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處於新冠病毒感染迅速擴大的“緊要關頭”

日本處於新冠病毒感染迅速擴大的“緊要關頭”

2月21日,在日本東京,路人戴著口罩。 (新華社/法新/圖)

(本系列均為南方週末、南方人物週刊原創,限時免費閱讀中)

截至東京時間2020年2月21日上午9時,日本共有72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包括“鑽石公主號”上的634例確診病例,檢疫員等政府職員3人;“輸入性病例”包括從中國湖北返日人員14人、中國赴日遊客12人。更糟糕的是,日本還發現至少65例“社區感染者”,幾乎從南到北遍佈全境……

2020年2月18日,走下“鑽石公主號”豪華遊輪後,日本神戶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巖田健太郎當即自我隔離,並錄製了一段14分鐘的視頻短片。

“非常悲慘的狀況,讓人從心底感到害怕。”在視頻短片中,巖田健太郎還描述,“鑽石公主號”已變成“恐怖遊輪”。

截至當地時間2月21日上午9時,日本共有72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來自“鑽石公主號”上的確診病例為634例,包括兩個死亡病例。

這艘豪華遊輪搭載了3700多名乘客和乘務員,它的傳染率接近20%。外界擔憂,一艘遊輪上的慘劇也揭開了疫情的新風暴眼。

“要防止出現第二個武漢”

來自國際航運組織的信息顯示,“鑽石公主號”的所有權屬美國嘉年華集團(Carnival Corporation & plc),它的運營權屬於英國公主遊輪公司,懸掛英國國旗。

依據國際法規定,公海上的船舶適用“船旗國主義”原則,即船旗國有義務“在行政、技術及社會事項上有效地行使管轄權及有效地進行監管”。因此,不論船旗國英國還是所屬國美國都對“鑽石公主號”的疫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依據一部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衛生法《國際衛生條例(2005)》,日本作為“鑽石公主號”的沿岸國仍有救助義務,日本政府一直備受人道主義的譴責。

“日本沒有采取措施防止感染擴大的權限和義務,應承擔義務的是船籍所屬的英國。”《日本經濟新聞》以“日本沒有義務應對‘鑽石公主號’遊輪”喊冤。

儘管如此,日本政府還是決定對“鑽石公主號”施以人道主義救助,不僅提供了食品支援和醫療物資,還派出傳染病調查專家登船。

一名登船的日本檢疫官在2月10日被診斷出感染新冠病毒。不久,兩名分別來自厚生勞動省和內閣官房的職員也確診。日本厚生勞動省新聞發言人介紹說,“可能由於他們沒有佩戴護目鏡”。

2020年2月3日和4日,三名政府職員登上“鑽石公主號”,為乘客測量體溫,並回收問卷。2月19日,日本政府允許“鑽石公主號”的人員下船,並協助國際乘客返回所屬國。

但來自遊輪上的634例輸入性感染者,也迅速增加了日本新冠病毒感染的總數。此前,“輸入性病例”還包括從中國湖北返日人員14人,以及中國赴日遊客12人。

“(日本)要防止出現第二個武漢!”日本神戶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巖田健太郎呼籲。

外界普遍擔憂,日本恐已成為新冠病毒的“新溫床”。截至當地時間2月21日,日本本土還發現至少65例“市區(社區)感染者”,這包括2月20日新增的10個新病例。

日本的疫情已進入“社區模式”,本土感染者幾乎從南到北遍佈日本全境:北海道、埼玉縣、千葉縣、東京都、神奈川縣、愛知縣、京都府、大阪府、奈良縣、和歌山縣、沖繩縣等地。

就在中國出現第二個死亡病例的前一天,日本就已確診了該國首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2020年1月16日,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一份聲明:一名生活在神奈川的華人青年男子確診感染,他在1月6日從武漢返回日本。

2月13日,日本出現了第一個死亡病例,死者是一名來自神奈川縣八十多歲的女性。1月11日,她開始感到身體乏力,不久得到確診。

“日本處於感染迅速擴大的緊要關頭,有可能大規模流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前局長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公開表示,途徑不明的“社區感染”很可能正在日本擴大。

