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劇鄉巴佬
喬家的家產是當時清朝年收入的大概一半，換算到現在中國年收入在10萬億左右不是GDP總量，一半大概是5萬億，那是相當有錢了
努力活過一萬年
雖然喬致庸屬於晉商翹楚，但談不上世界級富豪。
喬家鼎盛時期的總資產接近3000萬兩白銀，當時清朝年收入不過7000萬兩白銀，由此可見喬家的財富。但論世界級富豪，想必喬致庸算不上是代表，比如伍秉鑑。
2001年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刊登了一個《縱橫一千年》的專輯，統計出了上幾個世紀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其中，有六位華人入選，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和宋子文。
這六人中，唯獨一人的身份與眾不同：他就是晚清富商伍秉鑑，被稱為“中國首位世界首富”，據統計，他的財富相當於晚清王朝半年的財政收入；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他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保險等業務，許多美國富豪的發家都與他有著千絲萬縷的金錢聯繫，他是西方人口中的“天下第一大富翁”。
超前的經商理念，獨到的形象宣傳，使伍秉鑑的企業一度成為世界級的跨國財團。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作為封建王朝沒落時期的商人，他的悲劇命運註定是時代的產物。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他捐資救國卻無法擺脫“漢奸”的世俗禁錮，與陷入清王朝“敲詐”的經濟困境，最終鬱鬱寡歡身死家敗。今天，讓我們褪去歷史的塵埃，再看“中國首任世界富豪”的悲喜人生。
天子南庫，伍家首富。
封建王朝講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即使伍秉鑑富可敵國，仍舊是封建王朝的私有財產。儘管他擁有高超的經商手段，但在朝廷看來，這無非是“屈身拾起金蘋果”的舉動。這裡的金蘋果就是被譽為“天子南庫”的廣州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是清朝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又叫“洋行”或“洋貨行”，名為十三，實則並無定數。起初，類似廣州十三行的機構全國共有四家，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乾隆的“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廣州十三行由此壟斷清朝的海上貿易，成為暴富群體。
廣州十三行的富有在當時有詩為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而十三行中最聞名遐邇的莫過於怡和行，怡和行的揚名天下與它的主人息息相關，他就是伍秉鑑。
怡和行創辦人是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他早先曾在廣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賬房，後來接受粵海關的委任，1783年成立怡和行，併為自己起了一個商名叫“浩官”，該商名一直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一個響亮的名字。
如果說伍國瑩開啟了怡和行的新紀元，那麼伍秉鑑則開創了廣州十三行的新時代。1801年伍秉鑑接手怡和行，伍家的事業開始快速崛起，後來成為廣州行商的總商。
他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產業，而且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得益於伍秉鑑在貨物中都會放上自己的肖像畫，雖然他一生沒有離開過生活的廣州，但他的肖像卻隨著貨物走到美洲、英國以及印度，成為重要的商業標識。
伍秉鑑大膽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行鐵路投資、證券交易並涉足保險業務等領域。他曾與美國人福布斯合作投資興建了美國密歇根中央鐵路和密蘇里河鐵路等重要鐵路幹線，從中收益巨大；長期投資福布斯在中國成立的旗昌洋行，到光緒十七年旗昌洋行破產前，伍家先後投資100萬美元，每年的利息所得超過4萬美元，成為伍秉鑑留給子孫的豐厚遺產。同時他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和銀行家。
