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在下頭很硬

回答問題不要像老奶奶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因為不是誰的字多誰就正確，簡潔最好，下面回答問題：這個問題有些問題，因為滿清也是我中華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說滿清誤我中華。再者清朝之落後是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你不能奢望封建君主突然大徹大悟，放棄專治而提倡民主。從封建社會進化到新民主義再到社會主義，或者進化到資本主義，都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進化階段，你無力反抗是必然的，凡事皆有因果，歷史既然讓我們經歷，就一定有歷史的道理。

東山客

滿清作為我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離我們最近，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最大，滿清王朝時期，雖開創了“康乾盛世”，但也留下了“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的說法。

為何會有這麼一說，我認為當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敘述：

滿清入主中原後，由於其是偏安在東北的少數民族，統治階級的侷限性和長遠性遠遠不如我漢民族，其統治時期所奉行的政策對我中華落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傷。

一、文化壓迫——文字獄

文字獄雖然歷朝歷代都有過，但滿清的最為有名，最具有代表性。

滿清統治者為了禁錮民眾的思想，鞏固其統治，瘋狂推行文字獄，滿清時期的文字獄涉及人數之廣駭人聽聞。

順治年間，興起文字獄七次；康熙年間，興起文字獄十二次；雍正年間；興起文字獄17次；乾隆年間，興起文字獄高達130多次。而每興起一次文字獄，涉及人員都是三到九族，前前後後、上上下下達幾千人之多。

有些文字獄都是捕風捉影的，沒有實際依據的，但滿清統治者寧錯殺也不放過的做好，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錯案。他們不允許民眾在言語上、書面上有任何不滿，造成了滿清時期大多數知識分子為求自保，只好封閉了自己的思想，讓人不敢有輿論可言，更不要說什麼思想建議了。

根據現有史料顯示，滿清文字獄持續了二百五十餘年，幾乎貫穿了整個滿清時期。極大的阻礙了文化發展的進程，更是對文人思想的一種極端摧殘，使得整個社會思想禁錮、文化扭曲。

二、對外關係——閉關鎖國

閉關鎖國、拒絕交流是滿清對外關係的基本政策，此政策是在康熙時期形成，乾隆時期得到全面強化，直到末期被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

其中最為突出表現是實行“海禁”，早期是為了針對南明和鄭成功，但到了康熙時期，尤其是臺灣歸順以後，則就主要為了制漢防夷。

到了乾隆時期，制定了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指定了外國商船隻能在粵海關——廣州一地通商。標誌著滿清徹底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

除外，還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令，禁止外商在廣州自由出入，禁止五穀、金銀、絲綢等出洋，禁止華僑歸國等等。

閉關鎖國，不讓國人走出去，也不讓別然走進來，完全阻隔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也就完全堵塞了可能給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三、蔑視科技、宮鎖西學

明末，“西學東漸”漸成氣候，滿清前期亦有延續，由於羅馬教廷狂妄地傳來禁止異端的教皇諭令，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便藉此下令禁教，將西方的傳教士連帶西學一起拒之國門之外，“西學東漸”至此被掐斷。

雖然康熙皇帝喜愛西學，也的確下功夫學過，還得到了西洋傳教士的讚譽，可康熙皇帝卻把西學鎖在宮中自己學，禁止在宮外傳播。有張成日記為證。

一代明君，本該倡導國人學習科學技術，卻禁止洋教師在宮外翻譯西學，這又該對康熙大帝怎麼樣的評價。

乾隆對西學的態度是盲目蔑視且帶有敵意。乾隆帝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

在乾隆主持編撰《四庫全書》只收錄農、醫、天文、算法等少數科技外，對科技著作不收錄。在此期間，更是有兩部重要的科技著作被毀了。

• 1、明代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是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被外國學者稱之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在國內失傳兩百餘年後從國外找回）。
  

• 2、明代畢懋康的《軍器圖說》，此書羅列了各種火器，圖文並舉；敘說製造、使用以及威力等。
  

這就是我們的康熙爺、乾隆爺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如此的糊塗、狹隘。

四、實行思想文化專制——奴化民眾

自宋以來，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都推崇程朱理學，到了滿清康熙時期，更是把程朱理學推到了無可比擬的至高地位。

康熙皇帝為什麼鍾情程朱理學，是因為程朱理學使儒學走向了政治哲學化，為封建特權統治提供了精細的理論指導。

這樣的理論與康熙所推行滿清一族專制和皇帝集權相得益彰，正符合他們實行思想文化專制、推行奴化教育的需要。

程朱理學在經過康熙、雍正、乾隆加上他們腐儒奴化的理論，變成了毒性更強的專屬於滿清的“程朱理學”，在這種統治下，民眾只能愚忠、愚孝。

五、倒行逆施——移植奴隸制且長期保留奴隸制

從上述資料可看出，滿清貴族企圖把奴隸制從滿清發祥地——東北，移植到已實行封建制兩千餘年且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形態的關內之地。

這種倒行逆施，雖因“逃人”問題（即漢族大量奴隸逃亡）未能得到推廣。可已存在了京城周邊的皇家田莊、王公貴族田莊、旗人田莊以及滿清貴族家內。同時，東北大部分地區長期沿襲奴隸制。

而且，還為奴隸制制定了法律，讓其得到了法律的保護。

縱覽我國曆史，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已經完成了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轉變，秦力掃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滿清這一倒行逆施的行為，無論從社會形態還是各個方面來看，都是歷史的大倒退。

