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丨科學防疫“小錦囊”
這個春節，可能不少人都有些“喪”。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很多人刷著微博坐立難安，什麼事情都做不進去，沒兩分鐘就拿出手機來看一看，越看越氣餒、越看越沮喪……這其實是很糟糕的信號，說明你的“同理”已經趨於過載了。
你的情緒還好嗎 | Abundzu/Dollar Photo Club
這個信息爆炸的年代，特別是社交網絡出來之後，任何一件事情都會被不斷地重複、不斷地出現，所謂“刷屏”。而每一件壞事，每一次不幸，都會隨著社交網絡的運行機制被放大。
消息的流通，對社會是好的。但是，消息的爆炸式流通，特別是社交媒體上帶有情緒的、個人化的消息，長期下來對人會產生相當大的心理負擔；而什麼都做不了的無力感，更是會放大這種焦慮。這種負擔，對於天性敏感的人來說，則更加致命。
過多的消息，是在消耗人與生俱來的同理心。這種同理心，是用來處理和親近的人之間的關係的，我們會為他人的不幸而不幸，所以才能體諒、合作、幫助他人。而到了技術時代，我們在演化中形成的天性，已經承受不了從遠方傳來的、成百上千倍的不幸。很多人會在信息的轟炸之後，選擇關閉自己的感官，變得麻木，這是一種心理保護機制，叫“同情疲勞”。
這不是說大家不要去關心疫情，或者指責別人“散佈恐慌”，而是
在關心當下時事的時候，多體察一下自己的情緒和心理。你需要保留同理心，不被“疲勞”所碾壓。畢竟，你的同理心，應該留給你最親近的、你身邊最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你覺得自己看不了那麼多東西、處理不了那麼多信息，但又不想什麼都不做，那麼你可以：
-只看幾個你信任的信息源，不要“刷”；
- 和身邊的人討論可行的方案，把同理訴諸行動，減少無力感；
- 幫助身邊的人，比如提醒他們戴口罩等等（當然那種怎麼都不聽的就算了，你沒有義務幫助 ta）；
- 如果你還有著求知慾，可以留出充足的時間閱讀、思考，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刷新聞上；
- 做點不相關的事情，不必有負罪感；
- 永遠記得，你只有拯救好自己，才能拯救別人。
1 有限的同情
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作者、歷史學家卡拉·喬伊森（Carla Joinson）正在一所醫療機構裡為寫作而取材，對象是護士。她發現，這些被社會描述為“白衣天使”的人們，也會陷入憤怒、無助乃至冷漠。
一個護士剛剛失去了她悉心照料已久的病人，在那之後，她陷入了持續不斷的憤怒和壓抑。
另一個護士經歷了同樣的失望和沮喪之後，差點拋下病人、離開崗位。護士們重複目睹著大量病人的不幸，竭盡全力卻依然有無能為力的情況發生，這讓她們的心理難以承受。卡拉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
擁有“同情心”對於我們而言再正常不過了。但付出同情又不是體力勞動，為什麼會疲勞呢？其實，同情是一項很費腦子的工作，因為它實際上是要求你模擬別人的腦子。
護士在照顧病人 | 圖蟲創意
從根源上講，同情來自同理（empathy），它的誕生是因為人類是群居動物。所有的群居動物都要相互溝通交流，螞蟻這樣行為簡單的動物可以靠外激素和幾條簡單規則實現合作，但哪怕是人類的原始祖先，都已經需要更加複雜的辦法。
演化心理學認為，同情心、關心別人乃至利他這樣的道德要求，都是為了早年間讓人類這樣的群體動物能夠團結、互助，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我們甚至可以在和我們關係很近的動物中找到這樣的證據（例如倭黑猩猩）。
人們的情緒會在相互接觸中“傳染”，會不知不覺學會對方的口音乃至口頭禪，就連打哈欠也會引起人群中的連鎖反應。我們會不自覺地將自己放入對方的感受中（情感同理），或者有意地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思考（認知同理），讓自己進入對方的角色。因此，同理能夠促進理解，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順暢，更傾向於合作。