1834年以前，伍家與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貿易額都達數百萬銀元。與此同時，伍秉鑑的財富累積到2600萬銀元（當時美國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萬），按照國際銀價換算，這個數目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因他在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伍秉鑑成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美國教父，中國善人。
約翰·默裡·福布斯，美國昔日的鐵路大王，17歲時來到怡和行做學徒，因天資聰慧被伍秉鑑收為義子。當他25歲準備回美國時，伍秉鑑給他50萬墨西哥銀元用作投資，福布斯用這錢在美國投資修建鐵路，逐漸成為橫跨北美大陸的泛美鐵路的最大承建商。
同時，伍秉鑑還大力扶持福布斯入股的旗昌洋行，這是19世紀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最大的代理商行，後成為美國對華貿易的最大商行。雖然旗昌洋行後來破產了，但它的發展與壯大遠遠離不開伍秉鑑的幫助，美國人把伍秉鑑稱為“教父”。
約翰·雅各布·阿斯特，歷史上美國排位第4富有的人，曾向伍秉鑑借款7.2萬兩白銀做茶葉生意，結果運送茶葉的貨船毀於太平洋的風暴中，當他因無力償還貨款向伍秉鑑請罪時，伍秉鑑卻拿出借據，撕得粉碎說，“你只是運氣不好，卻不是一個不誠實的人，你可以重新開始了。”
阿斯特雙膝跪下給伍秉鑑磕了一個頭，用這樣的禮節來表示對這位中國商人的敬重，而伍秉鑑的行為也讓他的豪爽名聲在美國膾炙人口達半個世紀之久。後來阿斯特常說，“華盛頓給了我一個國家，而伍秉鑑給了我全部人生。”
伍秉鑑除了在美國享有慷概大方的名聲，在中國也是急公好義。嘉慶年間，伍秉鑑捐金數千，在洋行會館設立種痘局，救活嬰兒甚眾。道光初年，伍秉鑑捐銀十萬兩，修築南海、順德兩縣桑園圍石堤，這是珠江三角洲一項大型水利工程。後應美國傳教士伯駕之邀，在廣州創辦眼科醫院，免費治好許多中國人的眼疾，其中就包括林則徐。
當時，許多小的商行因政府不斷逼迫，最終走上向洋人借款的境地，然而洋人借貸利息高，導致小商行大多倒閉，欠款也落到了十三行的頭上。伍秉鑑放貸200萬銀元，資助瀕臨破產的其他行商度過難關，他還幫助那些因經營不善而觸犯國法被流放的商人。
未有香港，先有怡和。
提到香港的早期發展，則不得不說英國人創辦的怡和洋行。這裡的怡和洋行是1832年由英國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馬地臣，借用伍秉鑑“怡和行”的老字號在廣州創辦的。鴉片戰爭後遷往香港，成為遠東最大的財閥，洋行對香港早期的發展舉足輕重，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稱。
怡和洋行創辦人之一的威廉·渣甸，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他成功說服了英國國會對清朝發動戰爭，並制定詳細的戰爭計劃、戰略地圖、戰爭策略、保障和政治需要，甚至軍隊和軍艦的補給，這個計劃稱為“渣甸計劃”，其主要目的是把香港作為貿易據點。
如今，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相當活躍，仍是香港僅次於政府的最大僱主。屬下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華東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車。投資的業務包括有：建築、地產、航運、零售、投資銀行、酒店、保險等等，員工總數超過十萬。
香港的一些地標也仍以怡和洋行及其創辦人命名：如渣甸山、怡和街、渣甸街、渣甸坊、勿地臣街、怡和大廈和怡和午炮。
捐資救國，身死家敗。
從史料上看，怡和行向來做的是正經生意，茶葉貿易是其最主要的業務。但是，一些伍家擔保的外國商人為了牟取暴利，往往夾帶鴉片。一方是朝廷官府，另一方是多年來貿易往來的生意夥伴，兩邊都得罪不起，伍秉鑑只得向清政府獻出鉅額的財富以求短暫的安寧。
鴉片戰爭爆發前期，伍秉鑑曾試圖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鴉片問題，卻未果。戰爭爆發後，伍秉鑑和其他行商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製作大炮。縱然如此，清政府仍全線潰敗。
1841年5月，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廣州城下，清軍無力亦無心抵抗，於是讓行商前往調停，最終《廣州和約》簽訂，協議中英軍提出600萬賠款。這600萬鉅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鑑所出最多，計110萬元。