總結，雖然康熙、雍正、乾隆等滿清統治者，有著一些歷史功績，但這並不是他們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因。整體來講，滿清入主中原，可以說是漢民族一次歷史劫難，在思想、文化、科技等方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所以我認為“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沒有一點錯。

歷史長河緩緩淌

我們在回望中國近代史時候，總對那些屈辱的條約，麻木的民眾，無能的清廷感到嘆息乃至憤慨。清廷的無能，的確造成了中國近代的落後情況，滿清是離我們最近的封建王朝，其對內專制，對外軟弱，不僅僅存在於那些不平等條約之上，同時也是史無前例地具有真實影像流傳下來。這從歷史痕跡上，就讓我們造成了封建=無能=滿清的概念

在階級觀念上來說，我們推翻的三座大山，其中的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直接就是來源於清廷。但再往後溯源，這兩座大山是千年積累而來，清朝，只是其中的一個堆砌者而已。

清朝作為封建王朝，的確對中國的近代化發展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民眾思想得不到教育和發展，工業和商貿沒有得到政府支持，愚昧和無知橫流於整個社會。太平天國以宗教作為發起手段，義和拳和紅燈照也是與迷信無知糾纏不清。這些都是清廷統治者所造成的。

社會缺少精英，民風愚鈍民智蔽塞，廟堂無決斷之人，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洋人可以橫行無忌，這種情況，清朝都居然可以挺立70年才正式被推翻，可以說這也是中華民族的韌性所在。

其實再回溯到明朝，雖然明王朝天子死社稷，不朝貢，不求和，不割地，但是在更高的角度看，明王朝後期實質上比清朝更加腐敗無能，再回看宋朝，唐朝，等等，都可以看到每個王朝開國時候都是天子英明無比，萬民朝拜，天下臣服，但在王朝後期，都是在拆東牆補西牆，昏君輩出，權臣橫行。

這便是封建王朝在歷史發展中的侷限性，如果我們今天說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那麼清朝可以說明朝誤了華夏一百年，明朝可以罵趙宋誤了漢人二百年，趙宋可以罵李唐亂了神州二百年。歷史是發展的，每一個王朝都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被捲入更龐大的歷史地圖中。清朝只是一個有侷限的封建王朝，它不可能直接從封建社會轉型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來面對世界的發展。如果偏要說封建王朝導致中華文明停滯，那麼我認為直接的責任在與趙宋軟弱，不敵遼金蒙元，導致民間已經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被掐斷，次要責任在於朱元璋，各種不合經濟發展的手段，令中華大地不再適合資本發展。清廷只是在這個發展線上，引爆了炸彈而已。

再說一句，清朝，最大的貢獻便是把中華徹底融合成為多民族國家，打下了960萬平方公里的基礎。

鐵烏龍

對這種說法不敢苟同。

輕信這種說法的人要麼是容易被人誤導，要麼是民族主義者，要麼就是不懂歷史的人。

首先，縱觀我國曆史，每一個朝代都有興盛到衰亡的過程，每一個朝代都有值得稱讚的事蹟，也有不堪回首的敗筆。而清朝也是一樣，同以前的朝代比並無特殊。

唯一的特殊的只有兩點，一個是非漢人統治，另一個就是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就是因為這兩點，才會被許多人抨擊。

我們線來看第一條，清朝統治者非漢人，這個沒錯，但卻同樣帶表了中華文明。什麼叫中華文明？難道是漢民族就代表中華文明瞭嗎？非也。代表中華文明的是我們的文化，是幾千年逐漸形成的東方文化，這種文化才叫中華文明。而我們的文化從三代之前就開始慢慢形成，幾千年來融入了很多的周邊民族的文化，最終才是現在的中華文化。

而清朝雖然是非漢族統治，但其採用的文化還是以漢文化為住，到最後完全融入到漢文化之中，與歷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沒有區別。所以，有清一帶，依然是漢文化，依然是華夏文明。那麼，何來說清朝不是中華文明？

就像一箇中國人出生在外國，長在外國，雖然他是中國人血統，但他代表的文化卻是外國文化。同樣，外國人或者非漢人，在中國成長學習，所以他代表的自然也是漢人文化。

再看第二條，如果最後一個朝代是明朝或者另外一個漢人王朝，難道就不會發生清末哪些情況了嗎？那可不一定。

中國同西方文明的落後並非始於清代，而是始於明代中後期。明代前期的發展與西方的差距並不大，可以說各有千秋，但到了中後期，受明初海禁影響，隨著朝廷中各種勢力之間的爭鬥，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最終的腐朽也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而就算明代後不是清朝，而是換另一個漢人朝代，那麼根據歷史的規律，這個漢人王朝在2，3百年後，依然會變得腐朽不堪。這裡有很大的因素是與文明的文化有關，我們歷來是重視維護統治階級，而不重視經濟和科技。這個不能讓滿清來背鍋，因為他們實行的也是漢人文化，儒家文化。

最後再看下清朝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最明顯的就是今天我們的國土，雖然清末也損失了上百萬的面積，但依然要比有明時期面積大很多。因為清朝對蒙，藏等族得政策，使得他們徹底融入了中華文明。