然而，同理心是一項消耗巨大的心理活動 。不管是主動理解他人的意願，還是不自覺將自己代入他人的情緒，我們能付出的情感資源和認知資源都是有限的，彷彿遊戲裡的“藍條”；每個人消耗藍條的速度也不同，敏感人群的消耗尤其巨大。一旦接近枯竭，我們的大腦就會產生防禦機制，促使我們遠離刺激，就如同向勞作已久的身體發出疲勞的信號一般，否則便會在不斷的刺激中變得麻木，甚至失常。
遊戲打鬥畫面
實際上，心理學界早在80年代就注意到了“創傷對於人們的間接損害”——即那些沒有直接經歷不幸的人，也會因為目睹不幸而受到心理上的衝擊。到了90年代，心理學家查爾斯·費格力（Charles Figley）開始系統地研究這個問題，並且採納了“同情疲勞”這個說法。
後來的心理學家將這種現象進一步細分，將“同情疲勞”界定為短時間、高強度地接觸不幸境況導致的壓力和崩潰，而將持續、長期的接觸導致的麻木和沮喪等心理問題歸為“同情倦怠”（burn out）。但無論細分方法如何，學者們都普遍承認，他人的苦痛能給我們自身也造成不可小視的傷害。
2 從媒體到社交媒體的同情轟炸
同情疲勞在提供關照和服務的人群中出現得比較頻繁，例如護士、社工、救護車接線員、為弱勢群體辯護的律師們等等，這些人很多時候需要同情心和所謂“愛心”來維持工作責任，從而持續地處於同情帶來的壓力中，在心理、生理或情緒上枯竭。
但在這個詞彙被學界接納之後不久，人們便發現，這種情況不僅僅出現於特定的職業中，也多多少少會體現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電視、報紙和網絡，持續不斷地把遠方的不幸送到我們眼前。災難、犯罪、疾病、貧窮……我們對這樣的畫面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越來越熟悉，這或許並不是一件好事。
美國911事件發生時的電視新聞畫面
1996年，來自佐治亞大學和肯尼索州立大學的幾名學者做了一個大樣本電視受眾調查，他們發現人們在大量觀看了災難、疾病和無家可歸的新聞之後，會在不同程度上會經歷類似於同情疲勞的症狀，例如沮喪、焦慮等等。
越是訴諸情緒、越是重複出現的東西，越容易造成這樣的後果，其中，暴力犯罪對人們帶來的衝擊最大，艾滋病其次——那時，艾滋病走入大眾視野不久，這種“無法治癒”的疾病吸引了大量的媒體報道，而它背後的道德與倫理爭議則讓這些東西在媒體上持續拉鋸，久久不散。
研究表明，性格更偏敏感的人，更容易受媒體災難報道的負面影響，有三分之一的被訪者表示曾經經歷過失眠、食慾下降和無法抑制的哭泣等。他們不得不切斷信息的攝入——轉檯、關掉電視，甚至不再獲取更多的信息。這樣的同情疲勞，最終會消磨人們對於新聞事件的興趣，成為認知負擔。
但新聞還在源源不斷地誕生。媒體的天性，會驅使著他們不斷用更加誇張的方式獲取更多關注。如果人們對於慘烈疲勞了，那麼必須變本加厲地慘烈；如果人們對戲劇疲勞，那就添油加醋地加戲……
馬里蘭大學新聞學教授蘇珊·莫勒爾（Susan Moeller）在《同情疲勞：媒體是怎麼售賣疾病、飢餓、戰爭和死亡的》一書中指出，同情疲勞是一個惡性循環，“它總是需要打破受眾的防禦，讓每件災難感覺起來比實際更糟”。
這樣的情況，在技術驅動的社交媒體時代只會更加嚴重。社交網絡能夠窮盡一切的事件細節和多方聲音；數不清的第一手視頻、高清圖像乃至手機直播，讓災難和苦痛赤裸裸地展現在眼前；轉發、評論、點贊，這些被不斷表達出來的關注和同情，卻讓相同的災難和受害人在時間線上重複出現，甚至“刷屏”。
受害者當然需要關注，社會也需要同情。問題在於，曾經我們只能接觸幾百人，現在我們要面對全世界。小小屏幕帶給我們的層出不窮的新聞，遠遠超過了演化給我們準備的能力。
牛津大學心理學家羅賓·鄧巴估計，一個人只能和150個左右的其他人維持穩定社交關係，多於此數的都只能是“不熟”的人；但是每一則新聞報道都在試圖打動你，都在試圖擠佔你有限的心理賬戶。
