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917》剛一問世，立刻引起全球好評。導演薩姆·門德斯（Sam Mendes）用擅長的講故事模式，再加上攝影指導羅傑·迪金斯（Roger Deakins）熟稔的一鏡到底的技術，二人珠聯璧合，製作了一部堪稱驚豔的影片，然而，《1917》最終卻在角逐奧斯卡最佳影片時敗下陣來，只獲得了最佳攝影等獎項，這個結果其實沒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畢竟《1917》是一部優缺點分明的電影：攝影傑出，但故事平庸。
薩姆·門德斯的想法
《1917》的出現，源於薩姆·門德斯祖父講述的一戰佚事，為了將爺爺的故事原封不動地搬上熒幕，他沒有選擇傳統戰爭片的模式，放棄了刻畫複雜人物的戲劇化手法，而是採用長鏡頭來再現戰場上士兵完成任務的過程，模擬殘酷戰爭的真實感。
從某個角度來說，門德斯的想法十分符合所謂的戰爭故事的套路，克里斯托弗·諾蘭在3年前推出的《敦刻爾克》，也採用了相同的作法，他們二者都以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小人物為主角，實事求是地說，除了大名鼎鼎的將軍們，參戰的幾千萬士兵才是左右戰爭的關鍵，沒人知道他們的背景與身世，但卻會為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而感動。
《1917》的故事很簡單：由於通信不暢，兩個英國士兵奉命穿越英、德戰區，警告即將發動進攻的英國軍隊前方有危險，讓他們按兵不動，以免中了德軍的埋伏。在報信過程中，一名士兵陣亡，而另一個士兵成了無名英雄。
傳統戰爭片，無論主角是歷史名將還是杜撰的小人物，導演都會通過心理描寫、人格設計來展現“個人”在戰場上的心理變化。但《1917》和《敦刻爾克》則反其道而行之，選擇用沒有個性、沒有心理波動的一般士兵，展現他們在戰場上因為情勢所迫，不斷做出各種各樣的選擇，這種做法是一種討巧的表現方式，但也存在隱患。薩姆·門德斯的想法，是想通過攝影技巧，彌補故事的扁平，這種嘗試值得稱讚。
傑出的攝影
《1917》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薩姆·門德斯跟攝影指導羅傑·迪金斯選擇用長鏡頭來敘事，這創下了影史記錄。除了在電影剛問世的原始環境下，不會有人刻意去挑戰拍攝全景戰場畫面，雖然這麼做並非技術達不到，而是會浪費大量精力，且表現效果不佳。比如極度追求畫面感的黑澤明，就不會嘗試一鏡到底，因為這會阻礙他表現“繪畫式”的場景調度風格，但擅長舞臺劇的薩姆·門德斯卻將一鏡到底視為最好的表現方式。
《敦刻爾克》作為與《1917》類似的電影，雖然以4名士兵的視角轉換為主，豐富了影片內容，但由於切換過於頻繁，且刻意減少人物情境的描述，不但使得4名角色喪失了魅力，同時對撤退這件事著墨過多，少了一種英雄氣概。戰爭場面固然可圈可點，但缺失了激勵人心的作用。《1917》用一鏡到底的手法，完全再現了兩個士兵的冒險過程，無形中增加了二人的真實性，同時產生了一種史詩般的英雄感。
簡單來說，一鏡到底的拍攝，近乎於舞臺劇。因為演員與場景調度，都必須在一個足夠長的場景中把所有的戲劇衝突表現完畢。電影跟戲劇最大的差異在於剪輯，剪輯正是電影導演最能體現個人水平的地方，不管是敘事節奏、場景調度，還是意識灌輸，都可以透過畫面的剪輯，來展現導演的想法。
如果電影都選擇用一鏡到底的方式拍攝，那麼就只能表現演員演技、場景調度、美術、攝影等不涉及“核心競爭力”的導演技術，大部分導演都會拒絕，原因很簡單：首先，電影會失去藝術性，變成生活的記錄。其次，導演個人的美學風格無法通過電影呈現。
斯坦利·庫布里克拍攝的《全金屬外殼》，幾乎是戰爭片的巔峰和模板，片中就不乏長鏡頭出現，例如，用一個橫移的長鏡頭掃過美軍軍營，讓觀眾明白美軍在戰場上的後勤優勢，再比如片尾一名越南少女狙擊手，當槍匹馬阻止大量美軍，展示了越戰的殘酷本質。庫布里克的長鏡頭不多，但足夠經典，後來很多導演試圖模仿庫布里克的拍攝方法，卻總不得要領，不僅失去新意，還落下了東施效顰的惡評。究其原因，在於拍攝長鏡頭本身特別考驗導演水平。