歷史無法改變，也沒有假設，但說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這完全是不負責任，推脫責任得說法。雖然清朝早期對漢人統治比較殘酷，也屠戮過漢人，但事情還是要分開來看，實事求是。如果非要說滿清誤我三百年，那就請拿出誤我三百年的證據吧，不要臆想推測。

寒蕭99

大清的江山是撿來的。如果明朝不是抗倭援朝，傷了自己的元氣，國力耗盡，導致農民起義，如果不是李自成等人的農民起義軍與明朝殊死搏鬥，甚至攻入京城，如果不是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打開山海關的大門，那麼割據於白山黑水之間的努爾哈赤是沒有機會入主中原的。

俗話說，優勝劣汰，但是王朝的更替一般都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礎之上的，“優”也僅僅是武力上的“優”，入關前的滿清兵強馬壯，通過武力擺平了朝鮮，通過聯姻搞定了蒙古各部，虎視眈眈中原多年，終於等到了歷史的垂青。

也許正是因為大清朝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給了滿清統治者一種錯覺，讓他們養成了唯我獨尊，自大固封的性格，並沒有搭上世界性的工業革命列車，甚至被遠遠的甩到了後面。直到被狠狠的揍了，還沒有覺悟呢。

國家沒有了人才，只有奴才

明朝雖然也是封建社會，皇權至上，但是明朝時期的大臣是敢於說話。明朝中後期，士大夫的主體意識日益高漲，思想空前活躍，言論也非常自由。大臣們在皇帝面前不僅不點頭哈腰，唯唯諾諾，甚至還敢動輒說“不”。比如一代名臣海瑞上書大罵嘉靖皇帝。這種事要是擱到大清朝，早拉出去砍腦袋了，但是嘉靖卻不敢。

反觀大清朝，由於入關前的滿清還處於半封建半農奴社會，所以入關後採取了極端的統治制度，視天下人為奴才。而八旗內的子弟，更是以奴才自居，以能當愛新覺羅的奴才為傲，甚至漢人大臣連自稱奴才的份兒都沒有。

文字獄，屠城，留頭不留髮，這一番操作下來，普通百姓是噤若寒蟬，沒有人敢對大清說一個不字。朝廷內，雍正設軍機處，皇權集中於皇帝一人，連軍機大臣都是皇帝的大辦事員，何況普通官員。

重用滿洲貴族，排斥漢人大臣，而滿洲大臣們不過是一群搖尾之人，坐享祖宗留下的基業。中國曆朝歷代總有名侯名將名留千史，但是提起清朝，你能想到誰？

閉關鎖國，錯過世界經濟浪潮

提起閉關鎖國，清朝就會甩鍋明朝，說是承襲明制，但是兩者是有根本的區別的。

明朝海禁，主要是防止倭寇，是對國家領土的保護，而且這種政策是伴隨著倭寇侵擾的力度不同而不斷改變的，隆慶帝的時候，倭寇問題基本解決，海禁也就隨之取消，明朝以開放的姿態積極向世界學習。

清朝海禁，主要是防止反清勢力。清朝是少數民主入主中原，所以終其整個朝代都在提心吊膽，擔心自己被趕回老家，所以清朝的海禁自始至終都沒有放鬆。而且，清朝海禁，不僅禁的是地域，更重要的是禁錮了人心。

1793年，大清乾隆年間，英國特使馬戈爾尼來訪，他帶來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榴彈炮、迫擊炮以及卡賓槍等武器，他覺得這些先進武器一定能吸引清朝軍官的興趣，可惜讓他失望了，清朝軍官們絲毫不感興趣，甚至當時的軍機大臣福康安拒絕參觀馬戈爾尼精心準備的軍事訓練。

難怪馬戈爾尼在日記中寫道：“滿洲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進步，或者更確切的說反而倒退了”。在馬戈爾尼看來，清朝不過是一個“泥足軍人”，輕輕一碰就能把他打倒在地。

歷史總是螺旋式上升的，王朝的更替並不一定是歷史的進步。是非功過，後人評說，滿清結束統治已有100多年，自有公正的論斷。

歷史百小生

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這個說法先不論是不是正確，我們先推論一下這個說法為什麼會出來。

這是因為近代中國受到了西方列強的欺負，割地賠款，民族尊嚴被打到了谷底。

那我們應該找中國落後的原因啊！

西方列強打到中國面前的時候，中國相對於西方的落後，是全方位的。

• 軍事上：西方是堅船利炮，我們是刀矛弓箭的原始組合；

• 體制上：西方是工業與商業立國，我們是農業立國小農經濟限制商業；

• 社會氛圍上：西方是基於自由社會的工業大生產，我們是專制主義下的人身限制。

那麼請問：中國的專制主義、小農經濟、大刀長矛弓箭，這些組合是滿清原創的嗎？都不是。

那麼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是從明朝繼承來的。

那明朝又是從哪裡學來的？從元朝繼承來的。

那元朝呢？是從宋朝學來的。

那......

