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是古希臘的一個城邦，當時雅典民眾對於民主政治有著炙熱的追求。雅典曾因民主政治在一段時間內一度成為希臘最強城邦，也讓“民主政治”光輝閃耀著整個古希臘文明長河，澤被後世。
那麼雅典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追求——民主信仰，是如何確立的，期間又經歷了怎樣的波折呢？
雅典在梭倫改革中扣開了民主政治的大門，並在隨後的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改革中將其完善，風風雨雨一路走來，最終確立了民主信仰
民主政治的建立開端於梭倫改革，在梭倫著手進行改革前，雅典下層民眾的遭遇是極其艱苦的。借了有產階級的債若是無力償還，債主就在借債者的土地上立起相關碑石作為標示，而借債者就會成為“六一漢”，他們必須無償為債主工作，並且要將收入的5/6上交給債主，自己只留1/6。
如果收成不足以繳納利息，那麼按照相關法律債主在一年後就有權力將借債者及其妻子、兒女變賣為奴，以此償債。在梭倫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是以嚴酷著稱的德拉古法，連對偷竊水果、懶惰這樣微不足道的過失都要判處死刑的酷法。人們批判它不是以黑墨水寫的，而是用人民鮮淚著成的。
公元前594年，梭倫以其功績和在民眾中的影響力，成功當選為雅典的執政官，為調和貧富階級間已近白熱化的尖銳矛盾，梭倫開始了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改革，這裡主要介紹其在政治方面的改革。
改革首先是廢除了世襲貴族對經濟政治的壟斷權利，同時不再以公民的出身判斷貴賤，而是以其財產數量來劃分等級。按公民農產品年收入總量分為4個等級，各等級的政治權利和政治義務由其財財產量大小決定。政治改革第二條，設立400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也是最高行政機關。
400人會議由雅典的4個大部落各選100人組成，進行議事。除了按財產量劃分的第四等級外，其他公民皆可當選，進入400人會議。
其次第三條，設陪審法庭為城邦最高司法機關，仲裁公民提出投訴或上訴的案件，任何公民都有權提出上訴。另外所有陪審員都是以抽籤方式在全體公民中“挑出”，確保了審判所謂的民主性。第四條是結束德拉古法的“統治”，只保留其中關於殺人罪的部分條文，使雅典的法律體系更具人道色彩。
梭倫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打開了雅典通向民主政治的大門，促進了雅典政治的民主化，也促進了雅典各方面的發展，併為其後的改革完善奠定了結實基礎。
隨後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建立500人會議代替原有的400人會議。還確立了陶片（貝殼）放逐法，防止僭主的產生。
另外還確立了新的行政選區制度，打破了原有的部落選區制。並建立10將軍委員會。這次改革讓所有雅典公民都能夠參與國家政治，打破了財產的限制，標誌著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正式確立。而此後的伯利克里改革則進一步完善了民主政治制度，使雅典民主政治進入了鼎盛時期，名震愛琴海。
雅典的民主政治就是通過這樣一次次改革建立起來的，雅典人民的民主信仰也隨之形成，對民主的信任、渴求也埋於雅典人民的心底。
雅典民主政治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一段時間裡，它也一度銷聲匿跡，雅典民主信仰也一度受到威脅
雅典因民主政治鼎盛一時，在公元前500年，雅典戰略性地出兵援助了小亞細亞地區，與他們一起反抗波斯的暴動；公元前490年，雅典幾乎僅憑己力，在馬拉松與波斯的戰爭中獲勝；公元前480年，以雅典為主力的希臘水師英勇作戰，大敗波斯艦隊。
公元前478 年，雅典城邦又聯合小亞細亞、愛琴海中的其他希臘人，一起組成了提洛同盟，並繼續進行著對抗波斯壓迫的戰爭。雅典逐漸成為愛情海周邊政治上最安定、經濟上最繁盛、思想文化上最富有創造力和影響力的城邦。可以說，雅典人對民主政治的嘗試，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然而，在伯羅奔尼撒大戰開始後，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受到了嚴峻挑戰。在公元前430 年，雅典大地上突發疫病，使雅典人口劇減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這也直接導致了雅典兵源不足。公元前424 年，雅典又失去了其在愛琴海北岸的戰略據點——安菲波里斯。
