個個孤立的存在也會妨礙詩人感情的昇華。“古詩十九首”是從營造詩的意境的需要為出發點來選擇意象性詞語的。還如上文《明月皎夜光》中的幾句詩，這些意象組合在一起，營造了一個秋夜的環境。明月照著女子的窗子，牆根有蟋蟀叫個不停；而窗外呢，野草上粘著露珠，將死的秋蟬在聲嘶力竭的叫著。這種意境既有歲月流逝，人生老去的意味，又有閨婦與遊子雖共有一輪明月卻天各一方的意味，它們結合在一起準確表達了詩中的女子在歲月更迭中思念遊子的心情。
“古詩十九首”在提純意象性口語和以意象構築藝術意境方面的努力使五言詩在唯美的路子上繼續前進，這是唐詩能夠登上藝術高峰所不能缺少的藝術手段。
“古詩十九首”通過思想上使“詩言志”狹義化，藝術上使詩歌精緻化，詩歌由此呈現出唯美主義傾向。“古詩十九首”是通過走進《詩經》、楚辭和漢樂府然後再走出來的方式實現自己唯美的目的的。當然，“古詩十九首”在思想主題上還顯得過於單一，取材過於狹窄；其對仗手法不僅尚不嚴謹，而且還未普遍使用；由於其意象性詞語不夠豐富，其構築的意境尚不夠深邃。這些是“古詩十九首”把先秦兩漢詩歌發展到六朝隋唐詩歌時必然要帶有的過渡性烙印，這些缺點恰恰給六朝隋唐詩歌繼續走向完美指明瞭目標。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世紀初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從事文字工作，後辭職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學校，十餘年間一直身居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第一線，個人事蹟多年入選《江蘇教育年鑑》。2016年開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者。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文史哲諸領域。世紀初曾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專題徵文一等獎，2019年以來先後有五十餘篇論文獲得今日頭條“青雲計劃”獎。
【說明】正文插圖來自頭條免費圖庫（編輯：董堯、霜嬋、豐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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