哦，原來是秦始皇搞的這一整套落後的玩意。

好，找到根源了。原來滿清只耽誤我中華三百年，而秦始皇這個始作俑者卻耽誤了中華兩千多年啊！

第一重邏輯推演到此。

我想大家應該能看明白：

滿清所奉行的一整套制度，正是中華兩千多年封建專制社會所形成的制度，不是滿清憑空強加在中華頭上的。

下面說說第二重邏輯。

有的人強調：滿清入關打斷了明朝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否則中國也能發展成資本主義，甚至能搞出工業革命。

下面我分幾點論述一下上述看法的錯誤。

首先，明代中後期的手工工場，由於各種因素的制約，其規模自始至終沒有擺脫小家庭生產的規模，它僅僅是封建小農經濟的補充，而不是新的生產關係。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應天巡撫曹時聘去考察了蘇州的手工業情況，隨後給朝廷上了一份奏疏：“郡城之東，皆習機業”，這個機業，就是絲織手工業。“家杼軸而戶纂組”。 這是說城東大部分家庭都從事絲織手工業生產，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奏疏中接著說到：“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這裡我們看到，當時機戶是數千，而機房罷則織工失業者也是“數千人”，機戶與織工的人數相當，平均每戶僱傭的人數也就在1~2人左右，這種生產規模非常小。

而比這早100年的英國，就有在當時來講規模巨大的集中手工工場。16世紀初倫敦西部紐伯利的商人約翰·溫奇庫姆，有首民謠這樣唱頌他 : “一屋寬且長，織機二百張。織工二百人，排列成長行……旁有一巨室，女工共百人……附近 又一室，少女二百人……” （週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參考資料》中古部分）

與曹時聘報告大約同時，17世紀初英國格洛斯特有207個呢絨商，他們向總數10.7倍於己的織呢工、漂呢工、染呢工、剪呢工及其他各類紡織工提供工作。（裡普利：《村莊和城鎮：1660-1700 年格洛斯特腹地的職業和財富》 ）

小結一下，明朝中後期的手工工場，規模極小，以小家庭生產為主，只是封建家庭生產的補充，根本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其次，明朝中後期的商人，賺錢的目的並是擴大再生產，而是買地、買官。

馬克思在對西歐手工工場考察後，得出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對商品與資本的處理方式：資本——商品——資本。資本家對於賺來的錢，都是繼續投入擴大再生產，以製造更多的商品，賺取更多的利潤，其最終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餘價值。這才是資本主義。

而明朝的商人呢，他們賺錢後是投入擴大再生產，還是拿錢幹別的？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提到，商人資本對土地市場的介入日益積極，庶民地主大大增加。

富商置地，更多的是出於“以末求富，以本守之”的目的，而並非進一步追逐商業上的盈利。如紅樓夢中秦可卿對王熙鳳所說的那段話：

“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趕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紅樓夢》，第十三回）

這裡把商人賺錢之後愛買地的原因說的一清二楚。

除了買地之外，商人花錢另一個地方是買官。

整個明朝都提供捐納入仕的途徑。花錢可以買到散官、文官等，成為生員吏員之後，可以享受身份帶來的特殊利益。

富商一般多捐納冠帶、散官。冠帶即有官之資格，並無官之實任，即所謂“冠帶聽選”或“冠帶未仕”是也。義官及冠帶、散官雖是身份和社會名譽地位的象徵，但對富民或商人來說，捐納可以進入仕途、獲得顯赫的社會地位。如官宦子弟納粟授散官。

《嘉靖太康縣誌》記載，成化二年，通判張紀之子張播、騷壓劉榮之孫劉紀、知縣萬貝族侄萬漁等納粟授七品冠帶、散階承事郎。

弘治《句容縣誌》載“張銘福，鉅富，江彥璽，家富饒，勤於農商王道通，勤商儉以致富盧佔廷，以商致饒。凌宗崇，家富”等，這些富商通過納粟獲得冠帶。這些均納粟為冠帶義官等。

此外，社會地位及榮譽的吸引，也使得富人競相捐納。天啟三年（1623年）五月，戶部刊發書冊，內開通行省直義助東征銀兩，“生監儒吏軍民人等助銀五百兩以上、粟一千石以上者，許領救書一道，撫按衙門轉行，有司備羊酒導送，族表其門，仍許建坊，入志以傳永久”。

至此小結一下，商人賺錢後，用來買地、買官，這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追求的是更多利潤，賺錢之後會繼續擴大再生產。

如果認為把錢投入土地、官位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話，那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

第三，明朝中後期的手工工場沒有形成新的生產關係

嘉靖時，在蘇州的紡織業中，出現了許多資金量大、僱傭工人較多的機戶。蘇州府長洲人陸粲的《庚巳編》中記載其里人鄭灝“家有織帛工及換絲傭各數十人”。浙江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載蘇州富民潘璧成時說“潘氏以機房織手發家，始大富至百萬。”

以當時眼光看，他們的手工工場規模不小，僱傭的工人數量也不少，資本也算雄厚。但是，依靠手工工場致富的富商潘璧成，命運多舛，最後被弄成牢獄之災。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對所謂新興的依靠手工工場發家的富商，是起約束性作用的，而不是鼓勵。

當時手工工場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不但一般人感覺不到，連最敏銳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沒有特意提出。

比如王守仁、李贄、徐光啟、宋應星、張居正、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沒有提到由此(即資本主義萌芽)而引起的社會變動。相反，在他們的著作中對經濟論述較多的仍是重本抑末、減賦節役等其它方面。

這些都說明了當時的手工工場並沒有給社會帶來變化和影響，它只是封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或者說另一種表現形式，而並非是一種新的生產關係。

今天我們所謂的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是後代學者以西方觀點套用回去的。

本段結論是：明朝中後期的手工工場，並不是自由市場經濟下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而仍然是中國封建經濟的補充。因此，明朝中後期沒有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而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就無法靠中國自己產生工業革命。