遺憾的是，這次“贖城之舉”沒有給伍秉鑑帶來榮譽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議。從戰爭伊始，這些行商就被國人塗上了“漢奸”的陰影。同時，英軍在得到600萬賠償後，撕毀和約擴大戰爭，直到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南京條約》的簽訂，在戰敗賠款中，伍家被勒繳100萬元。
1843年，伍秉鑑在心灰意冷中病逝。有歷史學家統計，1801年至1843年，怡和行僅送禮、捐輸和報效的銀錢達1600萬兩。伍秉鑑死後，曾經富甲天下的廣州十三行開始逐漸沒落，許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紛紛破產。更致命的是，隨著五口通商的實行，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權也隨之結束。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又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降臨到十三行街，終於使這些具有100多年曆史的商館徹底化為灰燼。而伍家的命運也如同廣州十三行的衰敗一樣，隨著伍秉鑑的去世逐漸走向沒落。
伍家的後人去哪兒了？根據伍家後人伍凌立描述：“伍氏後人有的轉向仕途、文人墨客、藝術人生；有的轉向學習洋技科學，崇尚科技強國；有的面對外國列強侵略戰爭，走向投筆從戎的道路，從軍救國；而有的則過著寄生性的生活，揮霍無度，幾代人未乾過工作，結果，終因喪失生存能力，靠變賣財產渡日；更有甚者，好逸惡勞，瞞天過海，欺詐、政治投機，缺德敗家。”
很可惜，中國難有百年的家族企業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多半是封建王權所導致的。伍秉鑑在晚年時，曾寫信給在馬薩諸塞州的美國友人J·P·Cushing說，若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通篇愴然難禁之情。
五味社
作為中國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築群之一，喬家大院想必很多人都耳熟能詳，它共分為6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313間房屋，建築面積4175平方米，被稱為是“清代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據說，當年喬致庸修建這座喬家大院，共計耗費近200萬兩白銀，按照糧食的購買力來算，當時一兩銀子所買的糧食量數，與我們現在人民幣450元錢所買的糧食量數大制相同，億此來換算的話，當時的200萬兩白銀，也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9億人民幣。
當然，這只是喬致庸不動產中的房產而已，當時他們喬家在在中國各地都有票號、當鋪、錢莊以及糧店，合計約200多家，這些資產的價值加起來，差不多有近1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我們現在的45億人民幣。
另外，喬致庸是一個非常重視現金流的商人，再加上他們主要以票號和當鋪生意為主，自然更加重視現金流，所以喬家基本常年都存有大量的現金在府上。
據統計，在喬致庸最鼎盛時期，喬家的現金資產高達到2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我們現在的90億人民幣。 這樣粗略算下來的話，在喬致庸最鼎盛的時候，他的全部資產加起來差不多約3200萬兩白銀，摺合我們現在的人民幣約144億。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的富豪榜排名，這個財富差不多可排在120名左右，似乎算不上超級有錢。
但問題是，如果考慮到以當時社會生產力所能創造出來的財富來算，喬致庸的這個身價，可就不得了。
當時，清政府每年稅收大約為1億兩白銀，相當於現在的450億人民幣。這樣算來，喬家的財產相當於清政府一年收入的32%。
現在，我們國家最近幾年的年財政收入都保持在10萬億人民幣左右，而我們現如今的第一首富的全部資產加起來，也不過2500億人民幣，只佔我們國家一年收入的2.5%。
從這層意義上說，喬致庸在清朝的時期所擁有的財富，實際應該相當於我們現在的3.2萬億人民幣，也就相當於將中國富豪榜前300名的財富加起來之和。由此可見喬家之富裕，也難怪喬致庸被當時的人們譽為“亮財主”。
另外，還可以給大家做個對比，在同一時期，清朝組建的七萬北洋新軍，其福利待遇算是所有軍隊中最好的，他們當時還裝備有數百門克虜伯大炮，數百挺馬克沁機槍和數萬杆各式槍械。