危急時刻,一些社會文化習慣也顯得不合時宜。近日,千葉縣一名二十多歲的男子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他在“5ch”網絡社區發佈了一段奇怪的抱病求醫經歷,為其隱瞞病情道歉和辯解:

2020年2月2日,他的身體開始發燒。但是,他覺得在公司的職級較低需要“熬年限”,也恥於“為他人添麻煩”。所以,他沒有向公司告假,發病期間照常上班,甚至經常加班到深夜。

其間,他也一度向醫生坦承可能染上了新冠肺炎。不料,醫院高層卻擔心,如果該醫院出現確診病例,將會被“全面檢疫”,甚至會被“停業問責”。

因此,院方一直為該病患做一般肺炎處理。直到2020年2月13日,這名青年男子病情嚴重才被正式確診,並導致多人隔離。一些日本媒體反思說,“恥感文化”“年功序列制”等日本社會獨特的文化和管理體制可能會助長瘟疫的傳播。

一份難辨真假的文件“東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2008年新型流感傳播模擬”也在流傳:如果在病毒潛伏期,有感染者第3天乘坐地鐵,那麼人流密集的東京第5天將會有700人被感染,第10天感染者就會增加到12萬……

“封關鎖島”,還是開門狙擊?

當前,日本已出現上百名傳染源不明的病例。在《讀賣新聞》的最新民調中,安倍政府的支持率下滑了5個百分點。不過,與歷屆政府危機應對水平相比,安倍政府的疫情處理並不慢。

“自從2013年以來,在安倍首相的推動下,日本政府建立了相對集中的決策體系,首相官邸比過去能發揮更為快速決斷的司令部功能。”《日本經濟新聞》的文章評論說。

2020年1月28日,日本政府就依照《感染症法》和《檢疫法》,將新冠病毒列為“指定感染症”;2月1日,日本各大口岸啟動防疫措施,禁止入境申請前14天內有湖北蹤跡史的外國人入境。

每當疫情來臨,日本政府以往大多采取“封關鎖島”的應對策略,卻也被批“殺敵八百,自損一千”。

2003年,當“非典”(SARS)傳來時,一系列近乎“封關”的措施雖然有效阻擋了疫情,但也嚴重傷害了日本經濟和社會的發展;2009年,新型流感病毒H1N1肆虐時,日本的“封關”策略並未成功阻擋病毒的入侵,至少有2000萬人感染。

“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一些人僅有輕微症狀或者無症狀,難以在邊境口岸阻止病毒的流入。”日本長崎大學教授安田二朗說。

他認為,日本現在處於社區感染初期階段的邊緣,難以找到和控制感染源;如果真正進入社區感染狀態,又將難以阻止感染擴大。

新冠疫情初期,日本社會一度出現“封關”的呼籲聲。最終,日本政府還是接受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建議,並未對任何國家實施“完全封關”,避免過度恐慌傷及經濟和民生。

隨著境內感染者迅速增長,日本政府又迅速調整對策:從口岸上的有限封堵,轉向在醫療環節上的“開門狙擊”。

“早發現,早治療”是控制疫情的古老戒律。日本厚生勞動省呼籲,公眾在懷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時必須及時就醫,並推出一系列舉措防止病患衝擊醫療機構造成“院內感染”。

“歸國者及接觸者諮詢中心”是設立在患者與門診機構之間的防火牆,能夠有效降低“院內感染”幾率。2020年2月17日,日本全國536個“諮詢中心”開始投入使用,並及時公佈了新冠病毒患者的主要症狀:乾咳乏力、持續37.5度以上發熱等。

公眾只有在撥打諮詢熱線彙報症狀後,才會被告知如何到專業門診機構救治,而後者並沒有對社會公開。

“很擔心,希望接受檢查”“我買不到口罩”,2020年2月14日,即境內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去世的次日,各地諮詢中心的電話幾乎被打爆。

不安的情緒迅速增長。但是,“諮詢中心”有效避免了人群蜂擁而到醫療門診機構,進而導致新冠病毒的“院內傳播”。

“除了注重檢疫措施外,(日本政府)在早期階段就開通市民熱線,這一做法是因為有了前車之鑑。”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醫生林三千的話,“2009年新型流感的一大應對錯誤就是,日本沒把一般流感以及新型流感分開,這造成各大醫院人滿為患。”