下面再說說第三重邏輯。

上面兩點被否定之後，有人接著會說：

如果不是滿清，而是漢人建立政權，那麼漢人開放好學啊，即使自己產生不了工業革命，漢人政權也能很早就向西方學習工業革命。

首先，漢人政權並不一定就天然開放。

明朝就是一個例子。立國不久就開始海禁，等到朱棣上臺之後開始派鄭和下西洋，搞了二十多年。但是，朱棣對海洋的理解是錯誤的。純粹燒錢誰都會，但是要從海上把錢掙回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明朝沒做到。

不但沒做到，反而人亡政息。朱棣一死，航海事業停止，連鄭和的航海圖都被朝廷燒了。接下來就繼續海禁。禁來禁去，禁出了一堆海盜。

好不容易有了隆慶開關，而實際情況呢？是僅僅開了一個福建月港，還每年限制船隻的數量110艘。我記得一個數據，月港一年的海關關稅收了2.9萬兩銀子。接下來就這麼耗到明朝滅亡。

誰說漢人政權天然就開放的？

其次，漢人政權也不一定好學。

還是以明朝為例。

西方的耶穌會士早在1565年就到了澳門，並請求進入明朝。耶穌會士在澳門有8名傳教士，他們的會長弗朗西斯科·派瑞斯與1565年向廣東巡撫衙門申請在中國正式開教，但被明朝拒絕了，3年後他們的申請再次失敗。耶穌會士直到1583年才被允許在肇慶建一所天主教堂。

近20年時間過去了，才同意與耶穌會士進行認真的接觸，這能算好學嗎？

從那之後，進入明朝的知名耶穌會傳教士有：利瑪竇、範禮安、羅明堅、安文思、龍華民、熊三拔、艾儒略、湯若望等。1580-1640年間，有323條船載有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但其中有70條船失事，代價不菲。

後來，葡萄牙和耶穌會進行過兩次抗清援明的努力。

第一次，澳門準備了30門紅夷大炮和100人的火槍隊，但未能成行

1621年，明朝與滿清經過撫順之戰、薩爾滸之戰、開鐵之戰的接連失利後，瀋陽與遼陽也丟了。當時明朝官員如徐光啟等早已瞭解到葡萄牙大炮的威力，於是力請使用紅夷大炮幫助守城。

1621年，在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的努力下，朝廷同意向澳門尋求幫助。

當時的荷蘭已經在東方海域開始威脅葡萄牙人。但澳門當局評估局勢後認為，暫時無礙，因此就極力滿足明朝的需要，同意提供30門紅夷大炮以及炮手，另外還派出一支100名滑膛槍手組成的火槍隊，隊伍首領叫洛倫佐·李斯·韋利奧（Lorenzo de Lis Veglio)。

但是，這個行動很快就被人阻止了。

魏忠賢的老師、閹黨干將沈㴶一直仇視耶穌會，而且對於不是閹黨的徐光啟等人處處排斥打擊。此時的沈㴶，在魏忠賢的幫助下成為了大學士。他藉口天主教的聖母畫像與白蓮教類似，說天主教就是白蓮教的另一個名字，因此，澳門支援明朝的大炮和火槍隊沒能成行。

第二次，澳門200人的援明火槍隊，依然未能成行。

1630年1月，崇禎帝命令徐光啟和李之藻按照歐洲的模式訓練軍隊。皇帝同意他們二人再次提出的尋求葡萄牙人幫助的事。澳門方面送來了2門紅夷大炮和6名炮手，還有幾支毛瑟槍，領隊的葡萄牙人將領叫公沙的西勞（Gonzales Texeira Correa)，耶穌會士陸若漢（Joao Rodriques)隨軍作為翻譯。這支小隊剛到涿州就大顯身手，他們用大炮和火槍協助擊退了滿人。當時公沙的西勞感覺很好，就請求再調300名火槍手來，並信心十足地說：用這種毀滅性的打擊讓滿人不敢再來中國。

朝廷同意了。

於是澳門方面有200名士兵整裝待發，這些士兵大多數是在澳門的中國人。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職業軍人，每人還配有一名僕人。他們從澳門向北進發，一路到達了江西。

結果在江西出了問題。

因為廣東商人擔心葡萄牙人立功，之後會借勢把葡萄牙與中國的貿易權從廣州一地擴展到明朝的各個口岸，這樣廣東商人就失去了獨佔的利益。因此廣東商人湊了一大筆錢，賄賂了京城的閹黨殘餘官員。結果這些官員讓崇禎帝相信，擊退滿人並不需要葡萄牙人的援助。崇禎帝優柔寡斷的性格起了作用，就下詔讓這支部隊返回澳門了。（本段大意引自美國鄧恩所著《一代巨人》第十三章）

小結一下本段：

明朝很有機會把握與西方的交流的，可以早早地就與西方最先進的科學進行對接。但是可惜，明朝根本不願意與耶穌會士深入交流，也注意不到其背後代表的是什麼力量。

從葡萄牙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到崇禎帝時期，已經近50年。這50年學到了什麼？似乎沒有。大炮、火槍等，並不比滿清先進。至於歐洲的社會情況、政治制度等，統治者也沒有興趣瞭解（利瑪竇求見萬曆，結果萬曆不見）。