這些武器每年的維護保養、添置更新費，再加上這七萬北洋軍人的工資，其每年的耗費也不過600萬兩，約為喬家財富的五分之一。
所以，當時的喬致庸，絕對是清朝最頂尖的富豪之一。至於他在全世界富豪中的水平？我們可以來做個簡單對比：當時全世界公認的第一富豪，就是那位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億萬富翁的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在1870年創立了標準石油公司，高峰時期曾經壟斷了美國90%的石油市場。他的財富在1914年達到巔峰，約為9億美元，而當年美國的財政收入只為7.2億美元，也就是說，洛克菲勒的財富比美國一年的財政收入還高，比喬致庸家族還誇張！
另外，當時的9億美元，大約值14億兩白銀，也就是說洛克菲勒的財富是喬致庸的46倍。相當於我們現在世界第一首富傑夫·貝佐斯（亞馬遜創始人）與潘石屹、張欣夫婦之間的差距。
從這層意義上說，喬致庸的財富與世界頂級富豪相比還是有點差距。當然，這主要是因為國家經濟實力之間的差距造成的。
我是趙帥鍋
山西人喬致庸，出生於18 18年，他有幸成為喬家第4位大當家，作為在我國曆史上有名的晉商代表，家境殷實的他，在享受別人享受不了的榮華富貴的同時，這一生也註定坎坷不平。
喬致庸作為喬家生意轉危為安的關鍵棄文經商，說起他的經商能力，最直接的衡量尺度就是喬致庸時期，他為喬家直接創造了多少財富和利潤？![]()
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當時全國共有喬家的錢莊、票號、當鋪和糧店200多家，何況是那個在那個國力不濟的大清朝，資產預估千萬兩白銀。
喬致庸為何如此的優秀，不僅能夠讓喬家轉危為安，而且讓喬家的資產再創新高，甚至在當時世界上都很有排面。
能讓喬家擁有在世界財富上面排行的身份，這裡就不得不提當時的喬致庸為喬家做了什麼？
出生於商人世家的喬致庸，除了接受優秀的學校教育，還深受其家庭經商的影響，慶幸他生在了這樣的一個家庭，但是上天卻偏偏讓他自幼失去父母，最終由他的兄長喬致廣拉扯他長大。
也可能上天為了降大任於他，專門來考驗他，兄長也在他少年時期病逝，這一系列的遭遇讓下決心要改變家族命運。
喬致庸掌管喬家生意期間，喬家生意蒸蒸日上，很快就成為了當時富甲一方的富豪。要說當時的喬致庸有多厲害，不光他本人被稱為“亮財主”。
就在他下屬的復字號也有“雄包頭”的美稱，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影響之大，涉及範圍之廣，足以用遍佈全國商界要地來形容。
作為喬家大院的修建者本人，喬致庸一改“不治家宅”老傳統。
從1862年開始，就在他此前居住的家院附近，開始大肆購買地皮、木材，為了修建豪華的喬家大院下足了功夫，這一偉大的功績也是他晚年被人稱頌的典型事件。
流傳至今的喬家大院，也已經成為當地知名的旅遊景點，由於其具有濃厚的山西建築特色，極具觀賞性和歷史研究意義。喬家到底有多有錢，看看喬家大院，你就能估摸個差不多。
喬致庸一生共娶6個妻子，也算是典型的名門大戶，6位妻子分別為他生育6個兒子，到了孫子輩高達11個之多。
為人謙和的他做生意也講究以誠信為本，除了有極高的經商天賦，他也有體恤民情的愛民之心，在那個天災不斷的年代，喬致庸不止一次打開糧倉救濟災民。
喬致庸不僅自己會賺錢，他更懂得利用人心打造賺錢機器。
曾經糧店裡的一個小掌櫃，硬生生被他打造成了賺錢魔王，當時大德通票號的高鈺，也悉數為喬家賺取幾十萬兩白銀。
當時可以說壟斷包頭市場，花錢資助學堂，更讓他贏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社會化營銷手段被他用到極致。
當時李鴻章急需軍費，拜訪山西富商喬致庸，當時見到喬致庸都尊敬的稱他一聲：亮大哥。出手闊綽的喬致庸在李鴻章臨走前，順手就給劃了10萬兩白銀。
喬家既會賺錢更會花錢，錯綜複雜的收支結構，再加上甚是穩定的現金流，每年分紅收益更是不計其數，稱他為中國的喬布斯也不為過。
雖然當時在清政府的管轄之下，但是他的財務狀況明顯要優於清政府，並不是說他有多麼會壓榨剝削，而是作為經商的金融世家，對經濟和金融的把握掌控程度。
在當時那個時代，有其獨特的歷史意義和地位，說不上不富可敵國，但是稱之為富豪確實綽綽有餘的，在世界上也能排得上號。
大國布衣
喬家只是晉商之中的翹楚，而整個晉商體系更是龐大到牽一髮而動全國，各晉商血肉相連，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喬家的當鋪、糧店、商鋪和票號遍佈全國，多達200多處，但是隨著清朝的沒落，這個和清朝連根的商業帝國最終還是隕滅在歷史之中。喬致庸對喬家財產積累的貢獻是巨大的，從他接手喬家到他去世之前，喬家的產業在他手上翻了200倍。喬致庸可以算是半個紅頂商人了，朝廷國庫沒錢了，慈禧都要去找喬致庸借點錢。喬家到底有多少錢，固定自產千萬兩白銀，流動資金只能大致估算在700-1000萬兩白銀，最後還有不可估價的不動產、票號、門面。當時的美國學者曾經談及太谷，說這裡是中國的華爾街。