我們會為過多的不幸而煩躁，失眠，無力；我們為自己而遺憾，焦慮，甚至憤怒，最後只能對這個世界絕望地搖頭。技術的發展超越了我們的心理承載力。無節制的同情，也在逐漸壓垮我們的判斷力。
圖 | Pixabay
3 究竟什麼樣的同情是“對的”？
這讓我想起了去年沸沸揚揚的順風車事件。一個如花女孩的逝去，“炸”出了一系列有相同經歷的人。其中有一個男孩坐上順風車之後失蹤了，心急如焚的家人在微博上發出求助，然而卻只在女孩遇害之後才被推上熱門。“你們怎麼只關心女孩子遇害？這些別的事情難道不重要嗎？”一個網友替受害者轉發的時候，略有憤懣地說道。
女孩遇害之後，相關部門披露了一些關於網約車的調查結果，人們才發現，此類惡性案件並不鮮見——其中不乏責任方互相推諉所釀成的悲劇。你能說這個女孩的被害，比其它案件更“重要”嗎？那為什麼又偏偏是這個女孩（還有之前遇害的空姐）才會被人們所談論？
在接二連三的“震驚”之下，人們根本無法判斷事件的“重要性”；而當對方是社會意義上的“弱者”（例如老人、兒童、女性），或者對方與我們自己的身份相當、境遇相同時，同理效應會更加突出。
關愛弱勢群體 | 圖蟲創意
同樣，同理心對數字也是無感的。有心理學實驗表明，人們會對一個人的不幸更加同情，而面對幾個人、或者一群人的不幸時，反而會變得冷感——“死一百人和死一千人有什麼區別嗎？”當然有，只是你已經“感覺”不到了。
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在《失控的同理心》（Against Empathy）一書中指出，同理心有如聚光燈，帶著個人偏見，照亮特殊的那一塊，然而許許多多其它的東西就這樣沉入了黑暗中。
我們會選擇更加“完美”的受害者——弱者，女性或者小孩；中產出身，生活幸福，樣貌姣好，和受害的慘烈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對於我們來說最能喚起同理的人，很多時候是與自己境遇相似的人。媒體會有意無意地去選擇這樣的報道對象；社交網絡的“同溫層”，讓這種狀況更加難以避免——“天哪，這完全有可能是我啊？細思極恐”，同情的同時是強烈的焦慮、不安，這一切都吞噬著我們的判斷。
而失去判斷後，下一步等待著我們的，是麻木的深淵。
4 麻木的同情
可能比沒有同情更可怕
“女孩子半夜坐什麼順風車，你不要去坐不就好了？”“犯罪那麼多，美國不也是麼，走在街上被人開槍打死也是有可能的。”“彆著急，還有可能反轉呢。”一個並不相熟的人在討論群裡隨口說了幾句。幾個別的朋友附和著，看起來十分“冷靜客觀”——反正世界這麼糟糕，也不差她一個悲劇。“如果見到個小災小難都憂心忡忡，那下一次怎麼辦？”
我欲言又止地關掉了微信對話框。沒錯，看夠了災難和不幸的我們會想要扔掉手機，短暫地沉迷於其他事情。自詡為“理中客”的他需要保持冷靜甚至冷血，否則就會陷入焦慮恐慌等“疲勞”症狀。但這種麻木，甚至比“不關心”更加糟糕。
媒體生產的刺激內容不斷消耗著我們的精力，直到我們主動或者被動地將同理和同情剝離開，隔岸觀火，乃至冷嘲熱諷。在同情疲勞的威脅下，人們會產生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不斷企圖說服自己，這件事情“沒什麼大不了”、“並不值得我關注”，這個受害人“好像還不夠慘”，或者“反正他/她不是我們中的一員”。
這種心態會驅使人們將受害者進行非人化處理，強行把自己的同情與受害者相剝離。譴責受害者、“期待反轉”，在社交網絡上似乎成為了一種慣例和本能，人性之惡在此表露無遺。
與此同時，我們有限的同理心也不斷地被政客和商家利用著，甚至到了過猶不及的地步，讓人們反而對需要同情、關心和參與的事情充耳不聞。“水果滯銷，救救老農”，原本讓大家發揮同情心購買水果的雙贏善舉，迅速變成了營銷手段而被無數商家濫用。
老農滿臉皺紋、憂心忡忡的照片，卻諷刺地成為了網絡笑談。一張難民小孩死在沙灘上的照片，成為了左右兩方政客的武器，粗暴地蓋過關於難民的分析和辯論，很少有人認真思考什麼政治價值和政策取向。
人們在過剩的同情的指導下，在社交網絡上把政見當發洩渠道，而在疲勞之後，徹底轉變成對政治冷感、對公共事務不再關心的一代——在美國和英國等國家，只有一半左右的選民真正去參與大選投票，這個比例還在逐年下降中。