此次,日本政府先設“防火牆”——“歸國者及接觸者諮詢中心”,並有效地確定輕重緩急的分診程序,也是汲取了和歌山縣“院內感染”案的教訓。

2020年2月18日,日本和歌山縣有3人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均屬有田醫院“院內感染”。其中,一人是六十多歲的病人,他曾與一名新冠病毒攜帶者同住一間病房。另外兩名感染者則是該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及其十多歲的兒子。

日本政府還根據疫情逐漸增加醫療資源,嚴格監控可能的“爆發式流行”。2020年2月15日,日本的專業門診機構已達到726家,共計1800張床位,但還是難以滿足需求。當前,日本厚生勞動省正努力將專業門診機構擴充到800個,重症病床增加到3400個。

作為戰疫的關鍵環節,日本的病毒檢測也面臨著人員和試劑不足的困難。最初,這項任務由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和地方衛生研究所負責,每天可對1500人進行檢測。但由於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不足,一直未能滿負荷運轉。

從“風月同天”到“投桃報李”

得知日本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不足後,中國決定向日本無償捐贈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2020年2月21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耿爽在記者會上表示,儘管當前中國國內疫情形勢依然嚴峻,防疫物資還不是那麼充裕,但我們願在努力抗擊本國疫情的同時,進一步同日方分享信息和經驗,繼續向日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官網公告也顯示,通過深圳華大基因科技公司和深圳市猛獁公益基金會,第一批試劑盒已經緊急捐贈給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

“日本這一次頻頻做出了聲援中國抗疫的舉動。”法新社的文章評論說,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中日關係迅速回暖: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日本民眾在捐贈物資外箱上的一句古詩,讓兩國民眾感受到文化上的親緣;日本芭蕾舞者齊唱中文歌曲鼓舞中國抗“疫”,更是各大視頻平臺上的爆款。

中日關係正走出“政冷經熱”的歷史怪圈。2020年2月10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宣佈,每名自民黨國會議員將從3月的經費中扣除5000日元(摺合人民幣315元),用於捐助中國抗疫。

此舉被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為“破天荒”。

2020年2月17日,日本第五批滿載醫療物資的包機飛抵中國武漢。來自鄰國的傾情相助一次次地讓不少中國民眾感動至深,“日本朋友你們也要給自己留一點防疫物資,要保護好自己”。

“一罩難求”,日本當前也面臨著醫療物資緊缺的困局。2020年2月1日,東京的超市、藥店和診所的口罩就開始脫銷。一名藥店經營者對筆者說,平時配齊口罩等醫療物資只需兩三天,如今最快也需要三週時間。

恐慌在蔓延,但以口罩為主題的灰色新聞也讓日本民眾苦笑不已。2020年2月16日,日本神戶市中央區的神戶紅十字醫院大約6000個外科口罩居然被盜,它的市場價值只有4萬日元(摺合人民幣約2500元)。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該國國內醫療機構每個月大約需要1億個口罩,來自公眾日常防護層面的社會需求每天則高達1.2億個。

“口罩荒”也成為日本政府的頭疼事,迫切需要拿出對策。

“通過加強24小時生產等措施,(日本)國內每週能供應1億個以上的口罩。”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2020年2月12日在記者會上透露,日本政府還將通過財政補貼手段鼓勵企業擴大生產。

當前,日本大約70%的口罩依賴進口,製造口罩的原材料也不能自給。其中,大部分N95型高等級防護口罩為中國生產。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產國,獨佔全球產量的50%,也是最大的口罩出口國。受疫情影響,中國市場口罩供應同樣緊張。

近日,日本政府卻宣佈了一則重磅消息:將逐步恢復從中國進口口罩。隨著中國企業迅速復工復產,中國市場無疑是日本尋求幫助的最佳對象。

“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中國經濟受傷,日本經濟也會受到衝擊,反之亦然。”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天兒慧認為,日本政府和民間捐贈中國抗擊疫情不僅出於人道主義而是命運相連,中日兩國的經濟依存度很高。