公元前415 年，雅典傾全邦之力發動西西里遠征，企圖征服敘拉古地區。但是艱難作戰的結果，是雅典遠征戰隊以及其他援軍的全軍覆沒，雅典影響力大減。早與此同時，等待良機的提洛同盟盟邦伺機暴亂，一直在旁觀望的波斯投入斯巴達陣營，雅典大約2萬名奴隸趁機逃亡。
雅典幾乎到了歷史的盡頭，民主政治也因此遭到嚴重挑戰，公民對此產生了懷疑，雅典的民主信仰也出現了危機。公元前411年民主政治制度一度被廢除。雖然不久之後民主政治得以重建，但公元前406年雅典人又再度失誤，直接處死了六名富有作戰經驗、戰功顯赫的將軍。
這次事件又直接導致了公元前405年，雅典水師在羊河戰役中全軍覆沒。雅典城邦無力抵抗，只能接受斯巴達人提出的嚴苛條件。自此曾經的海上霸主，淪為了斯巴達的附庸。
除了現實政策的失誤，希臘的部分有產階級也對民主政治制度提出了的批評。 一位佚名的上層階級人士指出“對於雅典人的政治體制，他們選擇的政體類型或者模式，就它偏於卑賤者來說，我是絕對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理由是國家本應由高尚而富有學識的有產階級人士治理，雅典民主政治卻把治理國家的大權交給了無知的群眾。儘管群眾們成功地統治了城邦，但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忽視了這個城邦的長遠利益。
與此同時，蘇格拉底開始精英教育，他提倡對國家的治理應當由這樣的精英進行。雅典人民的民主信仰就這樣陷入了空前的危機。
雅典的民主信仰沒有因陷入危機而斷絕，相反它在危機中完善和重生，繼續造福雅典、影響後世，為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鑑
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再度煥發生機，擺在民主派面前的迫切難題，是如何改變因對斯巴達作戰和三十僭主以及內戰對城邦造成的損傷，重建雅典公民對民主信仰。
在塔拉緒布羅斯等支持下，雅典人順利實現了國家和解，重新樹對民主政治的信心，民主信仰得到重建，並保證了雅典社會的穩定。雅典人對民主政治重建的成功，首先源自民主派的剋制和大度，他們放棄了部分利益的爭取，並承諾放棄對除三十僭主及其直接幫兇外的其他人的懲罰，
重塑民主信仰的一大重要舉措，是提高法律的地位。為此新民主政權進行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組成500人法律編纂委員會，它的主要任務是修訂雅典法律使其適應新情況。當該委員會發現梭梭倫時期遺留下的法律有許多矛盾時，又通過議事會和公民大會的決議組建了一個專業立法委員會，專門負責審查有關法律。不但如此，兩委員會完成所有審查工作後，將有關法律公佈在雅典廣場。
在此公佈期間，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權利向兩委員會提出自己的建議。重塑對民主的信仰的另一重要舉措是: 雅典公民大會每年發起一次對所有的法律條文審核。如果法律令人滿意，則到此為止。如果在審查期間有任何公民對法律提出看法、改進意見，則公民大會必須在隨後的三次會議上對有關法律條文進行討論，並選舉一個立法委員會裁決該意見。並將新法公佈於廣場供大眾討論，若新法無法通過大眾討論，相關提出者就要受到懲罰。雅典就是通過這樣的措施來提高法律的地位。
為應對公元前5世紀後出現的思想領域的混亂，雅典人進行了一系列整頓。他們控告或驅逐了部分哲學家。為了重樹宗教權威，公元前399年雅典有關機構還對蘇格拉底的提出控告主要罪名是蘇格拉底不信雅典國家的神靈和蠱惑青年，最終導致蘇格拉底被處死。
通過一系列的整頓，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經從純粹的全民治，即像抽籤、輪流坐莊式的“賭徒式”民主，變為了以法治為基礎的民主政治，民主信仰得以重塑。民主也因此具有了穩定性、連續性，為雅典各方面的繁榮奠定了結實的基礎，也為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鑑。這一光輝的政治典例雖然已淹於歷史長河，但其卻如沉於水的游魚，不時浮出水面，給世人一次又一次驚喜，給人以警醒、啟發，讓人不忘那黃金時代。
參考文獻：
《雅典政制》
《古代希臘帝國》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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