耶穌會士和葡萄牙當局願意幫忙抗清，但是兩次都因為中國漢人的內鬥而不能成行。

反倒是後來的康熙，虛心向耶穌會士學了很多東西。

因此，漢人政權一定開放好學也是個偽命題。

結束語

滿清是中國古代專制王朝社會形態的終極完成態。

它繼承了中國2000多年專制王朝的經驗和智慧，把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擾亂政權的因素基本杜絕了，沒有權臣、沒有武將造反、沒有外戚奪權、沒有宦官干政。

看待滿清，只能以中國古代王朝的標準看它，而不能以西方列強的標準要求他。中國與西方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環境不同，怎麼能要求它與西方結出一樣的工業果實呢？即使不是滿清，而是漢人政權，其與滿清相似的概率都是極大的。

現在歸罪於滿清，那是推卸責任，強求祖宗。

而且，滿清奉行中國文化，比元朝要徹底得多，滿清的皇帝們整體上也勤勉節制得多，按照中國儒家對帝王的要求，他們總體上做得更好。但只是對比對象變了，滿清趕上了劇烈的“古今之變”，這是他們自己所無法左右的客觀現實。

今天，中華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了，不要在中華內部搞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無謂紛爭了。而且多數是發洩情緒的文字，並不能做到客觀中立地看問題。

關於滿清自身的功過是非，我在另一個問答裡說了很多，歡迎圍觀（該回答目前點贊數223）：“滿清誤國三百年”這個說法到底對不對？https://m.zjurl.cn/answer/6712300467470205198/?app=news_article&app_id=13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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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煙閣論史

一、文化的落後造成的極端自卑

與其說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表面上看起來是滿清軍隊的殘忍，是對激烈抵抗他們的明朝軍民進行的瘋狂報復，不如說是源自他們文化的落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民族自卑感，這也就衍生出來在他們穩坐統治地位之後而頻頻發生的文字獄——並且還是發生在所謂的康乾盛世。

極度的文化自卑使得他們在統治手段上近乎神經質，唯一比元朝時期開明的便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任命漢臣，至少在表面上看起來他們還是尊重中原文化的，即便如此，漢人即便能夠位居一品大員，但是他們卻永遠沒有向滿族人那樣的爵位以及相應的待遇，也就是說，文化的自卑也導致了他們對漢人的極度不信任，所謂的百般打壓、千般提防，無非是在他們的文化認識當中，他們自己就認為自己的文化是落後文化，但是這種自卑沒有使得他們採取謙虛的態度去學習，而是在制度上採取了隔離的辦法——既不得不承認中原文化的先進，又擔憂他們被同化之後，民族文化徽記的消失。

與之固步自封的文化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中原文化的開放性，早在唐朝時期，西安就已經是國際大都市，眾多文化摻雜在一起，卻沒有因此產生出任何排外的思想，雖然中後期對景教也就是基督教曾經有過驅逐，但這也是受到了佛教的波及，而滅佛行動也是由於體制出現了問題，而不是佛教文化的問題。況且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事實上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佛教，佛中有儒道，儒道中有佛，相互交融、相互借鑑，雖然常有你來我往的辯論，但最終的結果卻是推進了文化的進步，這同滿清文化成為文明桎梏是迥然不同的。若有人說康熙學習了許多西方的先進知識，這應該是開明的吧？如果在一國之君的位置上真正認識到文化的先進性，那麼他會在全國推行，然而，康熙卻僅僅作為了自己的愛好，使得西方先進學科只能是一代而終。這不是說康熙格局小，而是在那個歷史背景下，他的格局被侷限在了民族的矛盾上，先進文化絕對不能覆蓋到被統治的漢人當中，否則，居於少數的統治者民族將會岌岌可危。

所謂乾隆的十全老人，這個稱號完全是極度自卑轉成了極度自負，也導致了中國文化的止步不前，誰能比皇帝更進一步、更高明一些？所以，清朝能出《紅樓夢》這樣的悲劇小說，卻難出《西遊記》這樣的顛覆性小說，清朝也不乏文人墨客，卻只是賣弄風騷，“人生若只如初見”的你情我濃，悲悲慼慼，卻沒有出現一個像“知行合一”的王陽明。

二、制度政策的落後

當年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歐洲還是矇昧時代，上千個小國家星羅在歐洲大陸。但是到了清朝時期，卻是一個大反超。這其實本質仍舊是文化自卑所導致的，但這裡不僅僅體現在文化本身的落後上，而是體現在了制度政策層面。有資料顯示，當年英國使節希望和乾隆皇帝開展國際貿易時，乾隆並非是真的有著天朝上國的驕傲而拒絕，恰恰是企圖通過把自己封鎖起來，斷絕和這些奇技淫巧的來往，保住自己的所謂高大上。

制度政策的落後，不得不提及閉關鎖國所帶來的極端破壞。虎門銷煙的民族英雄林則徐，也是當年清朝為數不多的開眼看世界的明臣之一，然而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在他的觀念裡竟然有著和當時中國人普遍有著的荒謬認識——那就是外國人的膝蓋不會打彎，只要把他們打翻在地，他們就再也不能自己起來了，而這種令人噴飯的錯誤觀念甚至持續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如果揣著火車、輪船是用牛拉的這種觀念去和堅船利炮的外國人去戰鬥，結果可想而知。