推遲、放棄與堅持

歲末年初,日本政府就制定了接納四千萬訪日外國遊客的“小目標”,但開局不利。

“日本被投以嚴厲的目光。”共同社援引日本國土交通省一名官員的話:疫情不僅讓日本自身提高了入境門檻,也導致泰國、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紛紛呼籲民眾不要赴日。

日本的旅遊業首當其衝。2020年2月19日,日本國家旅遊局(JNTO)發佈一組數據顯示,1月份訪日遊客同比減少1.1%,減少至266.1萬人;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範圍2月份繼續擴大,中國遊客可能銳減至零。

中國一直是日本旅遊業的傳統客源地。據日本國家旅遊局統計,2019年的3188萬名訪日遊客中,中國遊客為959萬人,消費金額高達1萬億日元,另一個鄰國韓國赴日遊客558萬人,位居第二。

猶如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旅遊業的蕭條又危及航空業和商品零售業。2020年2月13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發佈一份評估報告預計,日本旅遊業第一季度的損失可能高達13億美元,主要原因是中國遊客減少。

歷史上,航空業與旅遊業是一損俱損的“同胞兄弟”。2002—2003年SARS肆虐時,大約有70家航空公司停飛連接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的國際航班;2009年,新型流感H1N1蔓延之時,訪日遊客同比減少34%。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不少通往日本的國際航班也已停飛,包括昔日一票難求的“羽田—首爾”和“關西機場—臺北桃園”等熱門航線。

日本的製造業也受到疫情波及出現局部停擺。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不少日本企業出現“產業供應鏈停滯”局面,半導體等主力電子器械出口量大跌。例如,秋葉原的電腦維修商因為中國工廠停工而缺乏零件,無法給日本客戶及時修理電腦。

製造業是中日兩國的支柱產業,它們的下滑又重創國際貿易。2020年2月19日,日本財務省發佈1月份貿易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對華出口較上年同期減少6.4%,來自中國的進口額也減少了5.7%。

新冠病毒疫情也給商業交往和政治活動蒙上了陰影,但日本的防疫策略逐漸升級,小心翼翼地避免過度傷及經濟和民生,學校仍在上課……但為避免經濟滑坡,日本政府準備了5000億日元的政策性貸款用於中小企業資金需求。

一些商業聚集性活動也受到嚴格限制或乾脆取消。據路透社2月18日報道,意大利奢侈品牌“普拉達”(Prada)的時裝秀已被推遲,該活動原定2020年5月21日在日本舉行。

“我們將觀察最新局勢,討論各種可能的選項。”共同社則援引日本宮內廳一名官員的話,正討論是否取消天皇的生日朝賀。

日本天皇德仁即將迎來60歲生日,原定在2020年2月23日舉行朝賀活動,將有數萬民眾聚集在皇居慶賀。屆時,天皇將攜皇后等人站在長和殿的陽臺上接受慶賀。

種種無奈、推遲和放棄之外,日本堅持舉辦奧運會。有分析人士認為,一旦東京奧運會因疫情取消,日本將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2020年2月21日,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將在今年7月如期開幕。為迎接奧運會的到來,日本各都道府縣都在緊鑼密鼓地做好醫療保障準備,確保當地至少有一家多種語言醫療救治機構。

不少歐美國家的城市則摩拳擦掌準備“接盤”。

“如果由於新冠病毒的暴發而使奧運會被迫改期的話,那麼夏季奧運會和殘奧會可以在倫敦舉行。”2020年2月18日,英國倫敦市長候選人肖恩·貝利(Shaun Bailey)率先提出“接盤”的提議。

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隨即回應:倫敦這名市長候選人的提議“不合適”。

追逐著“奧運夢”,一些日本民眾更關心疫情的走向:新冠病毒是否會隨著氣溫的升高而“踩剎車”?有效的疫苗何日問市?

“即使進展順利,疫苗的臨床使用可能也需要大約10年時間。”日本大阪大學微生物病研究會理事長山西弘一潑來一盆冷水。

這位身兼日本疫苗廠商顧問等數職的學者還進一步解釋說,即使幾年時間內能夠開發出疫苗,還需要臨床試驗來確認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的費用也將高達數百億日元,這不僅需要舉國力量的支持,還需要廣泛的國際合作。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熊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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