只要開拍，一個長鏡頭中的場景調度就不可能臨時改變，所以只能以舞臺劇的編導方式，讓演員在一個場景中完成所有演出，如果一個動作或吐字失誤，就得重新拍攝。舞臺劇是實時演出無法再來，電影卻可以不斷重拍，擅長舞臺劇的薩姆·門德斯發揮自己的特長，在拍攝《1917》時，展現了極高超的導演水平。
從開場兩名士兵接到命令，得知傳令的任務，到片尾僅存的士兵如何穿過前線備戰群眾，一直到將軍營帳傳達指令，在此過程中穿越人群、躲避炮火、人機互動，全都表現得十分精準，看起來就像生動的舞臺劇一樣，所有觀眾跟著主角的視角移動，完全進入角色，成為了電影中的一部分。
可以說，薩姆·門德斯用傑出的導演技巧，彌合了一鏡到底拍攝方法的缺陷，完美地展現了真實的戰爭場景，再加上羅傑·迪金斯老練的拍攝手法，使得《1917》在畫面表現力上呈現出睥睨同輩的質量，這也是《1917》最突出的一個優點，然而，傑出的攝影，還是無法彌補整個故事的平庸。
平庸的故事
《1917》的畫面無可挑剔，完全做到了描述“戰場是什麼樣子”的任務，讓觀眾直接去感受士兵的經歷。不過，這也決定了《1917》跟其他戰爭電影的不同，其他電影可以深化人物性格與情境，但是一鏡到底無法做到，之所以存在差別，不是薩姆·門德斯力有不逮，沒法把人物形象複雜化，而是他無法出手“講故事”，因為一鏡到底的形式，決定了他不能干預主角。作為導演，他不能用蒙太奇和剪輯來表現主角的內心和背景，
他不用表現為何男主角隨便用獎章換葡萄酒的心路歷程，也不用指明他為何不想回家，為何逃避家庭。這些東西，在一鏡到底的模式中，只能靠觀眾自己去想象，導演不會用鏡頭語言來揭開謎底。
從開場兩名士兵穿越壕溝，到黑夜的大火中，男主角衝過德軍的守備區，再到男主角終於穿過樹林，被即將出徵的士兵歌唱所吸引而停下腳步，以及最經典的一幕：男主角離開壕溝，以正面視角橫跨衝鋒陷陣的英軍士兵。這些畫面的場景調度跟攝影視角堪稱教科書般經典，將《1917》的電影美學提升了一個高度，然而，觀眾在畫面帶來的衝擊力刺激消退後，總有一種空洞的感覺，究其原因，源於《1917》在人性、主體意識，以及故事表現上，統統過於平庸。
薩姆·門德斯用幾乎完美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故事，然而故事本身過於平庸。這並不是說這個戰爭故事不夠感人，相反，它具備偉大故事的核心——真實，但缺少了故事的靈魂——價值觀。
觀眾們跟著兩位英軍士兵一路冒險，似乎看到了戰爭的一切縮影，然而，我們不知道他們為何而戰，也不知道他們有哪些想法，或者有什麼訴求，電影結束後，除了驚歎於“真實性”，我們沒有受到任何啟發，不明白主角經受了什麼人性考驗，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影響深遠的選擇，更不清楚他們精神上的變化，這不符合電影應該具有人文主義的價值。
薩姆·門德斯跟斯坦利·庫布里克的遭遇差不多，後者以美學與技術為導演的追求目標，所以除了最佳視覺效果獎外，從未拿過其他奧斯卡獎項，他們無法贏得最佳影片的原因如出一轍：沒有好好地說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
《1917》給人的震撼，主要是在一鏡到底的技術造成的感官衝擊與畫面美學上，這超越了觀眾看電影想要“感同身受的刺激”的預期，但也是由於一鏡到底技術，導演無法把故事的價值觀嵌入電影之中，造成了顯而易見的缺陷。總的來說，《1917》優缺點分明，薩姆·門德斯用傑出的攝影技術，拍攝了一個平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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