在喬致庸當家之後，他通過各種手段大力發展起了自己的家族產業。他在發展商業的時候，是非常講究原則的，他當時把各種儒學融入了商業中，在既賺錢的時候，保留下了自己做人的底線，將自己與尋常的奸商劃分了一個檔次。在喬致庸時期，喬家的產業囊括了各種各樣的行當，當時家產一度達到了數千萬兩之多。而喬家大院就是在他那個時期建造出來的。
喬致庸有這樣的家底子，在世界上肯定能稱得上富豪了。看看喬家大院，大院一共有313個房間，而且據說喬致庸在修房子的時候，每一塊磚下面都要放一枚銅錢的，這樣的房子在當時到底值多少錢？當時世界上除了最高統治者和他們手下的高官王親，有多少商人能造得出這樣規模的大宅呢？
他在當時的清朝有錢，但喬致庸在世界不算是頂尖，但也排名靠前。雖然當時的清朝與列強有差距。就拿清末GDP來說，當時大清為十幾億，而英國的已上百億美元，美國的更是高達300億。據粗略計算，喬致庸的流動資金大概在1000萬兩左右。而當時經過了洋務運動的大清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大約2億兩左右，這喬致庸一個人的流動資產就有經過改革後整個大清一年財政的二十分之一。
而如果我們要說到喬致庸時期的喬家在世界上屬不屬於富豪的話，我們就得先了解一下當時世界上的富豪狀況。 喬致庸是1818年出生、1907年去世的，而與他同時期的恰好也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大富豪。 這個人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代創始人約翰.洛克菲勒，此人是1839年出生、1937年去世的，雖然他們二人的年齡相差了十幾、二十歲，但是在年代上卻是相同的。 洛克菲勒是美國著名的石油大亨，他通過自己在石油領域的翻風攪雨成為了美國當時最有錢的人，也是美國當時唯一超過億萬資產的富豪，在當時世界上除了一些君主級的人物之外，世界上就數他最有錢。 洛克菲勒雖然被人稱為億萬富豪，但是他的資產卻並不只侷限於一個億，他當時所積攢下的資產是即將接近十個億的，遠遠超過了其他連一個億都沒有達到的富豪們。
喬致庸還投了大量的錢在賑災與軍費之上。特別是軍費，左宗棠安定西北和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的很大一部分軍費就是出自喬致庸之手。左宗棠對喬致庸也是相當感激，曾親切的直稱其為“亮大哥”。做商人能做到讓左宗棠稱其為大哥的地步，不可謂不成功啊！
大老二爺
祁縣喬家，山西晉商八大家之一，發跡於乾隆年間。
喬家始祖喬貴發，早年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窮困戶。乾隆初年，因生活所迫，他與一位姓秦的結拜為兄弟，然後一起遠走內蒙古，在這期間他先是在一個吳姓的當鋪當了夥計。十餘年後，在稍微有點積蓄後，喬貴發就在包頭西腦包開了一個草料輸，開始經營豆腐、豆芽、燒餅、切面以及零星雜貨。
1755年，清朝各地農業豐收，糧價低落，此時喬貴發敏銳的意識到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機，於是他開始用低價大量買進黃豆，最初他是準備用這些黃豆拿來做豆腐的，但是沒曾想，過不了多久，黃豆價格猛漲數十倍，喬貴發將這些黃豆高價賣出後，身價那是猛增。不久他利用這筆錢就開起了一個叫“廣盛公”的商號，後改“復盛公”。
而後隨著包頭的快速發展，復盛公的商業版圖也越來越大，衍生出了復盛西、復盛全、復盛油房、復盛菜園、復盛西店（客棧）、復盛西面店等等19個門面，經營項目上到票號、店鋪，下到糧食、布匹，那是無所不統，無所不攬。復盛公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當時坊間百姓都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
之後傳到第二代、第三代時，喬家商號已經發展到了呼和浩特的大城歸化，在這裡喬家開設了通和店、大德店、德興店、德興長等糧店，大廣順恆、晉泉源、德中庸等錢莊，通順店等皮毛、百貨，大德通、大德恆等票號。
而在這些商號中以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發展的最好，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大德恆票號資本10萬兩。這二個票號鼎盛時期在全國各地擁有20多個分號，當時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票號。
此後，喬家在喬致庸時代走向了鼎盛時期，在他的不斷努力下，喬家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遍佈北京、太原、太谷、祁縣、西安、蘭州、南京、上海、杭州、漢口、廣州、瀋陽、哈爾濱、張家口等地，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