三、國際事務敏感性過低

康乾盛世，一直被人所津津樂道，似乎是在說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打造了一箇中華民族前所未有或是說與漢唐不分伯仲的繁華鼎盛，果真如此嗎？不得不承認的是，清朝在對現在中國的疆土上具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同樣在國土上清朝也有許多失敗的地方，在這裡筆者不想就疆域論疆域，而是想說，清朝的統治者感知世界、對國際事務的敏感性太低。

其實應該在康熙朝和沙俄的歷次戰鬥中應該發現，當時的清朝已經落後了，然而這些不但沒有引起他們的警覺，反而是加以粉飾，大肆宣傳康熙的文治武功，甚至這種觀點一直延續至今，那麼當時的清朝究竟有沒有戰勝沙俄？如果戰勝了，為什麼割地的反而是清朝？如果在這個時候能夠同世界及時接軌，中國還不至於落後，因為明末時期，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優勢已經逐漸減弱，從火炮的製造工藝上便可以看出，而明滅亡至康熙朝，為什麼中國沒有遭到大規模的入侵，筆者認為，當時的歐洲已經開始了殖民侵略，但是一方面他們的主要精力在印度、非洲、中亞、美洲，因為這些地方光是在疆域上就足以令他們笑話一個時期了；另一方面，歐洲國家之間的爭霸，使得霸主交椅幾易其手，而他們爭霸的焦點也就是這些新開發的殖民地。等到這些列強基本上勢均力敵的時候，也就是他們聯合開發新殖民地的時候，特別是美國的獨立，使得美洲這塊曾經的殖民消失，列強的目光，自然就對準了還在天朝夢中的大清。

其實，中國即便已經落後於西方，但是隻要及時跟上時代步伐，也絕對不會讓人魚肉，因為，泱泱中國有著同根且統一的文化，這與其他大陸小國林立的局勢是不一樣的。一家之言，拋磚引玉，也請高明讀者留下您的觀點。

我是文史墨客，不當之處，請多指教，期待與您的交流！

文史墨客

其實這個說法並不十分準確。滿清確實耽誤了中華，但是至少在疆域方面還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那麼為什麼經常有人說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呢？

一、奴化思想，將所有人都變成了滿清貴族的奴隸，他們失去了思考行為能力，活著僅僅只是一具具傀儡。

二、文字獄興起，形成了超級嚴重的文化桎梏。縱觀歷朝歷代，基本上沒有哪個朝代的文化思想像清朝一樣發展那麼滯後，究其起因便是滿清的文字獄，給國人以嚴重的桎梏。

三、閉關鎖國，這是大家詬病滿清政府對根本原因。久居貧瘠之地的滿清貴族入關後，見到中原物產之豐富，心理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們覺得中原物產夠豐富了，所以沒有必要再與世界溝通。盲目自信之下，便產生了天朝上國之思想，切不知此時國外正在迅速的朝前發展，中國被遠遠的拋棄在了後方。

四、極不重視科技、商業、教育的發展，使得當時的中國和國際社會嚴重脫節。

史海鉤沉

這問題怎麼充斥著濃濃的民族主義味道？

假設

如果英國工業革命提早了三百年，那英國的堅船利炮正好打到了嘉靖皇帝的朝堂上，強迫其通商開岸，設領事，駐軍隊，劃租界。那會不會有這樣的言論“大明誤我中華三百年？”

很明顯不會嘛！漢人怎麼誤中華？對大明的態度最多就是“有感情地”輓額嘆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僅此了。但絕不會是本題這樣的態度——將歷史車輪碾壓過的痛苦，宣洩到統治階層的一個異族人身份上。如果我們現代人對歷史的認知，依舊是以這樣思維在解釋，那才是真正應了魯迅先生的名言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抬槓

少荃都想到了有人會反駁，而且理由很紮實“大明是漢人的骨氣，不賠款，不割地的作風歷代堅守不破，如果真要英國人打來，那迎接他們的必是神機營的火銃。”

確實，少荃也堅信會是這樣的結果。嘉靖年間東南沿海倭寇猖獗，其根本是由堅決的禁海政策造成的。此時英國人要來通商，明顯是撞大明朝的槍口，戰爭是一定不可避免的。

那麼問題來了：

死戰不和談的大明，同一觸即簽約的晚清比較，哪種方式才是真正的“誤我中華”呢？

大明的風格

縱觀大明一朝的所有君王，在危難逼近時作風表現上的確“硬朗”——御駕親征、死不投降、堅守都城。代表性的有永樂皇帝朱棣，明英宗朱祁鎮，明代宗朱祁鈺，以及明思宗朱由檢。尤其是朱由檢，在清軍南下入侵，大順軍（李自成）北上進犯的雙重壓力下，愣是沒有南遷陪都金陵，最終導致了大明政權的崩毀（不南遷的原因，少荃不在此探討）。

明朝對外的態度，基本上是從永樂皇帝朱棣開始逐漸成型且奠定的。

首先是通商海外——鄭和下西洋就是明成祖朱棣主持操辦的，但動機上更多的是宣揚國威，讓萬邦來朝，其次搜尋朱允炆的下落，最後才是同海外通商貿易。因此，在物力輸出和財富收入上完全不成比例，完全是一個不可持續發展的利國之策，最終被迫喊停。而造成的後果，則是歷代皇帝對“片板不得下海”的祖訓更加深信不疑——“海外通商，誤國之謀。”