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同理心的冷漠叢林，那並不是人類作為社會動物想要的結局。在媒體和技術對於同理心的剝削下，在“同情疲勞”成為流行病的當下，我們或許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心理承載力，以及身邊的環境。
圖 | Pixabay
4 把有限的同情留給身邊的人
最讓我困惑的、也讓我對自己的逃避最內疚的，是和反性騷擾相關的“Metoo”話題。作為一個社會學出身、對性別議題十分在意、也自以為有責任感的人，“Metoo”運動在社交網絡上爆發的時候，我卻產生了逃避的條件反射。接二連三出現的受害人，以及那些讓人扼腕的故事細節，無不讓人揪心， “不想再看到了”。
當這個想法冒出頭來的時候，我又為此深深自責——這些事情需要我的關心和參與，不是嗎？我為什麼如此冷血地想要躲開？
直到我來到了佐治亞理工大學的校園，參加了一次有關性騷擾的網絡培訓（所有新生都必須參加）。培訓時拋出的第一個問題就讓我有點愕然：“如果你身邊的朋友被騷擾了，你怎麼辦？”
儘管我已經對性別議題爛熟於心，可以連篇累牘地從社會結構講到強姦文化，然而若是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我不一定比別人更有辦法。
或許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如果我的同理和同情無法匹配行動，那麼它一定會讓我更加焦慮和難受。
當伴侶因為家務而筋疲力盡、皺著眉頭來求閒下來的你幫忙；和好友意見不同、爭吵一觸即發，忽然對方開始崩潰流淚傾訴難處……你開始心軟，開始擔心，開始站在他們的立場思考，然後決定行動，把今天的碗洗了，或者安慰好友、帶他/她去吃冰淇淋……
同理的核心在於，它是大腦驅使我們行動的信號，去站在別人的處境，與別人溝通、幫助別人。然而我們在這方小小的屏幕前凝視災難，很多時候無能為力。如果不能行動，我們便會自然而然的沮喪、焦慮、痛苦，或者乾脆逃避。
讓我意外的是，在培訓課上，並沒有講太多大道理，大部分都是非常實際的行動指南。“當你身邊的人遭遇尷尬的情況，你不一定要言辭激烈地制止，可以主動轉移注意力；”“當好友向你傾訴時，首先表示傾聽和理解，再討論下一步的做法；”“這裡是學校裡可以提供匿名諮詢服務的機構……”
圖 | pixabay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需要的，不是把自己浸淫在鋪天蓋地的網絡情緒中，而是要走出去，用同情和同理幫助身邊的人。我應該試圖將自己的注意力從那些驚悚的圖片和標題黨的消息上轉移開，不要輕易轉發充溢了情緒的微博（不管是好的還是惡意的）。我或許可以和人溝通、與人一起討論和分析，站在權益的角度為他人辯護……
人類能夠造出互聯網、電子郵件、微信和微博，我們驚訝於技術帶來的改變和聯結彼此的能力，但是面對這個新世界，我們每個人能做的都太有限了。那些原初的同情、同理和脆弱，不如只留給我們最在意、也有能力和可能性提供幫助的那一部分人。至少，這也是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式。
希望下一次你身邊的人遇到不幸時，你能真正把手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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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子李子短信，佐治亞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博士，博物館愛好者，愛科學的文科生，微博@李子李子短信編輯丨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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