在喬致庸時代，喬家的財富名列山西省前列，在清朝也已實數頂尖的，畢竟清末首富盛宣懷他的總資產也就是數千萬兩白銀。但是如果放在全世界來說的話，喬家的財富不算頂尖的，但至少也是前100的。要知道清末清朝一年的GDP大概就只有數十億美元，而英國的已上百億美元，美國更是高達三百億美元，如此喬家的財富在全球來說，的確是算不上頂尖的。當然如果要問喬家在當時的世界算不算富豪的話，那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是富豪。
不過正所謂盛極而衰，喬家在喬致庸時期達到了鼎盛，但至喬致庸之後也走向了衰落。1905年隨著清朝設立戶部銀行，開始整頓幣制，推行紙幣時，喬家賴以生存的票號開始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喬氏票號業務開始被官辦銀行所奪走，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於是喬家又不得不將票號改組為錢莊。此後隨著清朝的滅亡，依附清朝的喬氏商業更是大受打擊，損失慘重。
1926年，馮玉祥在奉、直軍聯合進攻下被迫通電下野，其軍隊也被迫北撤，而此時馮軍撤退所用的餉糧皆由包頭商號墊支，作為包頭商號的龍頭喬氏商號更是攤派極重，喬氏復字號因此損失糧食500萬石，現洋150萬元，元氣大傷。1937年，隨著包頭被日軍侵佔，喬氏商號皆被日軍收沒，自此喬氏再無復興的機會，只能是靜靜地等待著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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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致庸家族是典型的晉商，喬致庸是喬家第四代傳人，連續幾代人經營有方，讓喬家到喬致庸時期成為當時富甲一方的土豪。到了喬致庸時期，喬氏家族共有店鋪、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家，業務涉及全國，據說總資產有數千萬兩白銀。
在喬致庸時期，清政府每年的稅收大約為1億兩白銀。假如喬家當時的財產價值3000萬兩，那麼相當於清政府一年收入的30%。在同一時期，清朝組建了著名的北洋新軍。這支軍隊人數大約7萬，裝備了數百門克虜伯大炮，數百挺馬克沁機槍和數萬杆各式槍械，這些武器每年的維護保養、添置更新都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洛克菲勒是美國著名的石油大亨，他通過自己在石油領域的翻風攪雨成為了美國當時最有錢的人，也是美國當時唯一超過億萬資產的富豪，在當時世界上除了一些君主級的人物之外，世界上就數他最有錢。
洛克菲勒雖然被人稱為億萬富豪，但是他的資產卻並不只侷限於一個億，他當時所積攢下的資產是即將接近十個億的，遠遠超過了其他連一個億都沒有達到的富豪們。
喬家只是晉商之中的翹楚，而整個晉商體系更是龐大到牽一髮而動全國，各晉商血肉相連，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喬家的當鋪、糧店、商鋪和票號遍佈全國，多達200多處，但是隨著清朝的沒落，這個和清朝連根的商業帝國最終還是隕滅在歷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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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致庸生於1818年卒於1907年，他接手喬家的產業之後，不斷擴大產業規模，涉足的領域越來越多，最後使喬家的財產增長了200倍。
單是修建喬家大院，就耗資200萬兩白銀，這座被稱為“清代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的喬家大莊園共分為6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313間房屋，建築面積4175平方米，傳說當年修建這座豪宅的時候，每一塊磚下面都壓了一枚銅錢，可見喬家的財富。
喬致庸這麼有錢肯定少不了和清政府打交道，連慈禧太后沒錢了都向喬家借銀子，1900年慈禧太后逃跑，借了喬致庸40萬兩白銀，最後一分沒有討還。左宗棠平定西北的餉銀和李鴻章組建北洋水師的費用，很多都來自喬家。
鼎盛時期，喬家的產業遍佈中國，當時在全國共有喬家的錢莊、票號、當鋪和糧店200多家，資產預估千萬兩白銀，喬家的票號就相當於現在的銀行，這是需要巨大財力才能開辦的，但是喬家的票號的運作已經有了現代銀行業的雛形了，客戶把銀子存入甲地的票號，會得到一張票號開具的類似存款單的憑證，帶著這張憑證客戶可以在異地去取銀子。這已經比較先進了。