其次是面對危局的做法——面對北禍，朱棣雄才御駕親征，朱瞻基英武御駕親征，朱祁鎮，不自量力御駕親征，結果兵敗土木堡被俘，京城陷入危機。面對瓦剌大軍兵臨城下，朝中出現了堅守和南遷兩種聲音。結果提議南遷的官員被打成了“奸臣派”，之後再無人敢提“遷都”一詞，朝局氛圍談虎色變，一直蔓延到明朝末年。

大明朝持有這樣的政治思維與態度，那面對英軍會做和結果？

真正的悲劇

正如上面所說 ，大明朝勢必和英國發動一場戰爭，在“不投降”政策下必然曠日持久。但如果第二次鴉片戰爭依舊是英法軍艦從海上直撲京師，那會造成怎樣的後果？

絕對是悲劇的！因為不論皇帝是嘉靖還是萬曆，他們都不具有晚清時的朝局氛圍，天子能在政治上更理性，決策上更圓滑，百官能夠不重名節保皇室等。因此，面對英法的堅船利炮，清朝的咸豐皇帝能麻溜地跑熱河去，把恭親王推上去主持大局。但大明朝則沒有這樣的機會，王朝勢必將如同北京保衛戰一樣，讓當朝天子坐堂，死抗到底。

當高維度的文明打擊低維度文明時，結果可想而知。全世界也沒出現過封建統治打贏工業革命的“奇蹟”，然而卻有殖民統治將更低維度文明打入“瀕臨滅絕”的實例（參照美國對印第安人的做法）。

戰爭的泥潭不會讓追求財富的帝國文明輕易收手，而明朝統治系統的短淺戰略思維更不會將戰爭拖入持久戰。一旦大明中央朝廷被擊垮，結果就會按照印度被殖民的結果發展下去。所以，面對蠻夷鋼槍猛炮的入侵，由漢人執掌的大明王朝即使誓死抵抗，也難以從更高明的政治角度去剖析發現問題的根本，解決戰爭問題的實質。

說實話，晚清的外交手段與政治思維確實高明

當初，英法聯軍兵臨城下，身為天子的咸豐能逃到熱河去，這在老百姓看來是奇恥大辱呀，但對現實問題確實得以解決。一來蠻夷不直面天子，天子的權威並未被直接侵犯；二來交待一個“擋箭人”同洋人協商談判，解決問題；三來是“最政治的手段”，一但協約引起天下萬民和百官的積憤，擋箭人迅速可以轉化為替罪羊平息事態。要知道，天子統治的不是洋人，是普天百姓，只要安撫住百姓對統治地位不動搖即可。

英法打入北京城時，遠在安徽的李鴻章就和曾國藩說到：“英法夷人遠道而來，目的只是為利，以利給予則無大礙……。”

晚清自始至終對帝國主義的進犯從來都是示好中以求相持，相持中謀求自強。

滿清政府的示弱，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是非常理性的。成熟的統治系統是十分清晰“雞蛋撞石頭”和“留的青山在”之間的界限的。

晚清的示弱，其做法最大的好處就是——晚清的合法統治性一直並未被動搖，它一直是同各帝國主義進行外交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鮮有帝國扶植傀儡政府來稀釋大清的合法性。從長遠的眼光看，中央政府的合法唯一，則讓同帝國簽署的所有條約都有實際作用，同時相互聯繫起來的利益關係則也在各個帝國的關係中產生了制衡的作用，確保了自己不被推翻，確保了清廷一直對這片土地具有統治權。

而這樣的政治思維，從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到明思宗朱由檢覆滅，整個近300年中都未有丁點展露。可想而知結果會怎樣。

總結

再往前追溯，其實宋朝人的政治思維也同清朝幾近類似，但不可取的是，他們在民族融合與統治力度上不能同清朝的滿蒙聯親，滿藏聯誼，征戰西北新疆方面相提並論。所以，滿清政府無論是在疆土統一上，還是制度過渡中，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與其說“滿清誤我中華三百年”，不如說“滿清遞過來的接力棒實屬不易。”

少荃經史屋

滿清時期，我中華人口繁衍，生活相對還好，這算是一利吧！但是從歷史總體發展趨勢來看，滿清確實誤國！

也許到了歷史的風口，滿清正好在風口上，而他的表現又是不盡人意，所以他誤國！

如果把明朝拉到這個風口，也許會比清朝好得多，從這個節骨眼上看，吳三桂才是我中華的大罪人！

當然如果把盛唐強漢放到風口，毋庸置疑，表現肯定良好；但如果是五胡時代呢？兩晉時代呢？表現的也許還不如清朝！清朝的表現頂多是中下等！這是我的結論！

再來說，清朝康雍乾盛世，後期衰敗，這是我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規律，怪不得別人！壞就壞在，風口出現在了清朝的衰敗時期，如果事前期盛世，表現也許會更好！

西方人還提出過，侵略中國是傳播近代文明；西方人確實傳播了近代文明，但是方式確不是一般的不要臉！

對我中華來說，近代史很屈辱，但是也打醒了國人；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後繼，救亡圖存！越是艱難困苦，越顯我中國之民族凝聚力！禍兮福之所倚，這就是我中華老人的話，時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輝！因為現在的中國盛世，就是從苦難中化繭成碟而來的！

關鍵字: 中華 歷史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