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有兩條關於大公司的新聞在國外引發了不少關注。一條新聞是，蘋果公司對外宣佈，由於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將會下調2020年第一季度的銷售預期。
另一條新聞是《紐約時報》爆出，亞馬遜在過去幾周內一直在提升庫存和聯絡供應商，以應對疫情可能帶來的商品短缺。
一方面，亞馬遜已經要求一些關鍵產品的供應商把庫存量從2-3周提升到6-8周；另一方面，那些擔憂庫存不足的品牌，已經主動減少了在亞馬遜上的廣告投放。
這兩家企業之所以受到關注，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規模大，還因為這兩家公司被認為是全球供應鏈的風向標、晴雨表。他們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此次疫情對於全球經濟到底會有多大的影響。
不過，要說中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裡到底佔據什麼樣的位置，很少有人能說清楚這個問題。
因為全球供應鏈是一個盤根錯節、高度複雜，而且還不那麼透明的系統。大多數人都搞不懂它的內在佈局。這就像盲人摸象一樣，你能摸到尾巴，我能摸到腳趾頭，但是誰也不知道全貌。
正好，這段時間我在《經濟學人》雜誌和得到上的課程裡，看到一些分析框架。這些分析框架雖然也不是“全貌”，但卻可以幫我們更精準地理解，中國製造嵌入全球供應鏈裡的深度。
在下面的頭條文章中，我就來和你分享一下。
這兩年，我們經常聽到，因為中國人力成本越來越高，不少跨國公司都在把供應鏈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就拿蘋果來舉例吧。這幾年，蘋果的供應商紛紛在印度、巴西建廠投產，去年還有消息說蘋果的Airpods生產商要在越南擴建。
不過，去年路透社對蘋果的供應商做過一個量化分析。他們統計了過去5年蘋果公佈過的200多個主要供應商、750多個生產地點。結果發現，從2015年到2019年，蘋果跟中國製造業的結合其實一直都在深化。
2015年，蘋果44%的供應商工廠在中國，到了2019年上升到了47.6%。
這裡有一張路透社的圖表，你看一下就會有個直觀感受。
這張圖表統計了蘋果五家主要供應商的工廠地點。最左邊是2015年，最右邊是2019年，紅色是在中國的工廠，你可以看到紅色的面積一直在增長。
光是富士康一家，在中國的生產地點就在4年之內從19個增加到了29個。而另一家供應商和碩聯合，在中國的生產點從8個增加到了12個。
類似的，對於亞馬遜來說，對中國製造的依賴也是與日俱增。
去年，一家市場調研公司研究了亞馬遜網站上最火的10000個零售商，結果發現中國的零售商佔比達到了38%，兩年前，這個數字還是25%。
而且在一些歐洲國家，中國零售商的佔比還要更高。比如說在亞馬遜法國的市場，來自中國的頂級零售商能佔到47%，而西班牙市場這個比例就更高了，是52%，而且這些比例還在增長。
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我們一直聽說跨國公司想把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而且這話已經說了好幾年了，但結果卻是對中國的供應鏈越來越依賴呢？
在這裡要澄清一下，其實，供應鏈的確有從中國轉移出去的情況。但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低端產業。但是與此同時，一些更高端的產業在中國的根卻扎得更深了。
在去年，得到上的何帆老師做了一份中國經濟基本盤的調研報告，就專門分析了這個問題。
何帆老師的團隊是把中國的出口的產品，按照技術密集程度劃分了四類，分別進行了統計。
第一類產品是技術密集度最低的，也就是低端產品。何帆老師的團隊發現，在2000年的時候，這部分產品在中國出口當中的佔比曾經超過1/4，但是到2017年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了10%。
第二類產品是技術水平處於中下等的，這一類在中國出口中的佔比一直比較穩定，在1/4左右。
第三類產品是技術水平中上等的。何帆老師的團隊經過分析發現，這一類產品從2000年開始穩步提升，到了2015年趨於穩定，現在已經成了中國出口的主力，佔比達到了38%。也就是說，在中國出口的產品當中，技術水平中上等的產品超過了1/3。
第四類產品是技術密集度最高的高端產品，這一類的佔比跟前面第三類一樣，也是從2000年開始穩步提升，目前在中國出口中佔比1/4左右。何帆老師還指出，這個領域裡，中國的出口規模已經和美國、德國旗鼓相當了。
所以你看，在過去這二十年，全球供應鏈的趨勢是中國製造在低端產業裡佔比越來越少，但是在高端產業中的佔比越來越高。