與喬致庸同時代的盛宣懷也是個大資本家，他生於1844年，比喬致庸年輕26歲，卒於1916年，比喬致庸晚去世9年，基本上可以算是同時代的人。盛宣懷憑著李鴻章的支持，一邊當官，一邊做生意，從輪船招商局，到鐵路建設到郵政建設，還有小火輪公司，還有進出口貿易。
盛宣懷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在積累財富的同時他還不斷升官，最後官拜清朝郵傳部尚書，從一品，已經是位列封疆了，因東南互保有功他被賞加太子太保銜。1916年去世的時候，光是辦喪事就花費了30萬兩白銀，聘請專業人員清點他的財產，經過兩年半的清點最後確定他的財產高達20億兩白銀。
喬致庸1907年去世，他的產業大多還在，據後來估計，喬家的產業價值2000萬兩白銀。這和盛宣懷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的，盛宣懷比喬致庸晚去世9年，財產總數相差百倍，這個差距就是非常大了。
由於當時世界各國的交流不如現在的順暢和頻繁，所以這些富豪的財富都是一小部分人知道，具體有多少也只是個數字，具體誰多誰少很難判斷，所以即便像盛宣懷這樣的大富豪也沒有過世界富豪的頭銜。
要成為世界富豪要有大格局和大胸懷，首先要認識世界，才能走向世界，成為真正的世界富豪。由於古代航海技術落後，世界被海洋分割成孤立的地區，所以想成為世界富豪幾乎不可能，但是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在歷史上出現過很多富豪。
這些富豪既是中國富豪也是世界富豪，從明朝的富可敵國的沈萬三，到清朝先後出現的喬致庸、盛宣懷、胡雪巖等，這些人的財富雖然各不相等，但是的確是非常有錢，就拿喬致庸來說吧，那個喬家大院的造價200萬兩銀子，有價格專家考證，清朝的1兩白銀摺合當今的660元人民幣，按照1兩銀子600元計算，可摺合成人民幣約在12億左右，這已經很豪華了！試問當今世界有幾個人可以打造這樣的豪宅？
當年比爾·蓋茨的豪宅也不過是6000萬美元，咋也不值12億人民幣，所以，喬致庸不是當時世界上最富的富豪，但他稱得上世界級富豪。
小小嬴政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喬致庸時代，喬家為了保證票號運作，投入的資金大約有白銀上千萬兩。
而喬氏家族中國各地的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
這種規模，在中國也算是很有錢的大富豪。
但是，晉商包括喬家在內，不值得稱讚，沒什麼了不起。
晉商的歷史，其實就是白手套的歷史和唯利是圖的歷史。
晉商不是江浙商人那種普通的生意人，而是擅長和官員、尤其是腐敗高官打交道。
在明清時代，晉商其實都是這些腐敗高官的白手套。
當時高官手下有文有武有軍隊有錢貸，晉商就是錢袋。
在明末，由於大明衰敗，晉商無利可圖，就勾結明朝腐敗官僚，向敵人滿清出售大量物資，包括鐵器等可以作為武器的。
滿清入關以後，對晉商大加讚賞，確立了他們的地位。
然而，晉商其實是作為官府的手下，執行一些特許生意和特殊金融罷了。
嚴格來說，晉商包括喬家的存在，對於中國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他們沒有創新，沒有繁榮商業，只是單純斂財而已。他們所做的東西，別人一樣可以做，只是晉商勾結贓官實行壟斷而已。
清末晉商開的票號，包括喬致庸的晉商票號，其實根本不對普通老百姓服務，而是針對官府和同樣的鉅商，屬於特種金融行當，還是壟斷的。
滿清租界報紙報道，太平天國以後，晉商壟斷票號很奇怪的放在蘇州，而不是上海。
誰都知道，蘇州距離太平天國控制的南京太近，很不安全，而上海租界有洋人保護，比較適合金融業發展。為什麼呢？
因為晉商的這些票號，都是為官府和高官服務的。蘇州是江蘇巡撫的駐地，晉商票號做官家的生意就足夠了。
相反，明知道上海更安全，晉商卻不願意搬遷到上海。
因為晉商本身並沒有什麼競爭力，如果到上海同西洋銀行競爭基本都是慘敗。
晉商做的是政府的生意，當然是穩賺不賠。只要政府不誇，晉商就永遠有生意可以做。
然而，辛亥革命爆發，滿清政府垮臺，晉商的後臺就到了。
而中央政府更換頻繁，晉商一時難以找到足夠硬的後臺，失去了壟斷地位。
那麼，要和外商以及江浙商人競爭，晉商並不擅長。
1911年10月以前，全國尚有26家票號存世，次年減為24家，1913年減為20家，1915年再減為17家，1917年只剩下12家，1920年只有9家，1921年只有5家，到1934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號還在垂死掙扎，那就是山西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與祁縣的“三晉源”，幾年後，票號就永遠消失了。
這很正常，也是白手套的必然下場。
以喬致庸為例，電視劇裡面他很清高，不和官府打交道，歷史真實是完全相反。