這背後，一部分原因是中國自己的科技實力越來越強，但是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創新在過去這20年時間裡實現了“產業化”。
這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是全球創新產業化？這個理念，施展老師在他的課程《中國製造報告20講》裡專門闡述過，我來給你說說。
施展老師指出，在1980年美國推出了一個鼓勵小公司創新的《拜杜法案》，大量小公司做出了突破性的技術，然後被大公司購買過來，整合出新的產品。
在這個過程中，大公司創新的策略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轉變，那就是他們不再聚焦於發明新技術，而是開始看重怎麼能用新技術快速生產出產品。
這就催生出了一個新需求，叫做大規模外包——因為只有把產品生產外包出去，速度才能足夠快。
而中國恰恰成了這層需求的承接者。
中國是怎麼做到的呢？通過兩個步驟：
一個是分工，就是把生產流程被拆分得非常細，每個企業的生產都高度專業化，只生產被拆解出來的極為基礎的零件，但是能生產得特別快。
另一個步驟是，形成網絡。雖說一家企業只生產一種零部件，但是企業多了，就把各種零件各個環節都覆蓋了，最終這些零件能像拼樂高積木一樣被組合起來，形成千奇百怪的產品。
所以說，通過高度分工和龐大的網絡，中國供應鏈就滿足了大公司創新需要的兩個條件：效率和規模。最終形成的局面，就是全球創新的“產業化”。
用施展老師的話說，就是在美國創新，在中國生產，在全球銷售。
現在，回到我們前面那個問題，為什麼跨國公司沒能把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反而更依賴中國的供應鏈？
原因就是中國製造的規模和效率，換了其他國家，根本就承接不了。
還是拿蘋果來說吧，在富士康的鄭州工廠，一天可以生產50萬-60萬隻iPhone，平均一分鐘350只以上。而在中國全國，一個月的手機總產能是1.4億到1.8億隻。
這種規模和效率，是其他國家做不到的。
有了這樣的產能和效率之後，蘋果公司和供應商就可以做到只維持幾天的庫存，這樣能保持強大的自由現金流。這種策略在供應鏈管理當中，被稱為Lean Inventory Management，精益庫存管理。
好，小結一下。前面我們講了，中國製造憑藉無可比擬的規模和效率，在過去20年中，越來越深地嵌入到全球創新產業當中。不過，在當前這個特殊時期，這些優勢恰恰也成了不能忽略的擾動因素。
《經濟學人》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新冠肺炎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可能會超出很多人的預期。原因有三個：
- 第一， 相比起2003年非典暴發的時候，今天全球大型企業跟中國供應鏈的相互依賴不是一個量級的。在2003年，中國經濟貢獻了全球GDP的4%，今天，這個數字是16%。
- 第二，全球供應鏈的發展，讓很多跨國企業都採取了和蘋果類似的策略：為了節省成本，只維持幾周的庫存，並且供應商相對集中。
下面這個四象限表格，你可以看一看：
左下角是高風險產業，特徵是庫存量在兩週到三週左右，並且可替代的供應商數量少，高科技企業就屬於這一類。
左上角和右下角屬於中風險產業，要麼是供應商比較多元化但是庫存少，比如說零售和服裝行業，要麼是供應商集中但是庫存量大，比如說汽車行業。 這些行業雖然不屬於高風險，但是面臨的挑戰也不小。
第三，還有一些具體的產業由於集中在疫情重災區，因此會受到較大的衝擊。其中格外值得注意的是通信產業。
你知道，武漢有“光谷”之稱，全球大約1／4的光纜纜線和設備都是在那裡生產的，而這些又是5G基站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武漢地區還有全球製造智能手機閃存設備最先進的工廠。因此，5G智能手機的製造生產，在短期內可能要放緩了。
基於這些原因，供應鏈專家給企業的建議是“抱著最大的希望，但是做最壞的打算”。比如，企業應該成立專門的緊急管理中心、詳細盤點供應商和庫存、尋找可能的替代供應商，以及應該給自己的客戶排一排優先級，考慮一下發生供應短缺的情況，哪些客戶要優先供應。
好，總結一下。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們一起分析了中國製造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參與度。
中國製造不可替代的規模和效率，讓它成為了全球高科技產業和創新生態中重要的一環。但是，也正因為同樣的原因，在特殊時期，我們格外需要關注疫情對於科技產業的影響。
如果你自己就是科技產業的從業者，那麼我歡迎你在留言裡跟我們分享，此次疫情給你的行業帶來的變化，以及你們的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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