喬致庸的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每股分紅是850兩，光緒十四年（1888）增長到304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紅高達17000兩。
這是什麼概念？每股給你1萬多兩銀子，得賺多少錢才能給這麼多啊？
其實，這些所謂的股東，都是滿清的貪官，分紅只是行賄而已。
而喬致庸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利潤？很簡單，利用這些貪官壟斷市場。
引用一段資料：
1884年，在晉商集團的多方遊說之下，清廷出臺政策，規定票號在開業前須向當地的道臺衙門呈請批准，領取“部貼”（營業執照）。而這一“部貼”必須得到同業者的聯保，由戶部派人調查股東的籍貫、保證人的地位以及經營方針。由於此前的票號多由晉商開辦，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進入壁壘，票號產業漸成晉商專利，其他商人根本擠不進來。（吳曉波：《晉商票號百年祭》，刊於《錢江晚報》）
這種商人，其實是違背基本的商業原則的。他們的存在對於國家商業 發展沒有促進作用，反而有破壞。
以滿清為例，直到辛亥革命期間，都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銀行。
為什麼？
晉商自己不願意搞，也不給別人去搞。
說來說去，一群封建時代的土包子。
薩沙
從白手起家到“晉商翹楚” 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晉商馳騁歐亞數千公里，稱雄商貿數百年，創造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商業盛況。而晉商中的喬家，富甲一方200多年！宏偉的大院、精美的建築是喬家留下的物質遺產，而嚴格的家規、睿智的家訓、優良的家風則是喬家留下的精神財富，它們和大院一道，歷經歲月的洗禮卻不褪色，穿越百年的時光而愈顯光芒。
將喬氏家業推向鼎盛之人是喬致庸。他以儒學指導商業經營，同時也將儒學作為治家之道。從儒家典籍中，喬致庸擇取出名言佳句，題寫成匾額、楹聯，或懸掛或雕刻在喬家大院的角角落落，讓子孫們迎面朗讀、低首默誦，時刻牢記做人做事的準則，由此形成了喬家傳承百年的家風。
1、大 門：（圖1）
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
這副銅板楹聯鑲嵌於喬家“在中堂”大門上。這是晚清重臣李鴻章撰寫贈予喬家的一副對聯，意思是子孫賢能，家族將繁盛壯大；兄弟和睦，家庭能富貴利達。古語講“家和萬事興”，該聯蘊涵著中國傳統的和諧、包容、大度等“和為貴”治家理念。
2、百壽圖照壁：（圖2）
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該楹聯雕刻於喬家“在中堂”大門對面的“百壽圖”照壁兩側，是晚清軍政大臣左宗棠為喬家題寫的，意思是減少個人私慾，以恢復人之本性，順應自然天理；積蓄修養道德，才能符合禮樂法度、社會規範。
3、大院外照壁：（圖3）
經濟會通守紀律，言詞安定去雕鐫。
該楹聯雕刻於“在中堂”大門外照壁兩側，意思是在經營事業或與人進行商業來往時，行為要遵守社會道德法紀，誠信規範；與人交談時要使人心安，說話去除雕琢修飾，真誠實在。
4、大門閣樓：履中蹈和（圖4）
這塊匾額懸掛於“在中堂”大門的閣樓上。“履中”原指走路腳不偏，這裡意為遵循中庸之道。“蹈和”指處世待人平和誠懇。該匾意思是秉承中庸之道，以和為貴，中正謙和。宅院主人名字喬致庸與堂名“在中堂”皆取儒家核心思想“中庸”、“執兩用中”之意。喬家以此治家，講究忠厚和睦，不偏不倚，和而不同。
5、筒樓院：為善最樂（圖5）
這塊匾額懸掛於筒樓院二樓之上，四個篆體大字古樸典雅，勸誡子孫不能只顧一己之利，要積德行善，助人為樂。這也是喬家世代樂善好施，富而行仁的思想源淵，喬氏族人家國天下的情懷，深得廣大民眾敬重。
6、私塾院：會 芳（圖6 7）
寬宏坦蕩福臻家常裕，溫厚和平榮久後必昌
“會芳”匾懸於喬傢俬塾院正堂門樓上，它採用一整塊木料以圓雕手法制作為荷葉狀，形象逼真，匠心獨具，書法精湛，是大院木雕匾額之精品。它與古典門樓建築相互輝映，表達了喬氏主人見賢思齊，會聚賢德人才之意。
這副楹聯掛於喬傢俬塾院正堂門樓，意思是處事心地寬宏坦蕩，就會福至運達，家族時常富裕；待人性情溫厚平和，才能榮耀久長，後輩必定昌盛。該聯充分體現了儒家的修身治家思想。
7、明樓院一進院：（圖8）
傳家有道唯存厚，處世無奇但率真
這副楹聯掛於明樓院一進院門樓，意思是唯有積存厚德才是傳承家業的真道，處世立身沒有奇特的方法，只要依循直率真誠的本性。喬家重厚道，講真誠，不欺不詐，不瞞不騙，以義取利。誠信聚人氣，重德匯財源，淺簡的聯語點明瞭主人傳家與處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